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爷爷郝新民一百周年诞辰，写于2012年底，2013年发表于，子长县（现在是子长市）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第十七期《子长记忆》上。今天对其中一些只是听说，还没有见到的史料的一些事情做了说明，因为不加以说明，可能以后就无人知道这些事情了。所以在引用他们的过程中，做了说明，以望以后找到相关的资料，加以证实。

      关于爷爷郝新民及他的兄弟们的历史，当我还是孩提时就从家里老人及当时人们的谈论中知道了一些。虽然只有一些片言只语，但是从这些传言中，我已深深感到他们是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八十年代以来我看到了一些关于爷爷郝新民他们的文献资料，也有幸见到一些知情的老干部。退休以后我走访了很多市、县党史、文史机关，还多次到陕西省省委党史办（几乎翻遍了他们的相关资料库），见到了一些知情群众，搜集到一些珍贵资料。这样，我总算对爷爷他们的历史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今年是爷爷郝新民诞辰一百周年，故借此将爷爷及他的兄弟们的历史、事迹做个叙述，以表怀念，激励我们的后人，继承他们的遗志，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美好的未来，努力奋斗。

      1913年12月，郝新民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里。郝新民的父亲郝成功原本姓史，由于郝建仁（也是郝成功的舅舅）成家多年没有子嗣，当时史家有三个儿子，亲生父母便将郝成功过继给了郝建仁。后来郝建仁又有了二个儿子，即郝成徳（乳名成娃），郝成信。

      郝建仁家有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本人还有功名（具体是什么功名，不太清楚），当时水沟坪的水地（水沟坪之所以称为这个名字，是因为在后山沟，并排流出三股泉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一尺多宽的泉水涌出。这在陕北是不多见的。）有三分之二都是郝家的，周围好几个山上还有不少土地。

      从目前所知的情况，郝建仁有一个姐姐，嫁给了姓史的（因为时间久远，只能知道他是外地人，祖籍哪里，什么职业，无法考证），也就是郝成功的亲生父亲。有个妹妹嫁给了龙仁荄（即龙锡庆，湘军将领。回乱平定后，留在安定和瓦窑堡驻守。因为回乱，安定城始终没有被回族人攻破。而瓦窑堡当时是一个大一点的镇子，应该有几百户人家，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杀。龙仁荄认为瓦窑堡之所以死那么多人，主要原因是没有城墙。所以他带领军民修筑了城墙。当地人民为了感激龙仁荄，把这座城命名为龙公城。龙死后葬于水沟坪温水湾，后人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都回了湖南祖籍。）

      郝成功共养育了七个儿子，郝新民（乳名合合）排行老六。老大郝炳善（乳名大泉，1892年——1956年），老二郝兴善（乳名小泉，字子元，1894年——1932年），老三郝明善（1899年——1964年），老四郝宝善（1904年——1936年），老五郝根保（1908年——1932年），老七郝永昌（人称郝老七，1922年——2000年）。

      由于战乱，郝成功的史姓父亲及其二个儿子，不幸罹难。大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亲生母亲离世前，郝成功根据陕北借子还孙的习俗，将七个儿子一分为二，前面四个姓郝，后面三个姓史。这样郝根宝改为郝孝直，郝新民改为史法直，郝永昌改为史永昌。     

      郝成徳有二个儿子，老大郝进善（1904年——1972年），一生务农。老二郝步善（1916年——1968年）职业厨师，1968年因公去世。

      郝成信有一个女儿六个儿子。女儿郝明珠（1915年——2006年）为老大。大儿子郝振中（1917年——1977年），二儿子郝振兴（1919年2月——1974年11月），三儿子郝振邦（1921年——1971年10月），四儿子郝振国（1923年——1996年11月），五儿子郝全柱（1937年——1955年），六儿子郝根柱（1940年——2009年）。他们当中除郝振国留在子长县外（子长县耐火材料厂职工），其余都在外地参加革命工作。郝振中1930年参加瓦窑堡党的外围组织互助会，1932年随郝新民到陕甘根据地，1935年曾遭左倾路线迫害、关押（郝玉堂说：“我到南梁监狱看望了郝振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革命中又被残酷和迫害。退休前是陕西省建工局材料公司总经理。郝振兴1939年参加革命，去世前是西北党校行政处长。郝振邦四十年代曾为绥德专署团委书记，解放后在陕西省委工作，后不幸神经失常，不能正常工作。郝全柱少年时期十分出众，不幸早逝。郝根柱1961年参军，退休前是陕西省手工业工业联社副主任。

      他们当中郝子元、郝明善、郝宝善、郝根保和郝新民都是陕北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员。郝明珠、郝振中、郝振兴、郝振邦等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郝子元、郝宝善、郝根保、郝新民等四人，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郝家水沟坪村的老宅，下院一角。坍塌的窑洞曾经是郝明珠和习仲勋生活过的窑洞，现在窑洞已经修复原貌。

      郝子元是清末秀才，因学识渊博，嫉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在上世纪的一、二十年代的安定县就小有名气。交友甚广，结交很多社会名流，其中有杨庚武，谢子长等早在革命前就和他们一、一结拜。

      回乱后在龙锡庆的主持下瓦窑堡盖起了第一道城墙，外地因战乱或逃荒的很多人跑到这里安家，因为回乱这里死的人多，秀延河和南河又从城里流过，煤炭丰富，土地肥沃，地肥水美。随着人口的增加，煤炭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逐渐成为陕北商贸的集散地。山西的很多客商都在这里建有商号，西从新疆的牲畜皮革经过这里向东运去，山西的瓷器，以及丝绸布匹，西出宁夏甘肃新疆等地。安定本地出产的农产品，手工业品，煤炭运向延安榆林等地。还不得不说，当时子长种有大量的罂粟，鸦片产量很多，运往山西的比较多。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这样吸毒、赌博的多了起来，这就使得不少有钱人家破产。正像赵通儒说的，在瓦窑堡周围，没有穷人，所有的穷人都是由富人变成的。外地人到这里来，只要你好好劳动，几年功夫就可以“富起来”。

      1912年瓦窑堡又进行了扩城建设，比原来的城大了一倍还多，这样就有了第二道城墙，已经名副其实的成为安定县的副中心。郝家也在这时到城里盖起了一院地方。

      1917年王保民部驻守瓦窑堡，来时为一骑兵营。当时的瓦窑堡，按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新型发展的城镇，税收比较多。所以他的部队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团。

      一天，骑兵团的二个当兵的到水沟坪来放水浇地，（他们也在水沟坪种一块水地，用于种蔬菜。）这时郝明善和郝宝善正在浇地，二个当兵的硬要把水拦走，郝明善、郝宝善不肯相让，这样就在地里面你拦我挡，不可开交。二个当兵的一看，两个十几岁的小孩竟然敢和他们做对，就动起手来。郝子元在自己家院子里面看的真切。就来到地里将两个当兵的打跑。当兵的那里肯善罢甘休，回到城里拿了二支枪，气势汹汹地来到水沟坪寻衅。郝子元带着二个弟弟坐在窑洞后面的山上，看到二个当兵的找不到人气急败坏的样子直发笑。

      第二天，团长王保民备了一份礼物登门道歉，他说：“是我们当兵的做的不对。”人们常说：“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郝子元不但教训了当兵的，而且使团长亲自登门道歉。其事轰动一时。奇怪的是1971年有人把此事列为郝子元反革命的罪状来说事。

      1924年，郝子元率众参加国民二军胡景翼部，任营长。该营有很多安定县人氏，在后来的国共斗争中，很多风云人物出自该营。（我问过郝玉堂，这些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方面的。他说：“共产党和国民党方面都有，如梁青田，曾经是郝子元营的连长，折可达是排长，白得胜是班长。”）该营后来参加了驱逐刘振华、吴新田的战争和蒋、冯、阎大战。

