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斯德哥尔摩效应，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而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的事件，令人惊讶的普遍。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第1，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让你感觉到，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是毫不犹豫。

　　第2，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

　　第3，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完全隔离了。

　　第4，让你感到无路可逃。

　　有了这4个条件下，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同样贯穿于“体制化”之中。“体制化”是著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Shawshank Redemption）演绎的重要概念。犯人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这样谈到“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他在肖申克监狱（体制）下被关押了50年，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然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不但没有满心欢喜，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

《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Redemption的意思是“赎回;偿还;补救”，因此“救赎”非常完美地解释了这部电影的主题，围绕“救赎”主题的是：

1，安迪对自己的救赎：从一开始不让自己沦陷于监狱生活（对比于和他同时入狱的胖子第一晚就受不了），到对“姐妹花”的不懈奋力抗争，到为自己的信念而坚持写信，挖洞等，到最后在挖好隧道后一开始并不急于越狱，因为他对自己的救赎并非“越狱”而是一份对自己信念的坚持，坚持自己的清白——“越狱代表了罪恶的一方，便永远没有人相信自己的清白”，所以最后的决然越狱其实是对自己的最终救赎——“我本无罪，我需要自由”。

2，安迪对狱友的救赎：给予狱友在监狱里前所未有的啤酒，音乐，舒适的图书馆；给予年轻的狱友汤米·威廉斯教育；给予他的好朋友瑞德心灵慰籍的口琴，对于人生的深深的思考——“ get busy living or get busy dying. (要么忙于生存，要么赶着去死)”（影片中特意对比瑞德在获释审批中的改变）。这些给予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一种精神上的救赎，点燃一个人对生活的希望无疑是对他的救赎。

3，安迪对肖申克监狱的救赎：因为有了安迪，“姐妹花”被以恶制恶了；监狱里出现了音乐、舒适的图书馆；典狱长等人的丑恶脸面被揭下，监狱变得干净了一些。

（其中对于“救赎”，并非从监狱出来重获自由。从老布克50年里呆在监狱到出狱，那只从小哺育长大的鸟儿是他在狱中的救赎，出狱后反而没有了那只可以心灵寄托的鸟儿，他的自杀和瑞德出狱后的新生活形成对比，暗示了安迪对于瑞德的救赎）

备注：本文转载于豆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