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你选择了什么，你都会后悔的。”我在很多地方见过这句话，有时候是“别人的才是最好吃的。”或者是“得到一些东西， 意味着你要失去一些东西。”但我是真的不想再回到那天。
我和刘先生都害怕未知。毕竟一切都是糊涂涂的模样，不知前方是深渊还是荒唐。伤痛已经摧毁了我们心底的最后一点防线，风尘仆仆地从千里之外赶来，期待着，迷茫着，惶恐不安。
刘先生的疾病早早就有了预兆，细细的疼痛像蛇信子舔舐他的脊椎，可是强悍的人呐，只要双脚还在土地上，就不肯停下他不息的步伐。终于，刘先生走路得扶着墙了，四十岁的男人，拖曳的步子，可怜得像个孩子。
银针扎在他的脚上，他一阵一阵地抽搐，我的心也跟着忐忑。中药味弥散在空气中，绕着鼻翼终日不休。火罐在他身上留下不少青紫的烙印，那是他终日劳累的痕迹。可是，一切又只是徒劳，刘先生日益消瘦，疾病在他身上愈加明显了。当地江湖郎中，名医专家的作用微乎其微。
于是古时的千里求医于现实中上演了。西南医院是与众不同的，就算是同一种药，西南医院的也是堪比灵丹妙药。我们都固执地相信着，千里迢迢地赶来，什么疾病都可以治愈吧。毕竟，只要心诚，石头也要让它开出花来。
在高铁上，刘先生说：“我想撕开我的皮肉，把那骨头取出来好好端详，用小刀反复刮去那些疼痛。”
我知道他已经难以忍受痛苦了，紧紧地握着他的手，柔声道：“别怕，一切苦难都会有尽头的。”事实上我明白，人类的苦难无休无止。
下车后，呼吸的空气都是另一片土地上的了，广阔的候车站里的人们鱼贯而行。过检票口时，刘先生才发现自己的票好像落在车上了。我们都有些慌张，连忙退到一旁，不挡住别人的路。我说，你待在这儿，别到处走，我去找找。刘先生抱歉地看了我一眼。低低地应了一声。
所幸，车门还没关，几个清洁工在收拾，我还记得当时刘先生坐过得地方，他的票落在地上了，我松了一口气。
旁边还有个人在睡觉，眼镜歪歪斜斜地搭在鼻梁上。我知道这是终点站，就轻轻地推了推他：“先生，到终点站了。”他一下子惊醒，“啥？终点站？”他有些慌张，把眼镜取下来，用手狠狠地抹了一把脸。重重的叹息一声，然后转过身开始收拾行李。
我知道他坐过站了，但我没有安慰他，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人人都要经受苦难，这是属于他的，那是属于我的。
我急急忙忙地拿着票去找刘先生，远远地看见他蹲在检票口，而检票口已经没有人了。
我泪水一下子掉下来了，小跑着去抱着他。
他问我：“找到票了吗？”
我哽咽着说：“没有，到处都没看见。”
他回说：“也好，反正也没人检票了，没找到就算了，别哭了。”
我说：“好！”可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
他把我揽在怀里，半天一动不动的。我抬头看他时，两颗硕大的泪珠在他眼角摇摇欲坠了。
我从他怀里挣扎出来，伸手揩去他眼角的泪水。又用袖子狠狠擦干我的眼泪，拖着他的胳膊把他搀扶起来。
我说“我们走吧！”
他说“好。”
出了车站，有个矮矮胖胖的妇女来问我们：“要住宿不？”
“不要，我们要去医院的。”
然后旁边又冒出个矮矮胖胖的男人：“去啥医院，要坐车不，上车就走。”
“哦，不用了，我们有车来接的。”
事实上，我们初来乍到，有谁来接呢？我只是害怕一切没有安全感的交流。
之后，矮矮胖胖的男人看着我们被车站的礼仪小姐带着去坐正规渠道的车，也无可奈何。
我们到西南医院时已经晚上十点了，在环形的大楼里到处找哪儿可以挂号，撞见一个行色匆匆的妇女，想问一下路，谁知她什么都不知道，还反过来问我们怎么出去。我一愣：“你一直往前走就出去了。”那是我们来时的路。她急匆匆地走了，我却从她的背影里看到了我们可悲的一角人生。
问了好些人，终于咨询台的小女孩说：“转角就可以挂号，但你们要早点来排队。不然要等好久的。还分了普通号，名医号和专家号的。”
