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星记|路遥篇之《平凡的世界》:卑微又艰辛地活着,究竟给谁看

(一)

“我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

在我的想象中,未来的这部书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满意的作品,也起码应该是规模最大的作品。”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如是说。

在《人生》取得巨大的成功,但随之而来的名利、荣誉却令他又痛苦又烦闷。他写道:“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你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一些熟人也免不了乱中添忙。刊物约稿,许多剧团电视台电影制片厂要改编作品,电报电话接连不断,常常半夜三更把我从窝中惊醒。一年后,电影上映,全国舆论愈加沸腾,我感到自己完全淹没了。另外,我已经成了‘名人’,亲戚朋友纷纷上门,不是要钱,就是让我说情安排他们子女的工作,似乎我不仅腰缠万贯,而且有权有势,无所不能。更有甚者,一些当时分文不带而周游列国的文学浪人,衣衫褴褛,却带着一脸破败的傲气庄严的上门来让我为他们开路费,以资助他们神圣的嗜好,这无异与趁火打劫。”

如果仅仅如此,闭门谢客也就罢了,然而更刻骨更深沉的痛苦却来源于对艺术的追逐,作为艺术家的他冥冥中感到《人生》恐怕已经成为他一生中难以逾越的制高点,并因此而处于无休止的焦虑与失眠中。很快,理智告诉他:“眼前这种红火热闹的广场式生活必须很快结束”,而被时间的尘埃掩埋的梦想此刻在心中觉醒。他说:“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动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于是,路遥做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他自己称之为一次豪赌,一次个人对集体的挑战:他要远离文学界、远离亲朋好友,甚至远离这样的生活,投身于沉重的孤独中,彻夜的失眠中,以及他要创作的作品的虚幻中去。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荣誉,年华,也包含陪伴家人(特别是小女儿)的时间。风险是自己没有写长篇的经验,没有对现实世界的深刻认知,而其作品采用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在当时的中国文学界及文学评论家中饱受争议。他说:“我同时意识到,这种冥顽而不识时务的态度,只能在中国当前的文学运动中陷入孤立境地。”他并非没有犹豫,并在这样的心情中去往故乡的毛乌素大沙漠去寻求心灵的答案,并最终斩断迷惘。

于是从1982年至1988年六年间,三年准备:阅读经典包括曹雪芹的《红楼梦》,柳青的《创业史》等,学习长篇小说创造技巧。他写道:“在《平凡的世界》进入具体的准备工作后,首先是一个大量读书的过程。有些书是重读,有些书是新读。有的细读,有的粗读。大部分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长卷作品。期间我曾列了一个近百部的长篇小说阅读计划,后来完成了十之八九。同时也读其它的杂书,理论、政治、哲学、经济、历史和宗教著作等等。另外,还找一些专门著作,农业、商业、工业、科技以及大量搜罗许多知识性小册子,诸如养鱼、养蜂、施肥、税务、财务、气象、历法、造林、土壤改造、风俗、民俗、UFO(不明飞行物)等等。那时间,房子里到处都搁着书和资料,桌上,床头、茶几、窗台,甚至厕所,即便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随手都可以拿到读物。读书如果不是一种消遣,那是相当熬人的,就像长时间不间断地游泳,使人精疲力竭,有一种随时溺没的感觉。”

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报纸中收集1975年至1985年的背景材料,以致于手指的指纹被报纸磨平。因无法查阅国家一级甚至省一级的档案材料,他用熟人关系抄录了一些有限的东西,并由此放弃了作为人物来描写国家中枢领导人的打算。

深入生活,农工商政无所不往,无所不用。他写道:“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对生活中的故事不感兴趣,但是常识性、技术性的东西不敢有丝毫马虎。“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全境内新有家养和野生的飞禽走兽;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在占有具体生活方面,我是十分贪婪的。我知道占有的生活越充分,表现生活就越有自信,自由度也就会越大。”

