宋太宗赵光义有子九人，真宗赵恒为太宗第三子。太宗长子楚王元佐于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被废为庶人，此后一直没有参与到政治斗争中来。次子许王元僖本来深得太宗喜爱，在元佐被废的第二年（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被封为开封府尹，已经具有了实际上的太子地位。

但元僖政治上失误，后来因结交赵普和图谋太子之位而被太宗厌弃，倒霉的是，他在自己家里也搞不定女人，在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误中毒而死。此后，三子襄王元侃于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被封为开封府尹，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改名为恒，并得到了正式的皇太子称号。

赵恒的即位过程有惊无险，在太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五月去世后，登基为帝，第二年改元咸平，成为北宋第三个皇帝，即宋真宗。

真宗即位之前，太宗末年的朝臣中，在对待辽国的问题上，已经有明显的派系分化。两次伐辽的失败，尤其是以雍熙三年兵败为转折点，不但挫平了太宗的锐气，也使朝中大臣对边事的态度一改以前之勇猛，和风已经居于主导的地位。这些大臣的思想对皇帝的继承人来说，肯定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北伐之前，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满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太平兴国北伐之前，太宗在太平兴国三年的科举考试殿试中出题为《不阵而成功赋》、《登讲武台观习战论》；雍熙北伐之前，太宗曾在雍熙元年检阅诸军将校，往金明池观习水战；雍熙二年对宰相宋琪说起后晋石敬瑭割地的事情时，认为“割地甚非良策”，宋琪回答：“方今亭鄣肃清，生灵安泰，皆由得制御之道。恢复旧境，亦应有时。”大臣胡旦上书《平燕议》，力主攻辽，收复十六州。当然，即使在主战的声音占据上风的时候，也一样有人认为不可出兵北上，名臣张齐贤就在太平兴国四年北伐之前上书认为，“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

在经历了太平兴国和雍熙两次北伐失败的打击后，北宋朝廷战声渐息，和声泛起。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宋太宗下诏征求群臣关于“备边御戎”的方略，知制诰田锡上奏认为：“边上动，由朝廷动之；边上静，由朝廷静之。……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同知贡举张洎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宰相宋琪也一改当初对太宗北伐的附和，认为：“戎狄侵轶，其来尚矣，然则兵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此亦策之得也。”

由和谈而至和平，这样的提议已经成了许多朝臣的共同意向。而此时的太宗也失去了当初的雄心，终于下决心不再北伐，并且开始认为，外忧远没有内患严重——

“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

自此以后，和谈的声音成了朝堂上的主流。当时对以后的宋真宗影响较大的大臣，如张齐贤、李沆、吕端等人，都是力主弭兵的人。但同时，这批人虽然主张和谈，并不是指卑躬屈膝的求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在南北分立的局面之下不得已所做的妥协。如果皇帝决定“和”，他们固然赞同；若决定“战”，他们作为大臣，一样也会出战，而不是逃走。

如张齐贤，虽然早在太平兴国北伐前就认为不可北上，但雍熙北伐失败后，名将杨业战死，太宗向朝臣询问代替杨业曾官任的知代州人选，张齐贤就自愿请行，以代杨业知代州，“一以当百，辽兵遂却。”后来在澶渊之盟之时，他又身兼青、淄、潍三州安抚使，为真宗扫平后顾之忧。再如李沆，他在太平兴国北伐之后，上奏约束边将，是主和派的人物。而李沆在真宗被立为太子时，曾被任命为太子宾客，他的思想可说对真宗影响甚巨。

张齐贤、李沆等人对辽国的主张，其实可以作为宋初一部分大臣的典型：即反对与辽国打仗，但国家需要时也会挺身而出。从行事上大概可以归结到主和派中，但又不是投降避难派，可说是当时分析形势，认清局面最为真实的一派。而真宗最终正是采用了这一派的建议，最终达成了澶渊之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