      因谢子长和郝子元的关系，1925年，谢子长多次到水沟坪郝家，

（据家里面人说，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谢子长一到瓦窑堡就到水沟坪来找郝子元），向郝家弟兄几人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郝明善、郝宝善、郝根保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郝子元在蒲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郝玉堂和我说起，他在陕西省省委党史办出版的《革命英烈》上看到的，他说现在改名为《党史研究》。上面有他发表的纪念郝新民的一篇文章，大约一万多字。他还看到蒲城县写的一篇关于“东部游击队”的文章，这个游击队是由郝子元组织领导的。他还说在这篇文章中将郝子元写成郝志元。”我说：“有没有郝子元什么时间入党的信息？”他说：“这上面说是1926年在蒲城入的党。”他当时说给我一本，我说：“那你现在给我取一下。”他说：“我眼睛不好，等你下次来了，我给你。”不久郝玉堂去世了，这个事情就被耽搁下来。为此我到省党史办查了五、六次。可惜他们把1993年至1998年的资料没有保存下来。从1980年的第一期《革命烈士》到1992年的《党史研究》、《党史通讯》全都有。）还的提一下，我2012年到蒲城县党史办询问有关情况，党史办的一位女主任说：“蒲城县党史办是2000年才成立的，对于以前的资料什么都没有。”

    在几位兄长的影响下，郝新民也参加了革命活动。 1971年，因为李少堂和张建南的案子，我父亲去找了专案组，反映1934年，国民党驻军张建南借口刘述明案件，向我家索要了六佰块大洋的经过。那位工作人员翻出档案，并给我父亲念了一遍。上面说郝新民1926年参加革命。我父亲当时回来就给我说了这件事。可惜的是，子长县档案馆在七十年代把有关档案都烧毁了。2013年我到安塞县见到张富社，据他说他曾经见过贺晋年，贺晋年说：“我是1928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郝新民比我早，但是不知道是那一年。”

      1927年清涧起义失败白色恐怖袭来，不少人脱党叛党，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但是郝家兄弟几人始终坚信共产主义理想，坚持革命斗争。1928年至1929年，国民党在“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人”的残酷迫害下，党的组织活动转入瓦窑堡周围的农村。瓦窑堡党组织开会都到白家枣林等一些群众较好的地方举行。

      1929年，中共中央在（《陕西问题议案》️中指出，陕西党组织目前主要任务是“加强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会合起来”，同时可打入现有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如民团、红枪会、哥老会等）争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

      陕北特委也于1929年2月在绥德，4、5月在榆林红石峡举行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会议认为武装斗争有三种形式：白色的（兵运工作），灰色的（改造土匪），红色的（建立革命武装）。根据这些精神，刚从高小毕业的郝新民决心组织成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1930年初，郝新民通过二哥郝子元的一些关系，从清涧搞到一支枪，“当时敌人路上盘查很严”（杨子蔚语）。郝新民辗转来到史家畔杨家河村，找到时任村书记的扬子蔚。扬子蔚回忆说：“当时郝新民穿着长袍，背着一个顺顺（有的地方叫褡瘩），对我说：‘我这里有一支枪，你能不能想办法带到城里（瓦窑堡，当时人们习惯把瓦窑堡叫城里，把安定城叫县上。）去？’我叫来二叔，向我二叔介绍了郝新民，把顺顺交给我二叔。第二天我二叔赶着毛驴，把顺顺藏在驮子中。郝新民在瓦窑堡城东的郭家楼路边，顺利地把顺顺取走。”

    有了枪以后，郝新民组织了十几个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准备于某日（时间不详）在瓦窑堡城西的西门坪成立游击队。这一消息被国民党的密探探知（此消息由郝玉堂提供）。

      在成立游击队的清晨，敌排长找到做饭的大师傅说：“到街上买上二斤肉去。”这位大师傅说：“今天又不过年过节的，咋改善伙食？”敌排长说：“今天到西门坪去抓共产党，让弟兄们吃好。”他们的谈话被给敌人磨面的井助国听见，他便以帮大师傅买菜为由，把这一情报给党组织送出。

      郝根保知道这一消息以后，知道敌人已在西门戒严，便出南门经后桥以后翻山到西门坪，将消息传递给郝新民，游击队员迅速转移。“敌人兴师动众，却扑了空”（《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11页。

      这次事件虽然消息及时，没有受到损失。但也使郝新民感到不懂军事的苦恼，正在此时，陕北特委派郝新民到宁夏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我记得八十年代看到贺吉祥将军写的一篇很短的回忆录，上面说：1930年党组织派他和哥哥贺晋年到城里去参加游击队。文章就写到这里没有了下文，接着他和几个同志去参加了折可达的民团，贺晋年也去了宁夏苏雨生部。不知道他们和这件事有没有关系。在李赤然将军的回忆中，也是这一时间，说李仲英暴露了，李仲英当时是他们互助会的成员，当时是群众组织，估计应该是十五、六岁左右。是他安排去了宁夏苏雨生部去的。可能也和这件事有关。李赤然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是一个叫“屎盆子”的人，多次给敌人送情报，这个人估计就是他们同一时期的学生。那些学生因为年纪小，又不是党员，有严格的纪律，所以一些消息容易走露。

      1929年至1930年陕西省委先后派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化、郝兴民、贺晋年等党员到苏雨生部搞兵运工作（《犹记当时烽火里——高朗亭将军回忆录》，以后有很多文献都是根据这部回忆录而转载。）文中的郝兴民就是郝新民。“贺晋年离开定西时的二个同伴，一个叫郝兴民，当时化名史法直，后来在红军时期作战牺牲了”（《原上草——贺晋年将军传》上册第45页）。

        在苏雨生部搞兵运，在西北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在西北革命中党的比较著名的活动家、军事家的第一次大聚会。从此，各地的革命斗争相互联系，风起云涌，在短短的几年间便席卷了陕北、陕甘数十个县。

      在谢子长的安排下，1930年3、4月份，宁夏平罗苏雨生部第九旅十五团，成立了学兵队，主要目的是为党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学兵队由十五团副团长，中共党员张东皎任总队长（张东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高岗任分队长，李树林任司务长，教官有芦子厚、常子良。学员包括黄培中、吴焕文、李向明、李培清、高鹏飞、曹盛荣、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曹华山、史法直（郝醒民）、吕效端、姜鹏扬、李仲英、营正本、李登榜、杨林、吴文忠、高正中、韩士杰、王徳胜、路文昌、魏景明、白天齐、任正乾、常焕章、闫宝富、曹炳奎、石子建、霍义林、黄子元、张汉臣、杨宗智、冯振江、魏邦定、王品肖、宋长荣（此名单摘自张秀山《宁夏、甘肃兵运工作回忆》）。张东皎以黄埔军校所学进行军事训练。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开打，冯玉祥把甘肃、宁夏的部队调到河南参战，为了弥补后方的不足，便委任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并命令其进军甘肃平凉。学兵队成立不久便随部队南下，在固原受到土军阀黄得贵部的堵截，战斗持续半月后失利。

      庆阳土军阀陈珪璋趁机占领平凉。谢子长派联络官刘国良（化名刘耀西）到陈珪璋部搞兵运。苏雨生部第八旅、第九旅十五团王子元部开往靖远、定西、静宁等地，后被杨虎臣收编。

      随十五团驻定西后，学兵队得以进行系统的训练，一天十二个小时的训练十分艰苦，但也让郝新民等学员们学到了扎实的军事技能和军事知识。1931年元月学兵队毕业，郝新民、贺晋年、康明礼三人要求回安定组织武装，得到高岗的批准。

