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我所在的建筑公司承建了国家重点工程荻港造船厂，呼啦啦，四、五百名工人进驻到狄港小镇西面的沿江摊塗上，搭起了工棚，拉开了架势。

那时候，但凡大一点的工地，为了方便布置工作和宣传教育，广播大喇叭是必不可少的。每天早晨，定点响起“东方红”，晚上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兼职广播员是工区的文书，扩音器就放在他的宿舍里。可惜他是地道的芜湖人，憋出来的普通话，听起来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有时候，主任或书记直接拿起话筒，在大喇叭里通知某个事或批评某个人，激动起来，张口来粗，甚至骂娘。

项目全称是“上海海运局狄港造船厂”，能听到广播的，不但有芜湖人，还有很多上海人。时间一长，上海人提意见了，说是广播扰民，实在受不了。

正在头头们为此困扰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专职的女播音员，人很漂亮而且洋气，同样是灰黄两色衣服，穿在她身上就是不一样，再配上个纱巾，总能使人眼睛一亮。

女孩名叫叶娟，是上海下放知青，原是县里宣传队的台柱子，不知怎么被领导祸害了。那时有个打击迫害女知青的运动，祸害她的领导被判了刑。我们工区书记是个转业军人，姓刘，三十朗当岁，人长得还算周正，宣郎广那一带的人，出口就称人“叼娃子”，久而久之，自己反得了个“叼娃子”的外号，他有寡人之疾，是出名的骚蛋。叶娟那事，不知怎么被他晓得了，就到县里活动，好在他搞的是一个重点工程，县里也给他面子，三弄两弄，就把叶娟要到工地当了一个临时工。

叶娟也学乖了，之前她被领导弄到床上，没什么交换，现在做了个播音员，就图个不需下地干活，也不用在工地搬砖，成天待在播音室里，那里也是她的宿舍，没事打打毛衣，看看书。当然，前提是要和“叼娃子”好，反正已被人视为破鞋了，再破一点也无所谓。

“叼娃子”可不这么想，越是尝到了甜头，想得到的越多，一有空就到广播室给她上政治课，要她改邪归正，但也不能太正，还是要一直跟他好。

叶娟的到来，也引起了工地上众多爷儿们的混乱。毕竟建筑工地上男多女少，有家庭的也是在外地施工，离开了老婆。那年代除了喝酒划拳也没啥娱乐活动，憋久了难受。叶娟呢，也由于那事被贴上了标签，有点破罐破摔，百事不吝，虽然大部分是粗人，她看不上，但也时不时地跟几个帅哥在自己的房间里热火一下，甚至云雨一场。

这事儿当然也瞒不住人，虽说“叼娃子”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但毕竟还是知道了。“叼娃子”试着问罪，没想到叶娟呼啦啦全承认了，但是，下次照旧。

愤怒的“叼娃子”给那几个小白脸穿了小鞋。叶娟知道了，干脆不让“叼娃子”近身。这一下别扭就闹大了。

人一别扭就容易出事。一次，到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间了，叶娟刚打开播音器，“叼娃子”就进来了，居然一下子就吵了起来，两人的对骂就这么昂扬地播放了出去。

这件事一下子成了重大舆情，但人家是管着你的书记，再加上在建筑工地男女关系也不算什么大事，大家热议一阵也就过去了。

“叼娃子”倒是憋了一阵子，但最后意志还是不够坚定，再三向叶娟示好，给了一大堆承诺，甚至表态要和老婆离婚。叶娟呢，觉得自己这辈子反正也就这样了，难得还有一个男人对自己这么诚心，女人架不住哄，还真的又跟他好上了。

一次，“叼娃子”到县城办事，把叶娟也带了出来。二人以夫妻名义在小旅馆里开了个房间，一夜颠鸾倒凤，倒也没事。第二天睡到上午九点多，叶娟先起床到外面买了早点，回到房间走廊，边敲门边喊“刘书记开门”，喊了好几声。“叼娃子”正在上厕所，一时顾不上开门。这喊声倒是让服务员听到了，不免心中疑惑：哪有老婆喊自己丈夫“刘书记”的？那年代，人们“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对乱搞男女关系等坏人坏事也高度警惕，勇于斗争。于是，服务员报告了店领导，店领导报告了派出所，事情就这么被捅开了。

最后，“叼娃子”被开除党籍公职，以流氓罪判刑坐牢。叶娟再一次被遣散，具体遣散到哪里没有人知道，只是隐隐约约听说她卧轨了，死得很惨。

几十年过去了，偶然遇到一位认识叶娟的上海知青，她告诉我，叶娟没有死，现在是深圳一家大公司的董事长，混得很好，没有什么绯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