三年创作,上部在陈家山煤矿旁的医院里写作,与老鼠为伴;中部在黄土高原腹地的县武装部土窑洞里写作,夏天竟要生起炉火御寒;下部在榆林的宾馆里写作,边写边治病。

终于,1988年5月25日,路遥完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全部创作。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中的那支圆珠笔从窗户扔出去,然后在卫生间的镜子前望着自己陌生、憔悴、苍老、疲惫的脸,泪流满面。他说:“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

《平凡的世界》手稿

1991年3月,《平凡的世界》获得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2019年9月23日,《平凡的世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


(二)

《平凡的世界》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最初的概念中,路遥这样概括这部作品:“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并且决定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来表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那么什么是现实主义文学呢?

笔者认为现实主义是相对于浪漫主义来说的。可以举一个简单通俗的例子,一群恶霸欺负人,现实主义作家就会在作品中构建欺负人的人和被欺负的人,现实中用语言辱骂,小说里就写怎么辱骂,现实中用刀砍人,小说里就写怎么砍的,真实有力,入木三分。然后给众人读,说书中那群人怎么欺负人的,我现在就怎么被这群恶霸欺负,于是唤起大家的同情人一起干这群恶霸。 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开始于司汤达,其代表作品《红与黑》中借于连的经历,来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锋芒直指教会和贵族。

而浪漫主义作家可能会在作品中将这群恶霸进行抽象化的比喻。比如高尔基的《海燕》中,乌云就代表黑暗的社会环境,海燕就代表敢于反抗的革命者。

正如前文所说,路遥为了使其作品尽可能地贴近实际地生活,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来准备材料,并且通过实地走访、真实体验等对书中人物的生活、工作有了真实细致的认知。

例如书中描写孙少平在矿井工作时,当孙少平第一次下井参观,路遥这样描写:“接连跋涉一百米左右的四道很陡的绞车坡,然后拐进一个更小的坑道。这时,人已经不能直立了。各种钢梁铁柱横七竖八支撑着煤壁顶棚。不时有沙沙岩土煤渣从头顶上漏下来。整个大地似乎都摇摇欲坠。”在孙少平第一次正式下井干活的时候,他又这样写道:“在掌子面上,每班都有七八个煤茬。斧子工就是茬长,一股两个攒采煤工跟一个斧子工。每当一茬炮放完,就要赶紧挂茬支棚。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动作要闪电般快,否则引起冒顶,后果就会不堪设想!这时通常都是班长一声呼喊,人们就从回风巷冲进了掌子面。头磁石磁石岩土哗哗跌落着,斧子工抱起沉重的钢梁,迅速挂在旧茬上;同时,攉煤工像手术室给主刀大夫递器械的护士,紧张而飞快地把绷顶的荆笆和搪采棍递给师傅,还要腾出手见缝插针刨开煤堆,寻找底板,栽起钢柱,升起柱蕊,扣住梁茬,以便让师傅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柱子‘叭‘一斧头锁住……“能够进行如此细致的描写,得益于路遥在矿场生活、亲自体验的经历,当然路遥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说,矿场的经历实际上是以其弟王天乐的实际经历为原型来写作的。

路遥在陈家山矿场

那么小说的内容是怎样确立的?

最开始,路遥描述《平凡的世界》为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变迁。我们也知道的史实是1978年改革开放,乡村最著名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围绕着这个背景和主题,以1978年这个变革时间点为分界线来讲述变革前后的不同,通过作者熟悉的家乡的某个小山村为舞台,来展示变革中城乡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变化。路遥选定的乡村为双水村,现实地址为陕西省黄原地区原西县秸秸节公社,改编电视剧中的双水村则在绥德县郭家沟。

原西县石圪节公社

《平凡的世界》的结构是从人物开始的。路遥在心中构思了小说中的一些列人物,以及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其小说的人物关系图谱如下图所示:

