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震与章学诚：在本书中，作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上两位重要人物，他们的出现，代表了清代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是儒家学术思想由“尊德性”向“道问学”这一学术转向的表征与逻辑结果。而所谓的尊德性就是以道德修养为主的，肯定人的德性是本来已胡的，但不免不物欲所蔽，因此要时时在这方面用工夫，保持德性不坠，而所谓的道问学则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求实在的学问知识。作者认为，清代考据学的兴起，仅仅从外在原因诸如满清入主中原等方面来考察，并不能完全把握到其真正原因。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还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作者从戴震与章学诚的学术关系入手，细致地分析了清代儒学从理学转入考证并进而出现戴震与章学诚两位大家的内因。本书中作者将章学诚与戴震相提并论，但作者在引言中也提出，将两人相提并论是出于后人的见解。在戴、章所处的时代里，没有人会说实斋在学术地位上可以望东原之项背，更不用说并驾齐驱了，戴震完全没有把章学成放在眼里，而章学成却将东原视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是因为他提出了与当时的人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第二是做学问并不仅限于当时的学术主流即考据之学，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 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学成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学成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震相抗。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的真实性。这即是本书关于章学诚的基本论述。

戴震的心态相对章学成而言稍显复杂。在论及章氏作《朱陆》、《浙东学术》二文所采取的以“性情”划分学者的理论时，作者引入了“狐狸”与“刺猬”说。此说源自古希腊残句“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猬则只知道一件大事”，英人柏林借用这句话来分别一切思想家与作家，柏林的说法大致是，刺猬型学者的生活、行为、观念都贯穿在一个一贯而明确的系统之中，狐狸型的人物则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其行为、观念大抵是离心而非向心，对各种经验和外在形象采取一种严肃的就事论事的态度。章学诚自然属于刺猬型的人，而作者认为戴震内在是刺猬，但外在却看似狐狸！，而且一开始便被’狐狸’误认作同类，成为群狐之首……不过，通过对戴震一生论学的见解来看，则戴震虽偶有与’狐狸’敷衍妥协之处，而最后并没有丧失他自己的‘刺猬’立场”。所以对戴震来说，考证是一种职业，因而“我们在讨论东原与考证学的关系时，不能不特别把他对纯学术的兴趣和职业上的兴趣加以分别” 。一个人的形象一旦固定，则此“形象”常常会反过来束缚住他。戴震性本偏爱义理，在时人眼中却是以考证闻名 ，所以他难以（几乎不能）与考证派公然决裂，因此东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实斋要大。戴震与章学诚本是“刺猬”，却生在了一个“狐狸”盛行的时代。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东原与实斋学术思想上的种种交涉，对清代中期的学术气氛有一个大致的把握，同时我们亦可清楚地看到，儒学传统从“尊德性”到“道问学”转变的种种脉络。余先生作此书的基本目的可谓完全达到了。

而本书的主要写作角度是所谓的内在理路，也即内在的逻辑，作者依此向读者说明了宋、明理学向清代考据转变的内在逻辑。概而言之，这种转变是儒学本身的要求。“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但这两条路径在历史上发展得并不均衡。宋、明理学发展到巅峰之后，不得不转入文献以求征实，而由于这种转变没有跳出儒学本身的框架（事实上也不可能），其仍具有最基本的儒家关怀——求道。所以戴震认为他的考据不过只是“轿夫”，义理才是“轿中人”；章学成也才可以理直气壮地持“文史校雠”以立身，只因在他看来“史”亦可入道。整个乾嘉考据虽少有人谈义理，却没有人能否认考据背后的义理取向。此书主要就从内在理路考察了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特别强所谓的内在理路亦有其现实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乾嘉考据的盛行是由于满清统治的政治高压，使读书人不得不进行较为安全的考据之学，不敢轻易表现其现实关怀。而本书的基本立场是从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阐明理学转入考证学的过程”这样的观点的，因此对于在外的社会政治经济等的影响不在讨论之列。而有人对作者这样的阐释也提出了批评，因为，如果单从本书来看，“内在理路”对于儒学传统的转换表述得极为清楚，逻辑明晰，使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儒学传统在明清之际的转变完全是由于儒学自身的内在特性所决定，而忽视了在外在的原因，虽然这或许不是作者的本意，但本书的确向读者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是不容否认的。因此作者采用这种写法，对“内在理路”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使得此书显得有些证据有余而说服不足了。

而对于为什么清代的学术变成了考证、变成了经学，除了因为读书人受到压迫，不敢触及思想上的禁忌，引起文字狱外，和作者所认为的内在理路外，我认为或许与思想的撞击变少了，因为在清朝时，佛、道两者都衰落了，而在宋时，由于佛道两者都处在繁荣时期，对儒家造成了不少的冲击，以致于其不得不在与两者对抗中发展自身，吸取佛道两者，完善自身，而当自身具胡了一定的成熟性后，佛道两者又相继衰落了，儒家失去了竟争，以至于不能进取，固步知封，愈加腐朽，不能再发展自身，而只能向内求，流于考证，这就像清朝的闭关锁国，与欧州时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一样，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自身的动力，这也是我国上千年的封建王朝未得进展，而一与西洋接触就迅速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