我们一知半解的离开了。
在面馆吃小面的时候我和刘先生商量：“要不就去挂个专家号吧，也不枉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刘先生说：“老板，再加两个荷包蛋，一人一个。”
医院门口总有些大妈拿着小单子喊到：“住宿，帮忙挂号！住宿，帮忙挂号！”
我们随便找了个大妈，问了下她关于住宿与挂号。
“住宿128，就在楼上，帮忙挂号的话是普通号50，名医专家号200，挂号费另计。你们不要我帮忙挂号的话一般是挂不到的，你要知道……”
“那你们怎么可以挂到专家号呢？”
“有关系门道啊。”她毫不避讳的说。
安顿好之后，刘先生睡下了。奔波的疲惫或许让他稍微忘记了疼痛。我把他杂乱的的头发捋了捋，刘先生，一直如此安详可好。
我觉得我可以回到医院去咨询下关于专家号的事儿。
凌晨两点半，偌大的医院很安静。只有特勤室里传出钟表滴滴答答的声音。我寻声而去，问了下那个正在打瞌睡的年轻人。
“请问——我怎么可以挂到专家号？”
他混浊的目光忽然清明得近乎狡黠。
“你来得足够早，就可以在五楼挂到专家号了？”
“可是，大门不是要七点才开吗？”
“大门是归属于我们管的。”
我觉得他在暗示些什么。
“那你怎么才让我早早地占到位置？”
“唔...你给150块钱，我可以让所有的特勤通融一下 ”他毫不忌讳地说。
我想到了刘先生的眉头不展，就付了钱，并记了他的电话号码。
“你早点来，坐电梯到五楼后，把自动门用力扒开，在那里等着排队。”
“嗯，好的。”我唯唯诺诺的回答。
我有点高兴了，除却事情的性质，这事本身是让人高兴的。
回到旅馆时，刘先生已经醒了，半坐在床头。
“明天我们去挂专家号吧，在五楼。”我知道他想问我去干嘛了。
“明天？”
我才意识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了。刘先生是个时间感极强的人，而我则是以睡觉来区分今天明天的。
“今天。”我有力无气的回答道，睡意一阵袭来。
我把鞋子蹬掉，爬到刘先生身边躺下。
“晚安！先生。”攥着刘先生的手我感觉特别有安全感，很快就睡着了。
闹钟四点半就响了，我看了下手环。我睡了一个小时二十三分钟。
灯被刘先生打开了，他仍然坐在床头，我知道他之后没有再睡觉。
浑圆的月亮斜挂在空中。大口大口吸进肺里的都是月亮清冽的光。路灯昏黄不定，像垂死之人的叹息。
西南医院门诊部的大门还没还没有开，已经的站了好些人了，规规矩矩的排成两队，人们对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会显得非常崇敬。LED显示屏上反复滚动着血色的字幕，“军人优先”，原来生死面前，也有个高低优劣。
小孩拽了一下母亲的手，两人都是慌张的神情，好像如此能相互有所慰籍。村妇黢黑的脸上是历经长途跋涉的疲惫。有人在躺椅上睡得很熟了，眉头是解不开的结。无论在哪里，生死都足以击败这些平平凡凡的人。
我们坐电梯到五楼后，还是黑漆漆的一片。
自动门很轻易就打开了，我和刘先生进去后，相互依偎坐在椅子上。
空荡荡的大厅静谧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我想到了离别，以及生死。
我问刘先生：“我们会分开吗？”
刘先生说：“没有人可以幸免于此。”
刘先生知道我问的是什么，但他回答的却不是我的问题。
我也不追问，有些东西，模糊糊的才可以将希望和绝望参杂在一起，使人无畏前行。
刘先生环过我胳膊的手变得坚强有力，不像一个病人的手。我知道，刘先生也害怕失去。
我故作轻松地说：“换个地方，我们两人这般独处就可以称作浪漫了。”
刘先生答道：“只要你愿意，我就是你永远的浪漫。”
一丝不苟的刘先生好像说了个笑话，或者——并不是一个笑话。
我感觉有些累，迷迷糊糊中听见有人在大声呵斥：“你们怎么上来的？门是关着的，你们怎么上来的！”