      他们三人顾了三匹骡子，驮着行李便踏上了回乡的路。谁知在静宁至隆德县的路上，遇到军阀吴新田和黄徳贵打仗，他们被溃散的败兵抢劫一空，来大衣也被扒走，他们回家并没有带武器，看到散兵赶快躲进旁边的地里，还是被抢（《原上草——贺晋年将军传》上册45——53页）

      在这天寒地冻的数九天，身上只留下单薄的衣服，可是天不做美，夜幕降临，竟然下起了大雪，连路边的住户听说他们被散兵强光，连家门都不让进。在黑天昏地中，他们只能寻着灯光走去。正像郝新民鼓励他们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幸亏临离开定西时，老乡杨林给了贺晋年几块大洋，藏在烂衣服中，没有被搜走，一户人家让他们住了一间草房。第二天用一块大洋买了三个羊皮，裹在身上。经三人商量，先到平凉找刘耀西，希望得到接济，再做回安定的打算。

      他们顶着零下十几度的寒风，踏着深厚的积雪，翻过了六盘山，到平凉找到了刘耀西。此时已是陈珪璋部教导团政治教官的刘耀西便留他们一起在陈部搞兵运工作。“贺晋年、郝新民分别担任连、排长等职”（《中国共产党平凉历史》第49页）。在《塞北风云》《原上草——贺晋年将军传》中记述他们的职务则是班长。

    他们在教导团建立了党支部，刘耀西任支部书记，附宝删、贺晋年、康明礼、郝新民任支部委员。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为官兵讲解社会发展史等一些社会主义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进步思想，结交了不少进步官兵，并从中吸收发展了一批党员。

      1932年5月，刘耀西被同宿舍的一个教官告发，敌人从刘耀西箱子底部搜出了党的一些学习书籍。被敌人认定为共产党员，陈珪璋对刘耀西软硬兼施，严刑拷打，但刘耀西坚定不屈，没有吐露半点机密。6月17日，陈珪璋将刘耀西十分残忍地杀害于平凉西门外的甘沟河畔（《中国共产党平凉历史》第49页）。有必要说一下，敌人用点天灯这种残忍的酷刑杀害了刘耀西，陈珪璋并不像他自己后来为了改编刘志丹部所标榜的：“我才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样开明。

      因为郝新民、贺晋年、康明礼都是因为刘耀西的关系留到陈部的。为了防止敌人的进一步追查迫害，他们经党支部安排都迅速离开平凉。贺晋年重翻六盘山到静宁、兰州一带搞兵运工作。郝新民和康明礼则回了安定瓦窑堡。

      郝新民回了瓦窑堡后谋了一份教学的工作，白天在学校教学，晚上出去活动。（在《李赤然将军回忆录》中，有所表述。）这时期他经常和马文瑞、赵福祥在一起，他们不久便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李赤然称其为“郝新民领导的北区游击队”。赵通儒《解放瓦窑堡的前前后后》中记载：住在瓦窑堡城内之——郝根保、郝合合（就是郝新民）、郝子元（曾在河南国民二军干过）也先后参加了非法武装活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这样称谓各种武装组织）。

      1932年农历二月，从榆林回来的王二、王三兄弟俩（因故隐去其真实姓名），慌称从其姐夫（井岳秀部的一名副官）处搞到二支枪，原本是想搞拦路抢劫的勾当，不曾想共产党游击队和哥老会兴起，没有他们的地盘，所以要把枪卖给郝新民（因为还属于亲戚关系，所以郝新民信以为真），并约好某一天下午，在白家枣林河滩一手交钱一手交枪。

      其实二人是国民党榆林情报处人员，跟随高双城部队从榆林出发回肤施（延安）的，路过瓦窑堡的目的就是寻机消灭共产党游击队和哥老会等武装，二人之所以对郝新民下黑手，是他们以为高双城部队是外地军队，只要把时间拖到黄昏以后下手，就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自己还能得到一笔赏钱。

      直到敌人快要出发，地下党组织才知道这一消息。敌人带着机枪冲锋枪从南门出去走大路，郝根保几乎同时从小南门出去，沿南河河滩向西极速奔跑，过了后桥就把敌人甩在后面。

      因为天快黑还不见二王，郝新民和游击队就撤回村中。郝根保到白家枣林天已黄昏，通报消息后便从原路返回。

      为了掩人耳目，二王一直跟在国民党军后面行走，装着回家的模样（其家也在城南）。当过了瓷窑村时天已黄昏，他们才大胆地走在了部队的前面。事不凑巧，国民党军刚进闫家枣林，就迎面碰到了刚从地里干活回来的闫常山，闫和王二是拜食（结拜兄弟），王二也不顾得兄弟情谊，示意敌排长将闫拦住，让其带路（二王就是这里人，根本就不需要别人带路）。

      郝根保刚走到白家枣林和闫家枣林之间的一个湾道上，敌人已迎面而来，他急忙顺左侧山沟走去，走上山坡后蹲在地上装做解手。王氏兄弟带着敌军围了上来，走到近前，王二一看就叫道：“就是这个孙子。”随手一枪打中郝根保腹部，郝根保倒在血泊之中。

      郝新民听见枪响，为了掩护五哥，当即向敌军这边开火，敌人在机枪、冲锋枪的的掩护下冲进白家枣林，郝新民带着游击队一边向敌人还击一边向白家枣林后山撤，双方均无人员伤亡，敌人追到山下后，因天黑不敢再追，二王逼着闫常山走前面带路，闫常山一看这阵势哪还敢再走，王二一看一不做二不休，便开枪把闫常山打死（这家伙太坏了，为了杀人灭口，竟将好兄弟打死）。

      到半夜，闫常山的家人不见闫常山回来，就唤起族人点着火把寻找，后将闫常山和郝根保寻回。郝根保当时并没有死。第二天一大早，人们用笸箩，一个在下面盛人，一个在上面扣着（因进城怕被敌人发现），把郝根保抬回瓦窑堡郝家。据闫常山的孙子说，当时闫常山也没有死，也是肚子上被打了一枪。过了二、三天后死的。     

      到晚郝新民带领游击队也没有走远，当晚就住在白家枣林山上的庙里，半夜发现火把及人群，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第二天下午，郝新民头上披了个麻袋片，顺着河潜回城里，到家里看到五哥伤势严重，十分悲痛，责怪自己当时没有拦住五哥，让他不要往回走。他问：“是谁干的？”郝根保说：“是二舅、三舅。”（二家是远房亲戚）郝新民又问一遍：“是谁干的？”“是二舅、三舅。”郝新民得到明确的回答后，就对郝根保说：“不怕，这个仇我一定给你报！”

      有位亲戚来看郝根保，听到郝根保的回答后说：“王三正在巷口张望，像是打探消息。”郝新民一听，从腰间柭出手枪就要往外冲，被众亲戚拉住，都说：“大白天，到处都是敌人，你打了他，你也走不了。”郝新民再次来到五哥身边说：“我一定要宰了这二个坏蛋，为你报仇。”然后强压悲痛离开了家。

      郝根保当天晚上不幸逝世，年仅24岁，有一个儿子郝轶（乳名才才），当时只有二岁。郝根保小时一个手因伤致残，那时家里光景好，所以没有任何职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也是一名职业的革命家。     

      此后游击队在王家附近埋伏了半月，王氏弟兄俩闻到风声逃往榆林，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子长。1964年“四清”运动时因人揭发其是敌榆林情报处人员，且犯有杀害郝根保等人罪行，畏罪自杀（我当时虽然十三、四岁，也听到这件事情的经过）。此事父亲曾给我讲过多次。1973年当年驻队干部、案件经办人焦生荣曾给我叙述过此事。2013年他还把当时事情的经过，向郝根保的孙子郝建平说过。赵通儒《陕北各县早期党史资料》中写道：“把郝根保因通红军打死。”