源于刘牌:《平凡的世界》感想,原文地址https://www.jianshu.com/p/781235ea38ac。

并以三条主线为基准进行情节展开。三条线分别为:

中心线:孙少平,读书——教书——县城打工——煤矿工人,主人公,在小说中作为大变革中新思想,新中国建设者的形象出现。

近景线:孙少安,生产队队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负责人——开砖厂,为改革开放中双水村成长起来的标志性人物,也是生产方式更改的成果标志。

远景线:田福军,原西县革委会副主任——黄原地区地委书记——陕西省省委书记,在陕西省的大变革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各种人物故事线的交叉,则构成了《平凡的世界》中真实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城乡变革的立体景象。

内容确定了,具体的情节如何确定呢?什么人物该在什么地方出现?哪些事件是重要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是怎样的?

路遥说:“某种意义上,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就是结构的艺术,它要求作家的魄力、想象力和洞察力;要求作家既敢恣意汪洋又能棉针密线,以使作品最终借助一砖一瓦而造成磅礴之势。”在情节的选择,他遵循的标准是:“是否能起到像攀墙藤一样提起一根带起一片的作用。一个重大的情节(事件)就应该给作者造成一种契机,使其能够在其间对生活作广阔的描绘和深入的揭示,最后使读者对情节(故事)本身的兴趣远远没有对揭示的生活内容更具有吸引力,这时候,情节(故事)才是真正重要的了,如果最后读者仅仅记住一个故事情节而没有更多的收获,那作品就会流于我们党所说的肤浅。”换句话说,情节设计是一个精细活与耐力活,甚至一度导致作家的精神恍惚,真假未分。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路遥就描述过这样的精神状态:“你生活的现实实为虚幻,而那个虚幻的世界却成了真实的。一大群从思维的地平线渐渐走近了你,成为活生生的存在。从此之后,你将生活在你所组建的这个世界里,和他们一起哭,一起笑。你是他们的主宰,也将是他们的奴隶。”

在情节的设计中,路遥用到的一个技巧就是:先确定人物的终点和起点,然后反复推敲人物的曲折过程,“绝不能有广大地平坦让读者长驱直入。必须让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曲里拐弯下来细心阅读方可通过。”本着这样的方式进行创作,在最终的作品呈现中也确实达到了作者的期望。

比如,小说中的田润叶,先示爱孙少安,但是孙少安却认为两人身份差距大,再加上田福堂从中作梗,因此两人的感情惨淡收尾,最后为缓减田福军的压力,润叶选择嫁给了自己不爱的李向前,结婚多年却从未同房,润叶选择在婚姻中保持冷漠的态度,以示对爱的忠贞。本以为两人的关系就此完结,但李向前却是痴心依旧。突然一场意外,车祸使得李向前失去双腿。读者的内心感情一开始偏向于润叶,为其悲哀,此刻却为李向前叹息。此时情节再转,心如铁石的润叶在这时却对李向前一改如前,真正的成为了他的妻子。读者的感情因情节一变再变,也不禁感叹世事无常,人情冷暖。其情节在这种情感的巨大转变中并不突兀,反而让读者觉得理所当然,又暗合读者对两人的期望,作者的用心可见一斑。

同时,在李向前遭遇车祸这一情节上,也推动了田润叶弟弟田润生的感情线的发展。润生在同李向前开车,亲眼见证并参与了润叶和向前的感情变化的事件中,并产生了对爱情的看法,此后在其与寡妇郝红梅的恋爱中表现出来。

