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随意的捧起一本经典著作，读到它的精妙之处时，你一定会发现它有诗歌的影子。有人曾说过：不爱好诗而爱好小说、戏剧的人们大半在小说和戏剧中只能见到最粗浅的一部分，就是故事。如今细细体会这句话，顿觉颇为有理，更何况中国素有“诗国”之誉，中国文学史大半部分都是诗史，我想爱好阅读的人，更能明白这诗歌对于文学的鉴品是如何的重要。
诗歌之所以如此的包罗万象，牢笼千载，无不与其中国文学发源地之一的《诗经》有着莫大的关联。而《诗经》之所以衣被后世，又与其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紧密不可分割，如今我们对于那个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五百多年的时间和事情，知晓得也是零零星星，早已模糊不清。但对于那段岁月的祭奠，却是超过任何一个朝代，它就像埋在冰川深处依旧保鲜的一枚青涩橄榄，嚼得越久反而更加滋味无穷。
而那个时代的先贤伟人所擦出的思想火花，不仅照耀千古，更是直接的奠定了后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几千年的奇迹，可能在这个理性的自然科学文明世界，无法深刻的体会到思想、文学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但我想大道同源、殊途同归，就如同德国人在一战战败后，在政治、经济、军事都几乎濒于残废的情况下，德国人的自强不息，学术文化一片繁荣，更是创造了“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双星闪耀。
不幸的是，时代也是一把双刃剑，在那个群雄并起，礼崩乐坏的时代，《诗经》先后有齐、鲁、韩、毛四家版本，经过战乱摧毁，前三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之中，仅仅留下“毛诗”，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而春秋中叶之后，国与国之间的兼并更加频繁，民众流离失所，士大夫阶层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兼济天下”的抱负上，以《诗经》为代表类型的诗歌体裁，渐渐的在人们耳中有所淡化。
而后来秦汉大统，在社会安居乐业的背景下《汉乐府》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后世看来，《汉乐府》为后来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只是秦汉之际，边疆烽烟未熄，如火如荼的匈奴之战，贯穿了两汉的生命历程，故而“封狼居胥”、“燕山勒石”的精神，激励着一批批有志之士在时代的浪潮中，前赴后继的践行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口号。而历史向来都是以时代强者的名字来点亮耿耿银河，诸如贾谊、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的地位和成就，也让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一时东风压倒西风，使得《汉乐府》在当时与其辞赋相比，黯然失色了不少。
然而诗歌并没有就此“意志消沉”反而是经历了一段蛰伏期之后，在东汉末年，以曹操为代表的曹氏集团率领建安七子，将诗歌推向了第一次高潮。诗歌也在他们的手中有了新的活力。诸如曹丕在四言和五言的诗歌外，发展了新的七言形式，就此七言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其弟曹植以自己旷烁古今的才华，将其诗歌从朴质无华的民歌转向了体被文质的文人作品。
当历史悄然的迈向西晋时，诗歌这条大江也在经历过第一次高潮后，开始风平浪静的流向了平原。直至八王之乱的到来，汉人第一次衣冠难渡，在东晋北伐失败，收复山河无望的背景下，清谈虚务，浮文妨要之风，在气候宜人的江南盛行开来，老庄玄理与山水之美夹杂的玄理诗开始占据文坛。而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的诗歌艺术正常发展脉络被终断。诗歌偏离了艺术，误入了歧途，几近废于一旦。
而陶渊明的出现，凭借一人之力，扭转乾坤，重新续上了诗歌的正常发展脉络，在当世看来，他孤独的不落俗套，他寂寞的超越了时代的局限，然而这也正是英雄的个人魅力和闪闪发光的缘由所在。当他已化作一缕黄土清风的多年后，一代明主萧统，将其他的作品收入《文选》，因此得以流传，渐渐被人发现其价值所在。而后世的士大夫、文人，在他筑的巢下，这些人的作品和思想与虚伪、丑恶划清了界限，在宦海的沉浮中得以休息，在世俗的洪流下得以逃避，他这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也穿越了时间的局限，为后世的文人士子提供了一个永久的家园。
而诗歌在经历陶渊明的洗礼后，又开始随着时代的步伐静静地奔向了远方，而那个时间节点上的盛世大唐，正也敞开了大海般的胸膛，迎接着它的到来。
此时此刻，我们穿过历史的浓雾，依旧能看到李太白与诗歌共醉之后的豪放，看到了被喻为最后一位诗人的杜甫，又是如何悲悯的关上了诗歌最为华丽的殿堂大门。但可惜的是，永远不知道，另一个世界的陶渊明，当他看到后世的场景时，是否依然内心平淡如水，吟唱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然后悠哉悠哉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