      1932年对郝家来说是悲伤的一年。5月韩城象山战斗，郝子元被敌人炮火击中英勇牺牲（《黄土高天举红旗——吴岱峰将军回忆录》），年仅三十八岁，事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经济员（韩城烈士纪念馆登记为游击队小队长）。解放后按营级抚恤。因没有子女，郝炳善把自己的二儿子郝存华（乳名臧臧）过继给了郝子元。

      按照郝玉堂叙述的，蒲城县那篇文章说的，郝子元领导的东部游击队，就活动在蒲城和韩城一带。不知道是陕甘游击队和东部游击队是不是在这里会合的，还是郝子元在此之前到的陕甘游击队。这些都得找到资料才能知道。

      陕甘游击队到了韩城、蒲城一带发展很快，并且还建立了地方政权。游击队扩大到一千多人，引起了杨虎城的注意，杨虎城派了一个师进行围剿。游击队迅速向韩城转移，到韩城外西北象山抢先占领有利地形，但是敌人火力强大，用迫击炮向山上游击队阵地猛打。按家里老人的叙述是：郝子元在指挥部坐着，被流弹打伤，闫留娃背着，到第二个山上，流血过多死亡。按吴岱峰在书中的叙述是：被敌人的迫击炮击中，一块牺牲的还有一个分队长（名字我没有记）。到晚上游击队撤出战斗，从一千多人乘下三百多人，也是陕甘游击队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斗。

      郝子元最后一次回家（时间不详）不长时间，谢子长来到水沟坪找他。二人谈话甚密，当家人走近时他们就不再说话，家人走开他们又开始谈论事情。

郝子元原来郝子元还有两张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有很多国民党军官，他们穿的都是军官服，其中有梁青田。2010年郝臧臧去世，照片和烈士证不知去向。

      当时郝成功不想让郝子元走。第一、知道他们干的都是出生入死的事情；第二、郝子元常年出门，虽然结婚十多年，但是连个孩子也没有；第三、郝成功十分疼爱这个儿子，在七个儿子中他是最有才华的。

      郝子元还是说服了父亲，安抚了爱妻，跟谢子长一起走了。那次临走时对谢子长说“唉！咱们咋再走么。”这个“咋”字，在陕北人的说话中，表示加强语气的意思，也就是对后面的“再”加强了语气。从这句话中可以听出来他们已经不是第一次合作了。

韩城象山郝子元牺牲在象山战斗中

      郝子元牺牲后，谢子长亲自到郝家报丧，对郝成功说：“叔叔，二哥人已经没了，但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尸首给寻回来。”（尸首，陕北人称遗骸为尸首。）解放后，郝永昌和当时掩埋郝子元的闫留娃同志找过一回，但时隔多年，当时立的木牌早已不在，地貌也发生了变化，无法找回。

      郝新民什么时间到陕甘游击队。（据家里面的老人，以及一些老乡回忆，郝新民用的武器是叫双背剑，这个“剑”字他们都发音为“jin”，后来我看到报道曾经在南梁革命纪念馆存放一对双枪名字叫：“苏制双背剑，”有人说是刘志丹用的，后来经调查刘志丹没有用过双枪。所以知道了这个枪的名字。还有赵二娃用过双枪，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枪。如果郝新民用的双枪是赵原来所用的枪。那么就有可能郝新民最晚应该跟晋西游击队一块到南梁的。也有可能回到瓦窑堡之前就和刘志丹他们存在关系。）

      1932年10月18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在延川县高家疙瘩村成立。这是在陕北正式打出红旗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之前也组织了一些武装，但是都没有打出红旗）。年底郝新民、强世清回到安定。九支队队长高朗亭奉陕北特委指示，动员他们参加九支队的活动。高朗亭先找到郝新民，郝新民说：“我是请假回家结婚的，可以参加”。并交出一支手枪。高朗亭找到强世清，强说：“我是害流水病（伤寒）回家养病的，不能参加”。

      1985年夏天，我在西安我舅舅杨和亭家见到了高朗亭。杨和亭问高朗亭：“郝新民参加了九支队的那些活动？”高答：“参加了九支队的所有活动。”“那抓白明扬他干什么工作？”“干掩护工作。”此内容在《犹记当时烽火里——高朗亭将军回忆录》也有记载（在他写的原来的征求意见稿上没有这段话）。

      在贺吉祥将军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和几位同志，押着白明扬在一个山沟里，不能出来很艰苦和很烦躁，当时听到了“史法直（郝新民）归队了”的消息，无疑他们很兴奋（这说明以前他们在一起干过）。

      为了给党组织筹措活动经费，九支队打了不少老财，郝玉堂说“我们白天打探消息，了解（一些有钱人家）地形和家庭情况，九支队晚上行动。”他说了很多人家，他说：“过去这些话是不敢说，现在不会顾忌了。”

      因为1932年二位哥哥牺牲，按照风俗习惯，郝新民当年不能结婚，所以等到1933年，正月十三才和石秀云举办婚礼。石秀云的父亲叫石仑山，是瓦窑堡城里有名的商人，石秀云的伯父是清末拔贡。石家有三个女儿，都曾上学读书，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大女儿石清莲和二女儿石云秀都是共产党员，石清莲是小学教员，与孙绍山（即孙贻谋）结婚。孙绍山，1926年省立绥德第四师范读书，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辍学回安定第二高小执教，是中共安定县第一位县委书记（杨和亭语），曾为安定县早期革命斗争作出积极贡献。1930年考入北平中国人大读书，1933年毕业后返陕，在安定一带开展革命工作。1934年叛变，致使绥德、榆林党组织受到很大破坏。曾任陕西省第一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兼榆林保安司令部上校副司令，二十二军二二八师上校附员。在榆林期间为官清廉，和乡绅一道植树挡风，种草固沙，深得民众称颂。1949年在绥远随董其武起义，1951年2月“镇反”运动中被捕，5月在榆林被错杀，1981年得以平反。

      郝玉堂说：“孙绍山1927年反动了，特别是1934年是最反动的。”我们从赵通儒的文章中，屡屡提起孙绍山都以“叛徒”相称，甚至他们当面相谈都是如此。我舅舅杨和亭也说起他就是“叛徒”。

        有一次我和舅舅啦话说：“不过当年我和国民党谈判（指他代表神府特委和国民党谈判，他当时是神府特委书记）。他还是对我帮助不少。我说：‘他是叛徒，’他说：‘我不是叛徒，我原来是安定的县委书记，安定的党组织和所有的人，我都知道，但是我没有出卖一个人。’我舅舅说：‘你在安定没有出卖一个人，但是绥德、榆林死了那么多人。’孙绍山无言以对”。我问：‘他为什么叛变革命”我舅舅说：“他说（红军）杀了我大（称父亲为大）”。我说：‘为什么要杀他父亲呢？’我舅舅说：“因为是地主。”

      后来我看到一些资料和过去那些老干部谈话的只言半语中，了解的多了。就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现在基本上没有多少人知道，而这些东西对我们子长革命期间发生的事情，及有关的人和事，对以后人们的整理应该有帮助。

      从李赤然将军的回忆录我们可以看到，1932年，他因为在南沟岔张贴宣传：“坚决拥护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而被折可达民团逮捕，被国民党押往榆林受申。因为有折可达和时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孙绍山，是李是共产党的证人，所以红军游击队，让折、孙二人的亲戚给他们的家人传话不要出庭作证，如果敢出庭作证，杀了他们两家的全家。给孙绍山家人传话的人郝新民是不二人选，因为他和孙绍山是挑担，而妻姐姐石清莲也是共产党员（书中介绍孙绍山的父亲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看来他是接受了红军的忠告）。后来二个人都跑到榆林国民党军中谋职，所以没有敢出庭作证。自然李赤然将军因为没有证人出庭，所以无罪释放。按理来说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