而在小说高潮部分田晓霞的死亡,也是令人悲痛和意外。本来在两人约好两年后山上约会并结婚,其后发展也颇为顺畅。在其间孙少平也对两人身份的差距产生困惑,也对田晓霞和其同事亲密的关系产生过阴影,不过最后都顺利化解。正当读者准备吃两人喜糖时,作者却给与了田晓霞一个光荣、突兀、悲痛的死亡结局,令人一时难以接受,也悲叹人生无常,生死难料。虽然这种安排放在现在可能是要被读者寄刀片的,但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样的悲剧,才使得两人的爱情没有蒙上田润叶与孙少安那样的阴霾,同时也更能表现出那个时代的悲壮、广阔,最后也促使孙少平成长成为那个时代那一代人坚毅、勇敢、智慧的象征人物。路遥其弟王天乐在回忆文章中说:“有一天,我正在洛川县采访,路遥突然打电话到报社,让我速到榆林(《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初稿是在榆林宾馆完成的),我以为他的身体出了新问题,赶快奔赴榆林,一进房子,他对我说田晓霞死了。半天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他作品中的人物,我对他说:‘你已经成了弱智,你想过没有,我好不容易争取的这么点时间,赶快采访一两篇稿子,你怎么就把这么些上传上传上传的事打电话叫我跑来,别人知道后肯定会认为咱们是精神病。’ (马一夫等编:《路遥纪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第334页)

孙少平与田晓霞(2015年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小说情节的推动需要依靠事件,而事件的产生大部分是来自于矛盾或冲突。在小说反映的大背景大主题下,其矛盾可以说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要求与人民温饱富裕的矛盾。在小说中曾描述这一矛盾,社会主义是使得人人过上公平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生活,但是人民公社创办那么多年,人们的生活却一直围绕着政治、阶级甚至是思想进行斗争,并总处于吃不饱饭的地步。孙少安的姐夫王满银因为贩卖老鼠药而被检举参加劳动改造,孙少安则因为给社员暗中扩大自留地而遭到批评,在听到安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马上行动起来进行改革,而改革最后却胎死腹中。这些情节都是在这一矛盾的大背景下产生。

不过光有这个大矛盾还不足以支撑此部鸿篇巨制,他还需要更多的生活的细节上的,人物情感思想上的,具体的矛盾来推动情节的发展。

这些矛盾,既表现在双水村的两大家族——金家和田家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的体现,也表现在田福堂和孙少安之间的矛盾,这是改良派和保守派的矛盾,也表现在孙少安同其妻秀莲的关于分家问题上的矛盾,这是人性感情的矛盾,也表现在润叶与少安与向前的感情矛盾上,这是爱情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矛盾构成了人物之间的种种纠缠状态,以及双水村这个小社会的复杂的人物关系网络,成为不断推动情节发展的动力。

小说有两大要素:人物和故事。而人物在故事中的言语行动不单单是对事物的本能反映和一时的情感冲动,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即是说一个人在当前的行为同他之前的经历、同周围的环境因素,甚至因为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而产生,而正因为如此,作家才能通过人物的语言行为去反映其背后的更为深刻的主题。这一表现在《平凡的世界》中最明显的是在田润叶身上。因为父母催婚,所以在学生时代对孙少安就有好感的润叶此时才真正确定对少安的爱意,并主动示爱。因为爱着孙少安,对李向前的追求和殷勤置若罔闻,这种感觉甚至在与少安的惨淡结局之后变得厌恶排斥。因为害怕给田福军造成伤害而委屈嫁给李向前,为政治牺牲爱情。然而因为旧爱未泯,始终拒绝李向前,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最后因为李向前的车祸而产生悲悯之情,回心转意。而每一次润叶的感情的变化,以及其表现出来的言语行动,无不在反映着那个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残酷与无情。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平凡的世界》中田润叶是人物塑造得最为饱满的人物。

孙少安与田润叶(2015年版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至此,笔者就不再介绍《平凡的世界》的内容了,百度、维基上有很清楚的概括章节内容。更具体的内容还是由读者亲自到书中寻找、感受好了。


(三)

《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以及“陕北史实”。在1988年三部曲刚出版的时候就获得了热烈的反响,并于1990年和2015年先后被改编成电视剧搬上荧幕。