我一下子惊醒，定睛一看，是特勤。我惶惶然地站起来，刘先生也是满脸慌张。
我定了定神，弱弱地说：“另一个特勤让我们等在这里的，我给他打个电话让他告诉你。”
一瞬间，他的气势弱了一截，却还在大声嚷嚷：“谁让你们上来的？我咋没听说……”
不一会，他接了个电话，逐渐走远了，只有细细碎碎的声音传来。
“你让他们上来的啊？收了多少钱？”
“才一百五你就放人上来？也没点……”
我松了一口气，走到自动贩卖机那儿买了一罐咖啡，一杯橙汁。
回来把橙汁递给刘先生后，自己拉开咖啡，喝了一大口。
这时已经六点半了，朦胧胧的天光从黑夜里渗透出来，有些事刚开始就要结束了。
我困意全无，也许是给那特勤吓得，又或许是咖啡起作用了。
刘先生坐在椅子上，稍微闭上了眼睛，旁边放着的橙汁一口没喝。
等到七点一刻时，才稀稀拉拉的上来一些人，我连忙第一个站在挂票窗口，严阵以待。
慢慢地我意识到，我可以不用来这么早，可以不用付钱给那个特勤。我好像——被骗了。
我看向正在值班的那俩特勤时，发现他们正在给个神色匆忙的怀孕女子在自助机上挂号，随后让女子付给他们五十元。
我有些愤怒，随后是深深的无奈。周瑜打黄盖，两厢情愿。在疾病面前的人脆弱不堪，在脆弱不堪的人面前的人利欲熏心。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藏在平和的表面下。暗流涌过，总有人遍体鳞伤。
七点半时，上班的人来了。我一问得知，专家周二不值班，如果预约的话要排到下个周去了。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大厅的，我似乎在承受属于自己的罪恶的时候，连同他们的罪恶一同承受了。
刘先生说：“我在网上挂了普通号了，一会儿直接去就行了。”
我低低地应了一句。
下楼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电梯上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
先生问我：“这医院是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吗？”
我随口答道：“当然啦，不然你以为逢年过节要多点啊？”
说完两人哈哈一笑。笑过之后，都有些黯然神伤，年关将至了。
医生看过拍的各种片子后说，刘先生已经病得很严重了，必须得做手术。
刘先生还没来得及想象，现实就猝不及防砸进眼睑。
“手术啊？听说复发性高 还有可能导致晚年瘫痪。”人本能地对用冰冷的刀切开自己的身体感到害怕。
医生答道：“手术也分等次的，有两三万的，复率在百分之七左右，也有五六万的，基本不会复发。”
刘先生说：“我们不做手术吧，反正已经这样了。”
我知道有些东西限制了刘先生——比如愧疚，金钱，不安，害怕。
我说：“那我也不要看着你一天天受折磨，去做手术吧，无论好与坏，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刘先生说：“好吧！”
刘先生穿着天蓝色的格子衫，躺在手术车上，他显得异常的平和。
人有时候害怕的是自己的想象，真当现实来临的时候会觉得不过如此。所以我其实比刘先生更害怕这场手术吧。
我对先生说：“不要害怕。”
先生回答说：“你不要怕。”
推车缓缓地进入了手术室，门缓缓地合上。
门上的“手术中”三个红色的字亮起来了，就像有血液在其中滚过，鲜红得纯粹。
现在，我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都可以接受，于是就不那么惶恐不安了。我拿出手机，在备忘录上打出“我不想再回到那一天”。
被寒冬割据的夏天，会在迷迭香里被人们遗忘。但愿经受苦难的人在念念不忘里忘掉所有的痛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