      郝新民自然也保证不对孙绍山的家人下手。因为当时九支队高朗亭和强世清闹矛盾，虽然没有指定让郝新民领导，但是基本上是由郝新民负责。

      可是白得胜原来就是草莽出身，刚刚参加游击队，所以就瞒着郝新民，带人去把孙绍山的父亲杀了，根据孙的后人写的材料，孙绍山的大哥也一块被杀。因为这件事郝新民和石得胜闹起了矛盾，另一方面，石认为自己在正规军队干过，所以对郝新民也不服气（当时他们都很年轻，好胜心强，这都是正常的事情）。郝新民本来就是陕甘游击队的人，石得胜又不听他的话，所以一气之下就走了，回了陕甘。这对马上要成立的一支队肯定是一大损失。一支队在强世清的领导下，发展到一百多人，强世清虽然在晋西游击队和陕甘游击队干过，但是终究没有经过军事训练。郝新民在苏雨生部学兵队，经历过强度很大的军事训练和学过军事知识，如果他还在一支队，说不定一支队不会被敌人伏击，从而失败。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说石清莲，她也是安定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并且掌握所有安定县党组织的秘密资料。她对党可以说赤胆忠心，但是无奈孙绍山走了那条路，自己虽然特别恨孙，自己又无法左右孙，而且已经有了一对儿女。她联系郝玉堂，到齐家湾接洽，把所有党的秘密文件交于郝玉堂，石清莲说：“鉴于目前我的处境，已经不能保存党的资料了，所以我把所有资料交于你，希望你能好好保管党的机密。”郝玉堂说：“我再也没有和她联系。”

      其后石清莲心里非常痛苦，在家里无法说服孙绍山。在外不能为了自己坚信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郝玉堂说：“她心里十分气愤，不久就生病，离开了人世。”这些事情只有党组织知道，包括石、孙的家人，谁也不知道石清莲去世的原因（来源于郝玉堂的诉说）。这真是一个悲剧，这样一位可敬的共产党员，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赵通儒的文章中也能看到对此事的记载。

      我在和省党史办主任雷学均的谈话中，知道了一些关于叛徒鉴定的一些标准。有的人自动脱党，参加了国民党，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出卖党的组织和人员。就不算叛徒。他还举例说了，有的人解放后还重新加入了共产党。从这一点看如孙绍山离开安定，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这不算叛徒。但是因为后来他造成绥德、榆林党组织被破坏，他就是没有亲自去抓人，但是他原来就是党员，且知道党组织活动的方式和联络办法，甚至能知道秘密开会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帮助下，抓捕了很多优秀的陕北地区的领导人。这就成为了叛徒。

      根据资料他后来还是给党办过一些事，如解放后的甘肃省委书记张徳生，在榆林被敌人盯住，在抓捕前孙把张秘密藏到自己家里，达半月之后才安全转移。石云秀去世后，她和郝新民的女儿郝凌云，由孙绍山抚养了七年，1949年由习仲勋和马文瑞派人从孙绍山家中把郝凌云接走（当然这也有亲情关系在里面）。

      据孙的后人整理的资料中在张徳生准备营救孙前，被执行了死刑。孙绍山的历史是清楚的，按起义人员被杀肯定是错杀（给于平反也是给予这一点），但是他也是共产党的叛徒，犯有严重的错误。

      郝新民石云秀两位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的结合，在当时的瓦窑堡是一段佳话，白色恐怖下的陕北更是少见。郝家也对这次婚事操办十分重视，亲戚朋友、瓦窑堡附近的不少名人乡绅都来参加。郝新玉堂说：“瓦窑堡的党团员都参加了婚礼，我当时是团员，所以我也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还有陕北特委的毕维舟，九支队的强世清，都以朋友的身份前来祝贺。

      1933年正月十四，任志贞从她的同学李月琴（安定县国民党政府县长刘墅明的夫人）处得到刘墅明正月十五要到瓦窑堡去的消息，便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中共安定县委领导赵福祥，赵连夜赶往瓦窑堡将这一消息报告给了毕维舟，毕维舟和强世清，高嘉徳（1934年叛党）商量在安定通往瓦窑堡的路上伏击，他们恐力量不足，就找郝新民商量（因为郝新民新婚，所以他们不好意思打扰，但是事态紧急，只得和他商量）。郝新民一口应承参加。

      正月十五日一早，四人带上武器向通往安定的路上迎去，先期到达伏击地点栾家坪桥东侧。

      国民党安定县县长刘墅明那天骑了一匹马，由两名拿了一长一短二支枪的士兵护送。刘墅明也是行伍出身，在桥那边看到几个人，就有所警觉，吆喝士兵快速行走。刚到桥上，迎面走来的强世清从长袍中掏出冲锋枪，一梭子子弹扫去，刘墅明从马背上摔下来，跌落桥下的冰滩上。他拼命欲起，毕维舟抬手举枪，击中其头部，刘墅明应声倒下。拿短枪的护兵跳上马背，向瓦窑堡飞奔而去，拿长枪的护兵刚想转身逃跑，被郝新民追上一把拧倒在地缴了枪。

      四人来到村中，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和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布告张贴到墙上。这是九支队首次对外的布告，无疑对整个陕北是个大震动。事后，毕维舟和强世清到陕北特委汇报工作，高嘉徳回清涧家中，郝新民潜回瓦窑堡。

      关于这段历史有多种说法，有的人甚至说九支队的队员全部参加了这次行动，但是大多数肯定是四个人，只是人名有所不同。再就是时间不同，有说是正月十五，有说二月初二的。本文采用高朗亭的说法。一、当时冰封严实，如果是二月初二，河里即使有冰，也经受不起人体的重压。据家里人说郝新民是结婚第三天就走了，所以应该是正月；二、高朗亭虽然不是当事人，但是他是支队长，事后肯定要核实；三、高朗亭资料来源是1964年兰州军区整理调查的资料（我听他亲口说的），来源比其它人的要早，来源也可靠。

      不大功夫，一排敌骑兵从瓦窑堡飞驰而来（瓦窑堡距此15华里），毕维舟等人四人早已不知去向。敌人召集村民问话无人回答，把村中乡绅吊起来拷打逼问，始终没有问出是谁所为。

      打死国民党县长的消息迅速传遍陕北各地，老百姓暗自称快，敌人则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各种传言风靡一时。

        1933年4月，强世清奉陕北特委之命，到安定西区找到九支队主力队员郝新民，商量成立陕北一支队（苗建寅《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党史》征求意见稿，文中为史法治），此后不久，郝新民离开陕北重回南梁。

      郝新民回到南梁正是红军南下遭受重大损失之时，刘志丹等不知下落，根据地也损失殆尽。郝新民只得返回陕北，找到在安边教学的贺晋年。赵福祥在他来之前也来到这里，战友相见自然十分亲切，贺晋年把郝新民、赵福祥介绍到靖边民团搞兵运工作（见《原上草——贺晋年将军传》中叙述）。马文瑞《一次难忘的经历》和魏建国写的《郝新民传略》说的是在张廷芝骑兵团。

      1933年底，陕北红一支队遭受重大挫折，强世清、石得胜、白志珍先后被捕。敌人获得郝新民等打死国民党县长刘墅明的人证后（原来早就流传各种传言，因为郝家具有一定影响，所以他们不敢乱抓），遂将郝成功收押监狱，郝家托人说情，张建南张口要一千块大洋，郝家卖房卖地，只凑得六百块大洋，在很多社会名流的说情下，敌人才将郝成功放出。