不过,在诸多文学评论家的眼中,《平凡的世界》的表现,显然并不像电视剧以及读者粉丝们所展现的那样热情而富有魅力。

一个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文学界遭受到外来各种思潮的冲击,大多数的文学家都在赶时髦,迎接新事物新思想,不断地在文学作品中进行实验,进行突破,比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而《平凡的世界》则是以现实主义方式进行写作,写的还是当时烂大街的主题,黄土地、变革、农村。路遥也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也坦言自己害怕自己走的现实主义道路会在今后过时,并且是不符合当下的文学圈的潮流,也因此才称这次创作为一场豪赌,一次个人对群体的挑战。

在网上也有很多的文章记录着《平凡的世界》最初的出版道路的曲折和艰辛,甚至被一些文学评论家全盘否定,直言难以置信这部作品是出自《人生》的作者。而在当时时任《当代》杂志社的编辑周昌义收到《平凡的世界》手稿之后,也曾直言“30多万字的第一部,自己还没来得及感动,就已经读不下去了。“

现今距离《平凡的世界》完成已经过去三十年,假如撇开主义以及思潮来看,笔者认为《平凡的世界》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毕竟思潮是一时的事,而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也未必就在当今过时。在作品发表后,路遥也曾就评论家所说的现实主义创作问题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进行了回答,他说:“几十年的作品我们不必一一指出,仅就大跃进前后乃至文革十年中的作品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标榜‘现实主义‛的文学,实际上对现实生活作了根本性的歪曲……文革以后,具备现实主义品格的作品逐渐出现了一些,但根本谈不到总体意义上的成熟,更没有多少容量巨大的作品。尤其是初期一些轰动社会的作品,虽然力图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生活的面貌,可是仍然存在简单化的倾向……此外,考察一种文学现象是否’过时‛,目光应该投向读者大众。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现代派作品的读者群小,这在当前的中国是事实;这种文学样式应该存在和发展,这也毋容置疑;只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负责任地弃大多数读者于不顾,只满足少数人。更重要的是,出色的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可以满足各个层面的读者,而新潮作品至少在目前的中国还做不到这一点……至于一定要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代派创作方法之间分出优劣高下,实际是一种批评的荒唐。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

但在另外一些问题上,《平凡的世界》却有其局限性所在。比如爱情的双方始终存在着阶级或者贫富或者思想的沟壑,这似乎成为作者表达爱情纠葛必不可少的背景。比如孙少平和郝红梅、润叶和少安、晓霞和少平,虽然这是时代背景的烙印。再比如人物的描写并不能说是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细读下来就会觉得孙少安,孙少平,田福军、顾养民、田晓霞、孙兰香等人物刻画上是如此的相似,也尽管坚韧是那一代人普遍的美好品质。读者总是期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像是田晓霞的不可预料的死亡那样。本书中缺乏像林黛玉那样贫嘴而又软弱的人物体现,也缺乏像《围城》中方鸿渐和孙柔嘉那样的夫妻生活中的细节性描写。笔者认为《平凡的世界》在人物塑造上太过理想化了。

同时,我们从儿歌中知道“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这个圈就是经济特区。改革开放除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外,其经济发展的动力还主要来自于沿海经济以及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平凡的世界》中借用孙少安开办砖厂来表现这样的发展,但仅仅这样也不免有些表现不足。笔者认为在小说中完全可以通过田福军的经济发展措施,或者王满银在外的经历来进行扩写,那将使《平凡的世界》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而作者并没有就这方面有更深入的描写了。另一方面,我以为当孙少平决定离开双水村,去看更开阔的世界的时候,我不由得激动地猜想他是否会去广州、温州、深圳这样的沿海开放城市,毕竟少平是新思想的新青年,但是他却跑到黄原城揽工,走上一条使身心在贫困与苦难的历练下走上神圣的道路,但他还是会因为有一个城市户口而沾沾自喜,还是会因为由农民转为工人而兴奋不已。或许这是作者刻意表达的,来表现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世界,而非去描写一个伟人。不过作为读者,当然更期待伟人的诞生。

