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那些传奇，无论是景舍妙用神偷也好，还是荆罕儒选拔刺客也好，既有奇思妙想，也有不拘一格，都属于用人之道的典范案例，但为什么偏偏只有孟尝君遭到了一些批评呢？
《读孟尝君传》学识人用人之道。
原因不难理解：身份不一样。
王安石有一篇名文《读孟尝君传》，虽然很短小，只有三言两语，但之所以传为议论文的经典，是因为直接击中了要害，说孟尝君只不过是个“鸡鸣狗盗之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流氓头子，那么多门客里边哪有几个正经人才呢？
不然的话，以孟尝君齐国总理的身份，有强大的齐国作为凭借，只要得到一个人才，就能制得住秦国，哪会沦落到需要借助鸡鸣狗盗之辈来帮自己脱险的窘境呢？
更糟糕的是，正是因为孟尝君身边尽是鸡鸣狗盗之辈，所以像点样的人才避之唯恐不及。
如果王安石学过现代经济学，应该会说孟尝君延揽门客的标准太低，结果必然会是劣币驱逐良币。
王安石看孟尝君，或许能做到旁观者清，但看自己未必还能那么清楚。
清朝学者李元度写过一篇《书王介甫读孟尝君传后》，说王安石被宋神宗委以重任，平台比当年的孟尝君强太多，但他用的是什么人呢？
吕惠卿、章惇、曾布被他倚为心腹，李定、邓绾被他用为爪牙，这些人个个都是小人。
尤其是吕惠卿，等王安石失势之后，头一个叛变的就是他。
可见王安石网罗的人才，还不如孟尝君手下的鸡鸣狗盗之辈呢，他好意思批评孟尝君么？（《天岳山馆文钞》卷30）
今天来看，关于孟尝君的正反双方的意见，或者说是儒家和道家的意见，貌似水火不容，其实很值得我们——
尤其是我们当中那些做管理工作的人——兼收并蓄。
“人无弃人，物无弃物”，这个道理虽然一点没错，但如果取消了准入门槛，结果必然是泥沙俱下，劣币驱逐良币。
而如果抬高门槛，又很容易遇到同质化过度，匹配度不佳的问题。
所以管理学归根结蒂是一门人文学科，终归还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有商鞅变法那种直接面对基层的管理，才适合数字化、科学化的严谨风格，因为基层组织当中的个人只是千千万万当中的一分子，他的去与留，乐与怒，甚至生与死，都掀不起多大的浪花，因而可以被商鞅和秦孝公他们忽略不计。
孟尝君的用人问题，是历史上的一个经典问题，并不存在标准答案。
王安石那篇《读孟尝君传》成为在儒家立场上批判孟尝君的范文，即便是司马光、苏轼他们也不会有多少反对意见。
但问题是，儒家站的立场不但很正，而且很高，一看到孟尝君的显贵身份，就天然认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却忽略了能力的大小是实然问题，责任的大小是应然问题，而实然和应然之间的纽带仅仅是时代、社群和个人的偏好。
孟尝君的轨迹――
从孟尝君的成长轨迹来看，虽然他姓田，和国君一族血脉相连，父亲靖郭君田婴更是齐国的老总理、二把手。
但孟尝君的显贵却不是与生俱来的，再蓝的血也改变不了他的弃婴身份。
母亲秘密把他抚养成人，教会他上流社会的生存之道，他终于一展才华，凭着谨小慎微和八面玲珑，逐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从那么多血色更蓝的兄弟手里夺取了唯一的继承权。
其中的艰险可想而知，只要稍有闪失，他就会失去一切，包括生命。
生存压力从幼年起就伴随着孟尝君，缓解生存焦虑，才是他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至于国家的兴亡，合纵事业的成败，于他而言只有工具属性，没有价值属性。
假如他有机会和王安石面对面，并且可以开诚布公的话，他应该会这样答复说：“你把我架到一个我既攀不着，也根本不想去攀的高度，再拿这个高度上的标准来评判我，你不觉得自己搞错了吗？”
战国时代，随着孟尝君的出场，很快还有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纷纷亮相，这4个人被后人合称“战国四公子”。
这个名号很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他们都有相似的显贵出身似的。
其实只有平原君和信陵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贵二代，衔着金汤匙降生在人间。
春申君的身世缺乏记载，虽然怎么看怎么都很普通，是凭着才干和功劳上位的，但至少他没有像孟尝君那样，从一出生就是错的，必须凭着过人的隐忍才能幸存。
“战国四公子”还奠定了一个不太明显的传统，那就是贵公子要4个才能配成一套，不能是3个，不能是5个，所以明末有“四公子”，民国也有“四公子”，当代据说也有“京城四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