      郝成功被押期间，我父亲郝志周当时只有几岁，每天都要到监狱送饭。据父亲回忆，曾祖和白得胜被关在一个牢房，当时白得胜半边脸都被打掉了，牙齿裸露在外，十分恐怖。

      1934年2月12日是腊月二十九，郝新民天亮前回到水沟坪家中（路上只碰到一个村民，因为天还没有亮，只有迎面才能看清。为了不让其后人难堪，在此就不提其姓名，当然郝新民包括我们郝家都从来没有对其有过报复，毕竟当时革命处于低潮，老百姓的思想出现反复也是正常的）。当时人们习惯在年前做年饭，留着正月里吃，有的人家甚至一个正月都不再做饭，就把年前做好的东西在锅中热一下，就当饭吃了。郝家是大户人家，年饭做的多。当时三哥郝明善，正在院子里赶着毛驴磨豆腐。郝新民坐在前炕边，听在地上忙活着来帮助做年饭的外甥女诉说近几个月来瓦窑堡发生的事情。

      大约郝新民回来不到半个时辰，敌人突然包围了郝家院子（分上下二个院子），敌人冲进院子后，磨豆腐的郝明善才发现敌人，一傻眼，手中拿着舀豆子的马勺掉落在地上，顿时人也愣在那里。正好一个村民路过这里，见此情形喊道：“老三，你还不赶快回家，在这里看人家干什么？”说着便走进院子把郝明善拉走。

      在敌人推门瞬间，郝新民藏身门后，他外甥女上前掀起门帘，把郝新民遮住，敌人一看家里没有人，就到其它窑洞去看。郝新民刚想动身，又一个敌人来看，他外甥女又用门帘将他遮住。这个敌人刚走，一个箭步跑到后窑（当时人们习惯靠近窑洞的里墙，再挖一个小窑，主要是储存物品用），后窑里面有一个架子，放些杂物。郝新民从顺顺里掏出双背剑（苏制双枪），他外甥女忙说：“你老家千万不敢开枪，这一开枪一家老小就都完了。”郝新民微微一笑，说：“没事。”一跃就上了架子，一猫腰钻进一个席筒内。

      敌人搜完上下院子所以窑洞，最后把注意力转向这个有后窑的窑洞。但是又不敢进去，敌排长叫来郝新民外甥女，让她走前面，并提高嗓门喊道：“你走前面，不然郝六出来一枪把我打死怎么办。”敌人走进后窑，只能看见一些杂物，再就是那个架子。用手电照照，什么也看不清，就指示一个当兵的上去看看。那个当兵的慌忙跑出窑洞，敌排长也心里发怵，跟着跑出了出去。他们再也没有进去。但是又不甘心，就在其他窑洞和院子里乱翻。直到中午，最后才找借口说：“郝家窑洞里有个洞，郝新民从洞里爬出去跑了。”听老人们讲，敌人经常到郝家搜人。当时敌人又出重赏，这次是得到一村民告密而来搜查的。2005年10月，我到省人民医院看忘老姑郝明珠时，她说：“这是最危险的一次。因为当时人比较瘦，所以就钻进席筒里了。”

      1934年5月，郝新民利用敌人部队移防，路过庆阳，拉出一排人，到南梁和刘志丹会合时剩十三人枪（魏建国《郝新民传略》、马文瑞《一段难忘的经历》都有记载）。原在安塞刘老庄民团当团丁的王世明等七人，自发组织起来，到闫家湾康全明家要出原民团用的十二支长枪、一支花筒机枪，随后在洛河川一带消灭民团多处，人枪猛增，名声大振。刘志丹决定由郝新民带领兵变过来的士兵和这支队伍合编成一支游击队，并派高岗、王世泰一同前往。在孟家坬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陕甘第二路游击队第五支队”（有时也叫安塞游击队、也有叫赤安游击队的，可能是任务不同扮演的角色也不同）成立。由郝新民任指导员，王世昌任队长，王世明任副队长。由王世泰授队旗。（《中国共产党甘泉县历史大事记》）听父亲讲马文瑞也担任过五支队队长一职。不知道是否属实。

      五支队活动范围很广，比任何一支游击队的活动范围都大。在南梁各县、陕北的安塞、保安、安定、甘泉、富县、扶施（延安）都留不了他们的足迹。打了一系列胜仗，消灭了不少民团和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一百多人，最强盛时近二百人。是一支敢打硬仗的队伍。

      1934年8月的一天下午，风和日丽，站在高处望去，水沟坪的田地里鲜有人影。郝新民独自一人迈进自家院中，侄儿臧臧正在院中玩弹子，郝新民走到臧臧跟前，还未等臧臧喊出声，便将他抱起拦入怀中。随后打了一声口哨，忽的一下从地里冒出很多红军战士，涌入郝家院中，顿时郝家上、下院子里全是战士。据老人们说，战士身穿灰色军装，脚穿大头皮鞋，足足一百多人，军容十分整齐。

郝新民

      郝成功知道消息后，特地在城里买了一案子案糕，带回水沟坪，因为郝新民爱吃案糕，每次回来都要给他买案糕。这次来的人多，他就买了一案子（大约好几十斤）回来。战士们很高兴，每人都吃了一块。酒肉自然是少不了的，因为当时郝家生活很富裕。

      当晚半夜，五支队攻打了瓦窑堡，只听见冲锋号声，枪炮声响成一片。一直到天快亮，随着撤出战斗的号声，五支队便没了踪影。城里虽有一营敌人，也被打晕了头，哪敢出城追赶。倒是郝成功早早起来，看到前后村的路上都是皮鞋踩下的脚印，着了急，生怕被敌人发现，动员全家老小，拿着扫把清扫脚印。这也是郝新民最后一次回家。

    “ 1934年9月，五支队攻克高桥川敌人民团盘踞的沟槽渠寨子，自己无一伤亡，二十余名民团全部缴械，枪毙了民愤极大的团总。接着又打下了龚圪堵等寨子。”（魏建国《郝新民传略》）同月，由原来土匪武装改编的陕甘红军第二路游击队第六支队成立（也叫鄜甘游击队）。队长杨培盛，指导员杨庚武（甘肃人，也是一名老革命，十分能打仗），全队五十多人，三十支枪。

      五、六支队合到一起二百多人，他们就把目标对准了一些大的目标。第一个就是甘肃庆阳的河水县。1933年陕北红一支队在强世清领导下南下，当时刘志丹刚从南下失败回来，手下几乎没有几个人。敌人到处宣传二十六军全部被消灭，刘志丹等人全部被杀。他们和刘志丹会合后，为了狠狠的教训一下敌人，决心打河水县。所以在刘志丹指挥下，奇袭河水县。八十多人消灭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守城部队，堪称经典战列。这次红军人数虽然多，武器也好很多，但是敌人防守很严，（显然吸取了上次教训）所以没有攻下。

      同年十月，五、六支队和当地赤卫队员一千多人攻打甘泉县城，一度攻入城内，但因扶施（延安）一连敌人赶到，这样和城里的敌人合起来二个连。所以只得撤出战斗。（八十年代我曾经看过一篇关于这次战斗的文章，介绍了攻打甘泉县城，全部过程。文章最后抱怨进攻速度过慢，才使敌人的援兵赶到。其实按照当时军力部署，即使攻打下来也是守不住的。高双城不会让红军游击队，在离自己这么近的地方驻扎的。）虽然没有拿下甘泉，但是这也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一个排的兵力，就下乡出去耀武扬威了。

      甘泉是扶施的咽喉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0月，红十五军团七十六师再次攻打甘泉未克，12月彭德怀率一方面军再次攻打县城也未克，到1936年年1月，彭德怀指挥部队采用坑道作业和爆破战术仍未奏效。党中央进驻延安后甘泉城仍被国民党占领，使中央感到十分不便。1937年过年通过统战工作，国民党县长配合，设计将敌二个保安队长擒获，使保安大队缴械。甘泉才得以解放（主要内容见《中国共产党甘泉县历史大事记》。