而除此之外,笔者认为另外一个比较突兀的地方是位于第三部第三十六章,本章中写的是孙少平的怪梦或者“第三类”接触,内容是ufo上下来的外星人和梦中的孙少平聊了一些相对无聊的问题,诸如外星人多少岁了?外星人对地球报以什么态度?是好意还是恶意?外星人来地球做什么?为什么外星人不和地球上的各国政府接触,其中外星人说“你妹妹无疑将是你们国家最为出色的天体物理学专家之一……”这或许是作者想借此来表达世界的广阔无垠和人生的无限可能。不过在笔者看来其内容的铺陈上较为生硬,突兀,而又没有其外延的内容。路遥在后来的《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记载他在收集小说的背景材料的时候就阅读了相当部分的关于UFO的资料,我想文中这样的情节就好像他在和读者拉家常:“我读过UFO,你读过没有?”

当然,谁没有局限性呢?谁能够完完全全地摆脱时代的影响呢?这些缺陷并不能妨碍《平凡的世界》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


(四)

路遥

1992年11月17日,年仅42岁的路遥因为肝硬化腹水医治无效后去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期抽烟,并且因为无节制的工作,饮食又无规律所导致的病症。他说道:“饭可以凑合吃,但烟不可以凑合抽,并且一个时期甚至几年只固定抽一个牌子的烟,当时是玉溪‘恭贺新禧‘牌“。真是顽固而又不可救药。在陈家山煤矿写作的时候,路遥在之后回忆着自嘲地说:“不知从哪一天起,晚饭后增加了一项新活动——到外面去散步半小时……第一次散步的路线和长度被机械地固定了下来。那块巨型岩石就是终点,以后从不敢越’雷池’半步。这种刻意行为如同中了魔法,非常可笑。”

路遥是质朴地,坚韧地,一如他笔下地孙少安和孙少平。他一生穷苦,竟然在其《人生》《平凡的世界》获奖之后没有钱坐车去北京领奖;他一生又是悲剧的,初恋之人弃他而去,而在病逝前的最后几年,妻子林达也坚定地选择离婚,其弟王天乐也与其几近断交;他一生又是可叹的,获奖之时荣誉加身,但伴随荣誉而来的是亲戚无休止的烦扰、借钱、要求安排子女工作等等,并因此饱受非议,而他也因为写作并没有时间陪伴心爱的女儿。他后来回忆道:“对于孩子的相信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年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她。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她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她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她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妥妥妥妥妥的,我抱着她,骑在一峰打扮得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但是,他有什么错呢?大概错就错在将自己的生命与激情完全献给了艺术的创作,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宿命。

有时我不禁会想到,路遥弥留之际会想到什么?是想到自己的小女儿,懊悔自己没有陪伴其成长?想到自己的初恋情人,去质问为什么真心对待却换来抛弃?想到自己的妻子,因为创作而忽视她,离婚也是自己咎由自取?

有没有可能,他是否会想到毛乌素沙漠,那时他在决定进行这场豪赌或者斯巴达勇士般的挑战所获得决心的地方,在那里,他“赤脚行走在空寂逶迤的沙漠之中,或者四肢大展仰卧于沙丘之上眼望高深莫测的天穹“,去接受自然、精神的洗礼?

有没有可能,他是否会想到陈家山煤矿那个小房间里,在那段孤独岁月里和他相依为伴的老鼠?尽管他开始弄死了它的同伴,他猜测那可能是它的妻子或者丈夫,但是后来两人在无边的黑夜中相依为伴。

有没有可能,他是否会想到黄土高原的土窑洞,在正午烧起炉火,或者想起榆林,那是他的幸运之地,又或者西德,那是他实现看足球愿望的地方?

甚至有没有可能,他会想到高加林,想到孙少安孙少平,想到可能是初恋化身的黄亚萍、润叶,还有那片土地?

在他逝世十五年后,贾平凹这样评价他说:

“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

这便是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的写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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