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水泥楼梯进娘家厅堂二楼，映入眼帘的是一副红漆棺椁，这是十多年前请木工师傅为奶奶的百年之后准备的。木头是自家山上最粗壮最笔直的上好杉木。备制棺材时，爷爷奶奶都是上了花甲的人，老人们对千年屋是没有忌讳的，棺椁一起制了两副。
爷爷在六年前驾鹤归西，于是，厅堂里只留下奶奶的千年屋。曾有广西老妪好奇地问我：“你们把棺材摆在家里不害怕吗？”我不以为然地回答：“有什么好害怕的，大家都这么做，人到了六十岁就早早地制备棺材了，在家里摆放二三十年的也不少见。”当然，这是题外话。
三张灰色大麻袋横铺在棺椁上遮挡灰尘，三担箩筐以大麻袋为毯依墙而立，另一担则蹲在棺椁旁，宛若爷爷对奶奶的守护。自爷爷九年前第二次中风后，篓筐就寂静无声地搁置在棺椁上，旁边还有一条竹扁担，手掌轻拭掉扁担上厚厚的灰尘，落肩面在几十年的来回磨蹉下变得圆润而锃亮，像是抹过了一层猪油。箩筐整齐地排列在棺椁上，其中有一担是皮箩，皮箩上的篾开了个小口，仿佛在诉说着半个世纪的风雨。
爷爷十二岁失怙，曾祖母守寡独自养大了爷爷三兄弟，明叔公十八岁时外出随师傅弹棉花，由于伤寒客死他乡，小叔公身体孱弱，硬是拖到了五十多岁，期间夭折的兄弟还有三人。自小从苦水里泡大的爷爷懂得了坚韧和刻苦，用我们当地话说就是“吃得苦，霸得蛮”。爷爷个头不高，身材干瘦，在“”霸蛮”使的劲更多。爷爷享年八十二岁，他生前经常与我讲起十二岁挑煤自立的往事，那个时代的苦，是今天的青少年无法想象的。
爷爷奶奶，我本应当称呼外公外婆，他俩是我妈的父母。我爸入赘外公家，打自我和弟弟牙牙学语，就被家人教育称呼外公外婆为爷爷奶奶。自小我就没有外公外婆的概念。如果人家把我的爷爷奶奶当成我的外公外婆，这倒让我很不习惯。爸爸家的长辈称呼依然不变。爸爸的父母依然称呼爷爷奶奶，爸爸兄妹依然是伯伯叔叔姑姑。只有妈妈的妹妹，堂兄妹也唤叔叔姑姑，自然是亲切些。并且我和弟弟都随了母姓。或许，正因为如此，母亲、乃至爷爷奶奶的压力和责任都重大了些。尽管，爸爸年轻时是不太计较姓氏的，可他却是把肩上的担子卸下了一大半。由父亲卸下来的担子，母亲一个女人家，挑不起来。不挑，又筑不成一个像样的家。这时，爷爷揽下了爸爸卸下来的那部分。
爷爷没有读过几天书，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是他算数精通，小卖生意做得很起劲。他有一双巧手，又是一名能工巧匠。爷爷会做木工、篾工、电工，会制爆竹、会编制扫把、会制筷子、量米筒、刷把……爷爷的农活儿和手工活儿都做得又快又好，他把自制的货物或者土里自种的蔬菜挑到街上去卖。
我家与县城相距十四五里，爷爷双脚打鼓，脚下生风，挑起六七十斤重，或八九十斤重的箩担往返于九眼冲与双峰街，每天甚至往返两次，五六十里的路程。往往是上午送鸡蛋，下午送米酒。鸡蛋一般卖给散客，六七十斤米酒一般是两三个主预定了。挑得最重的担子有两百斤，当时，爷爷上了七十岁，挑的是一担稻谷，从下屋一直挑到家里，一百米是有的。邻居、熟人们看见了都称赞爷爷是永不停歇的铁牛，有一副铁骨，比很多后生仔都能干。
爷爷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起了床，踏着月光，肩挑担子，迈开沉重的步伐，走上一段漫长而崎岖的山路，三里多路没有一户人家，树林里树木葳蕤，杂草丛生，乌鸦和不知名的鸟雀啁啾的声音，让人胆颤心惊。
黑魆魆的清晨，我不止一次跟着爷爷和妈妈走过这条十几里的去双峰街的小路，弟弟也跟去过很多次。说是跟着，其实是妈妈挑着鸡蛋担子走在前面，我走在中间，小手里来回挥动着手电筒，手电筒淡黄而昏暗的光线来回扫射，爷爷挑着鸡蛋担借着手电筒的余光走在后面。走在后面的爷爷应当是看不清路的，只是因为走上了成百上千次，才能摸着黑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箩筐里装着易碎品——鸡蛋，不能摔跟头。鸡蛋在头一天就装了满满的箩筐，底部垫上了厚厚的一层稻草。