      五、六支队的这些大的战斗，虽然未获得胜利，但却动摇了国民党在陕北的统治，使其龟缩在各个重要据点，不敢轻易下乡清剿，为农村土地改革，以农村包围城市，打下了基础。特别是攻打甘泉，使井岳秀十分恐慌。急领梁青田营从米脂一带赶往甘泉，以曾强甘泉的防卫。

      梁青田，宝鸡人，在山西学兵团时和谢子长是同学，郝子元任国民二军营长时，他是该营的一个连长。和郝子元关系十分要好，曾经结拜，解放后二家的后人都很好。只是和郝子元走了不同的道路，死于解放战争中。后来梁青田到井岳秀部当了营长，这次增援甘泉，他知道是郝新民指挥了这次战斗。所以先找到郝炳善，想让郝炳善当他的警卫排长（因为郝炳善从小习武，又跟随郝子元在军队中干过）。他对郝炳善说：“回去给大伯（郝成功）说说，让老六回来，不要怕，有我不会有事的。跟着共产党没有出展的（陕北话：没有前途的意思）。二哥（郝子元）他们当时不是有一千多人吗？还不是失败了！”

谢子长右二梁青田左一，在山西学兵队时摄影

      郝炳善把梁青田的意思给父亲郝成功说了，郝成功说：“共产党的势力现在看起来小，但是将来的天下是共产党的（2005年10月，我在最后一次看老姑姑郝明珠时，她说：“你们的曾祖父，也就是我的大伯，那时很进步，经常说不要看共产党现在势力小，以后的江山是共产党的。这和几个儿子对他的影响，不无关系）。他话题一转对郝炳善说：“难道你们亲兄弟，还要在战场上相见吗？”郝炳善无言以对。

      梁青田话虽如此，但他心里还是发怵，不敢走寺湾、安塞这条近路，而是绕道清涧、延川、延长经延安赶往甘泉。

      五支队曾经二次攻打安塞李家塌寨子，未克（魏建国《郝新民传略》）。李家塌寨子是地主家族武装，十分顽固。寨子三面都是峭壁无路可攀，只有一条路通向寨子，易守难攻。1935年6月安塞县城解放后，李家塌寨子成为敌人在安塞最后一个堡垒，刘志丹率二十七军红一团、红二团经数日血战，最后由贺晋年等组成敢死队，从山壁上爬上去，才最后攻克李家塌寨子。

      1934年入冬，随着苏区的不断扩大，红色政权相继建立。安塞革委会领导洛上川的广大穷苦农民进行了土地改革，按陕甘边政府的土地政策划定成份，分配土地，广大穷苦农民第一次真正有了自己的土地，更加拥护共产党。

      但是保安城（现在的志丹县城）南广大地域仍被几个大地主把持，特别是双河民团团总路五及其家族，凭借其团总的身份，雄踞一方，土地改革无法开展，五支队决定打掉这一武装。

      在保安县城南三十华里的地方，有一个叫芦草沟的小村庄，芦草沟的南面有一座小山，此山虽然不高，但是十分陡峭，特别是山的西面是一石崖，石崖足有二百米长，近三十米高（现在为修公路，把上面炸去近二十米），石壁垂直且光滑。崖下有一条河流经过。石壁距河大约十多米的地方，有大约近二十个洞穴裸露在外面（听村民们说，原来那些洞都在里面，根本看不到，因为长年累月河流、雨水冲刷，石壁坍塌，才使那些洞穴露了出来），当地人称“窨子”（崖窑），这些窨子属于刘、路二家地主。刘家大约只有二、三个。其余都是路家的。在刘、路二家窨子之间有一人工凿挖的凹型石槽，这个地方原来是放吊桥的地方。吊桥上方是人工凿挖的小路（因为现在修公路，只剩二个台阶），直通山顶。路家十几个山洞里面全部是连在一起的，不但有过道，而且里面还有院落，可以说工程十分浩大，可以从这里看出路家当时的财力有多雄厚。路家的长工是住在掉桥口的窨子里，里面是不让他们及外人进去的。路家在此囤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他们长年累月住在里面，秋后兄弟几人才四出追缴租债。

郝新民牺牲的崖窑

      要进入窨子必须要爬上山顶，从石节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掉下石崖粉身碎骨，只有放下吊桥 人才能下去。路家人进入窨子收起吊桥，外面的人就无法进入窨子了。在打窨子之前，路五的民团已经大部被五支队歼灭，路五带领五、六个团丁躲进了窨子。

      1935年1月23日夜晚，五支队就控制了窨子周围地形。此时的陕北是一冬最寒冷的季节，清晨太阳出来前用手摸石头都有把手冻住的可能，河道又是南北方向，北方袭来寒冷刺骨。面对如此险要地形，战士们无不乍舌。郝新民决定自己亲自下去。天亮前郝新民已埋伏于吊桥上方。

      天蒙蒙亮，“窨子”里面的人起来刚刚放下吊桥，郝新民纵身一跳到吊桥上，大喊“不准动”。此人先是一惊，然后撒腿就往窨子里跑。郝新民一边追，一边抬手一枪打去。此人跑进窨子随手把门一闭，子弹打到门上的一颗铁铆钉上，子弹改变方向，向上迸起，郝新民人已冲到门前，猝不及防，子弹打到下巴上，郝新民一个趔趄掉下悬崖，河里的冰足有一尺多厚，不幸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二岁。郝新民牺牲后，战士们将他的遗体埋于河对面的平台上，向安塞撤去（这也是主流说法，可能主要依据是，来源于对路五的申讯记录。因为他害怕追责，所以如此说的。因为郝新民只有下巴有一枪伤，所以当地政府和村民，以及我们家里的老人都是这样的说法）。

      2005年10月1日，我到陕西省人民医院去看望我老姑姑郝明珠。谈起这件事，她说：“1943年她因为有病，在马锡伍家养了一年病（我于2012年秋天到志丹，见到马锡伍的孙子。才了解到她是因为难产，身体非常虚弱，所以养病那么长时间）。马锡伍家就是芦草沟的，马锡伍指着他家对面的山说：‘你六哥就是在那座山上牺牲的’。马锡伍说：‘当时战斗已经结束，你六哥觉的战场打扫的不彻底，就一个进了敌人的寨子（她可能把窨子，听成了寨子）。结果有五、六个敌人藏在一个门后面，他打不过敌人，掉下了河里。天亮后，人们才发现他牺牲在河里。因为当时河水较深，他不会游泳溺水而亡。’我到马锡伍家院子里去了，因为他们家在那座山的北面，从那个方向只能看到对面的山头，并看不到山西面的崖窑。所以她才能误解为寨子。按我的分析，可能是郝新民负伤后，昏迷被敌人推下悬崖。因为前几年移墓时，郝新民下巴的骨头被子弹打了一个洞，如果子弹是弹起来的，不可能击穿下巴骨的。（移墓时我没有回去。2013年为了纪念郝新民诞辰一百周年，回去后听弟弟们讲了当时的情况）。但是根据井岳秀发给杨虎城、邵力子的电报看，注的时间是二月份，说的是上一个月的事情。这次战斗发生的时间应该在1月份（我父亲也说是发生在八月，九月从保安把遗体拉回来。所以我们家里的人都以为是刚刚牺牲。但是因为这份电报是实实在在的资料在那里保存着，所以其他的时间都应该是误传）。

      当天，保安县城的国民党团长张杰带领二个排的敌人，还有数十名团丁，赶到芦草沟，了解到五支队攻打崖窑失败后，联合路五的民团，悄悄尾随五支队的后面。五支队没有发现敌人尾随，行军数十公里后，宿营于槐树庄。一方面行军劳累，另一方面又失去了灵魂人物，士气低落。敌人剩游击队员休息以后，突然发动攻击。游击队奋起反抗，战斗持续了二个小时。队长和几名分队长相继牺牲，损失惨重（按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发给杨虎城和邵力子的电报，游击队员牺牲了二十多名，被俘六人。其余钻入梢林。电文近千字，也应该有谎报数字邀功的可能。也能看出郝新民和五支队的失败，对于敌人来说是一重大胜利）。

      根据《中国共产党甘泉县历史大事记》上记载，后来五 、六支队配合红军主力攻打新乐寨、甘泉县城，参加了著名的崂山战役、宜川战役后编为安塞独立营。1936年初和六支队合编为红二十九军一个团。按一些资料上说，刘志丹重新派遣了五支队的领导，跟随刘志丹北上的部队参加了陕北第二次反围剿，和解放陕北六座县城的战斗。

      1935年4月，当地政府为了纪念这位英勇的红军战士，把保安城南十华里的一个叫进士窑的村庄命名为新民镇。进士窑村因明代村中出了一位进士而得名。新民镇的命名我是去年从志丹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姜永明写的《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才知道的（当时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我们郝家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1935年9月，刘景范派人到瓦窑堡通知郝家郝新民不幸牺牲的消息，郝明善到保安接郝新民的灵柩回家，由刘景范亲自带领部队护送到距瓦窑堡五华里的白家枣林村，因为当时瓦窑堡还在国民党军队李少堂五00团的控制之下，水沟坪离瓦窑堡又太近，所以不能将灵柩运回办理丧事，只得把灵柩停放于白家枣林山上的庙中，暂时停放。

      1935年10月2日半夜，李少堂团逃往清涧，瓦窑堡得以解放（赵通儒《瓦窑堡解放的前前后后》）。10月下旬，郝新民的灵柩运回瓦窑堡，丧事共办了四天，西北工委、瓦窑堡市委、市苏维埃政府领导和许多老战友都来为郝新民送行。当时石秀云为瓦窑堡市政府妇女工作部部长，女儿郝凌霄（乳名灵聪）才二岁，经郝成功和郝明善商量，将郝明善的二儿子郝志周（乳名二存），即我父亲过继给郝新民（我母亲曾经说过，当时丧葬费用全部由公家承担，公家给拿来成匹成匹的布匹。父亲说祖母石秀云把全部布匹都拿到爷爷郝新民的坟前烧了）。值得一提的是，石秀云后来虽然改嫁，但是想起郝新民经常痛哭流涕，悲痛欲绝，不久就病逝（1942年去世，还不到三十年）。这也使我想起她大姐，二位都是陕北最早的女共产党员，都过早的去逝，可悲可叹！

      办丧事期间，同桂荣来到郝家，找郝明珠，商量到监狱看望刘志丹和习仲勋。郝明珠给同桂荣介绍说：“是我六哥郝新民，在保安打仗牺牲了。”同桂荣进入灵堂，围着棺木默默转了一圈。解放后同桂荣经常和郝明珠在一起，据同桂荣回忆说：“我曾经给郝新民缝过衣服，刘志丹那时说过郝新民是一个很有本事（陕北方言，能力和本领的意思）的小伙。”

      解放后民政部先以当时游击队领导的身份定为连级抚恤，受到陕北干部的质疑，后定为团级抚恤（我们知道陕北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游击支队很多，但是在八十年代很多老干部写的回忆录中，经常能看到陕甘、陕北红军和地方政府系列的表格，除了正规军队外，只有少数几个游击支队的支队领导列在其中。地方领导除了特委领导之外，只有神府特委书记、关中特委书记位列其中。县级领导列入系列中的很少，而五支队郝新民在多种版本中都有，有的写为指导员，有的写为支队长）。这也能看出郝新民在陕甘、陕北的影响，也是党和组织对他所做贡献的肯定。

郝宝善（右二）、吴岱峰右（一）、马文瑞（右三）  强龙光（右四）、马明方右六

      1936年6月，敌东北军攻占瓦窑堡。一天，时任二区区委书记的郝宝善回到家中，不到一顿饭的功夫，保长吴文义领着二个东北军士兵到郝家将郝宝善带走。

      三天后东北军准备撤走。早晨，敌人在操场滩集合，同时还有被敌人关押的俘虏。郝宝善被一个叛徒认出，此人为外地人，曾和郝宝善一起到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受过训，但是无法得到考证。不过四爷参加革命后，表面职业是赶脚，赶着二个骡子走南闯北，实质从事的是联络工作，哪里有任务走哪里，不但走过榆林绥德，而且去过关中和河南等地。二爷在国民二军时他经常在部队和地方之间联络，据说二爷准备起义时，将他的私人物品和一些钱财交给四爷让他捎回。

      敌人押走郝宝善等三人。当时郝明善也被关押，东北军走后才被放出监狱。他闻讯后不顾自己被折磨的身心疲惫，带着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大侄子郝文华（乳名郝鹏）就追。追到蟠龙镇天色已晚，听蟠龙镇的老百姓说：被敌人抓去的三个人，有一个在蟠龙镇跑了。郝明善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家的弟弟，也许人总是往好处想，思量了半天只得返回瓦窑堡。

      其实当晚敌人并未走远，当晚就住在蟠龙镇与青化砭之间的一个庙中。郝宝善猜到敌人要对自己动手，就对庙中的一个和尚说了自己的姓名和家庭住址。并嘱托和尚给自己家里捎话，把自己的遗体寻回去。第二天，残忍的敌人把郝宝善等人活埋于青化砭，时年三十二岁。

      后来家里人到青化砭，通过牙齿特征和脚上的一只袜子找到郝宝善的遗骨。郝宝善留有一儿一女，女儿郝桂芳十四岁，儿子郝菁华（乳名存英）八岁。

    郝新民从少年时期就接受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1930年始从事武装斗争，足迹踏遍陕甘宁数十个县，并在陕甘、陕北都进行过军事行动。期间革命形势跌宕起伏，经历了不少挫折和教训。但是他毫不气馁，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精神，勇往直前，和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胆量过人、作战勇敢，在安定、安塞、保安等地十分有名，他的大名使敌人闻风丧胆，革命群众则备受鼓舞。

      我四舅舅杨善恭是1930年的党员，他曾经感慨地跟我说起郝新民，“那时候（指三十年代初），那人的胆量太大了。”（因为他也是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很多人在他眼里是不屑一顾的）。

      听父亲说爷爷郝新民：“把双背剑往顺顺里一放，往肩膀上一搭，抱上我就进城（瓦窑堡）了，成天在城壕里待着。”（这里的城壕是指原来中山门进去的一条很窄的街道，也是当时瓦窑堡的农贸市场）我说：“那他不怕被国民党抓走？”“国民党那些人一见他进城，老远就躲开了。”父亲当时年龄小，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其实是他到哪里一去，那些收税的就不来收税了，借以宣传党的政策）。

      我老姑姑郝明珠说：“那时只见他一早出去，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他是闹革命。反正是从1932年到1935年，子长发生的事情都和他有关。”其实他那时的大部分时间不在子长，很多事情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一句话是：“被有关”了。因为他出了名,所以哪里发生事情都说成是他干的。

      爷爷郝新民的生命可以说是短暂的，但他却为我们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史篇。我们中国只所以有今天这样的繁荣富强，就在于无数像他们一样，不怕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不懈努力而创造出来的。为了纪念爷爷郝新民一百周年诞辰特写此文，以表达我们后人对他以及他的兄弟们的无限怀念。

        （2020年9月修改于宝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