草丛里不时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漆黑的清晨在这条寂静的无一户人家的山路上行走，别提是多么的吓人了。清风拂来，后面仿佛有个人影在亦步亦趋。四周都是细碎的声响，头皮一阵发麻，手臂上鸡皮疙瘩竖起，魂儿惊得跑出了躯体。后来，为了图近，这条路成了我高中三年的上学路，我的胆儿大了，独自在早晚走都不成问题，直到现在，我依然敢独自走夜路，是爷爷锻炼了我的胆量。挑着担子到了新桥路旁，天才大亮。可爷爷与妈妈这对勤劳勇敢的父女上磨肩膀下磨脚板走在这条路上，妈妈走了十几年，爷爷走了二十几年。头天一大早赶集，从沙子塘、田心、荷叶、井字的农户手中贩回鸡蛋，第二天一大早趁着月色，或是打着手电筒在漆黑山路上，挑着箩筐走去县城。期间，几乎从无间断。
我曾经仰头问爷爷：“那么黑的山路，你不害怕吗？”爷爷自豪地笑道：“我都快八十岁了，走了上千趟夜路，从来就没碰见过鬼。其实人怕鬼，鬼也怕人，无论多么漆黑的路，只要你敞开衣服上的第一粒扣子，大胆地往前走，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如果遇见鬼，鬼会从你的衣襟里逃下去。世上有鬼就有菩萨，怕鬼的时候你就想着观音菩萨救苦救难，就什么都不怕了。”后来我独自走夜路，害怕时就心念着菩萨，果然就不害怕了。
当年，爷爷挑着篓筐从街上抄着崎岖的山路走回家，我和弟弟蹲在门口最期盼的是空篓筐里两个退温了的大糖包，或者是几颗糖粒子，这是有收入的一天。那么多年，大糖包的甜味裹着爷爷对我和弟弟的爱，滋养着我和弟弟的味蕾，如今早已沁入了我的骨血，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而从沙子塘、田心、井字等地方赶集回来，爷爷和妈妈只是从农家收回了两担土鸡蛋，没有收入，所以我们的奖赏自是没有的。
妈妈和爷爷做鸡蛋、皮蛋买卖的那十多年，我家最大的奇观是用簸箕数钱。最初最小的纸币有一分两分五分的，五十元和一百元的出来后，最小额的纸币换成了一角两角五角。我家篾编织的簸箕里散满了大大小小的纸币，爷爷把一角的整理好，叠成一叠，然后双手把钱压服帖，再用皮筋扎成一沓，然后依次把两角的、五角的、一元的、五元的，十元的、二十元、五十元的如此扎好，五十元的只有几张，一百的几乎没有。
当时的城市管理非常严格，城管的身影出现，爷爷和一大群小贩挑起担子拔腿就跑。记得爷爷手中也五角的、一块的城市管理的票据，即便如此，爷爷多次被城管们拿走了秤，鸡蛋箩筐被挑到管理所去了。爷爷低声下气，好话说尽，才从一脸严厉的城管手中讨回秤和担子。尽管篓筐底层铺了一层稻草，一来二去鸡蛋还是被弄破十多个。
由于顾客们挑选、翻动，箩筐在爷爷双肩的颠簸，每次卖鸡蛋都要破掉几个。爷爷舍不得扔到破鸡蛋，不是用一个塑料袋子装了带回家，就是直接把生鸡蛋直接吞进肚子里去了，也不用嚼。
爷爷肩挑篓筐的身影游走在沙子塘、田心、井字街、工农坪、新桥、老桥、迷信街、天青街、和塘街，两脚打鼓，马不停蹄，卖不动鸡蛋时，他还得走最远的五里牌的街道旁吆喝。我和弟弟曾跟在爷爷的担子身后走街串巷，弟弟的胆子大，扯开嗓子帮爷爷吆喝：“卖鸡蛋喽，谁家要买土鸡蛋喽！”当时的弟弟七八岁的样子，我大概是不足十岁的，我胆儿小，跟在后面不作声。后来，我和弟弟长大了些，依然喜欢跟着爷爷和妈妈去街上做小卖生意，直到爷爷第二次中风偏瘫的那一年。那年爷爷满八十岁，他才卸下了肩头的扁担。
爷爷一辈子谋生的工具是一条扁担两个箩筐，妈妈也从事了扁担职业十几年。沉重的箩筐挤压着他们的脊梁，榨干着他们的躯体，填充了艰苦而漫长的岁月。那满头的汗珠养活了我们一家人。那磨润了的扁担，那褪色的箩筐没有压垮爷爷的脊梁，反而使身材瘦小的他在我心中的形象越发高大，越发清晰起来。
如今，我和弟弟都卸下了爷爷和妈妈肩头的扁担。可在菜市场的鸡蛋摊前，我总是忍不住地掏钱，买下二三十个鸡蛋。那干瘦而又沟壑纵横的老人家勾身蹲坐在小板凳上，仿佛那就是我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