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先生去世那年，我在地铁里看到她的大幅照片，也看到她的《我们仨》。一时间，这本书也登上热销排行榜前几位，我们对已故的人的缅怀，总显得无能为力。
我一直到现在才读《我们仨》，总觉得在最畅销的时候读会带了潮流的感情在里面。读过这本书后，我更喜欢称呼她为杨绛女士，整本书她都用极其平和朴实的语言叙述一家三口的生活，娓娓道来。
01 因为是女子
我看到满街都是穿学生装的人，大有失学儿童的自卑感，直羡慕人家有而我无份的那件黑布背心。
因为种种原因，她无缘公费出国，又不愿向家里伸手要钱，她便跟随丈夫到牛津去做一个旁听生，自己学习。那时候学校会发给学生一件黑布背心，背上有两条黑布飘带，她看到穿学生装的人就满心羡慕。像小学生会羡慕第一批带红领巾的孩子，像中学生会羡慕班委带佩戴的团徽，像大学生羡慕已经拿到工作offer的同学。但我更愿意认为她只是羡慕别人的着装，像所有年轻的女孩儿那样。想要时下最流行的焦糖色大衣，或大家都在背的最新款女包。或者那并不能代表什么，但总觉得那是一种象征，是一种潮流。
女孩儿的心思就是无论做什么决定定会惦念着家里，她的父亲有高血压，而那时候没有降压药，她离开父母已是十分愧疚，就更不忍心向他们要钱。即便是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她也选择退而求其次的做个不用交学费的旁听生。
我像林黛玉一般小心眼，问是单送我一人还是别人都有，他们说单送我一人，我就特别宝贝。
多年后，丈夫和女儿带回一个公公送的镂金字的猪符，她还要问清楚是不是只送了她自己。所有的女人都有的小心思，想在长辈那里得宠。同属相的公公或者有多个这样的平安符呢，但她不管这些，只送了她就当宝贝一般保存。我想到我的父辈和祖辈，父辈的伯母，婶妈，无不小心打探着祖辈的爷爷奶奶说了谁的好话。女人真是很有趣的存在，如果世界没有了女人，怕是会少掉很多乐趣吧。
02 相敬如宾
他每天到产院探望，常苦着脸说：“我做坏事了。”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呀！”“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后,真的全都修好。
即便再大男子主义的人，在深爱的女人面前都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女人应该都是这样吧，在她挚爱的人感到困扰时，她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宽慰他。或者她本来是修不好门也修不好灯的，但为了不想她的丈夫自责，她会尽力研究，或者就因为有这份感情在里面，这些平日里不曾留意却并不复杂的事就办好了。
我不会修台灯，也不会修门，但我也觉得类似这样的对话常发生在我和我先生之间。相爱的人，总是想为对方分担更多的烦恼，同甘的时候我们往往平淡的察觉不到，但共苦的时候却绝对站在一起。
钟书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妇女的地位还不像今天这样被重视起来。或者在国内，有不少的妇女在生产不久之后，就会都被婆家安排下地务农了。男人在家里往往是厨房都不会下的，即便心疼自己的媳妇也常常被长辈拿来跟别人家的儿媳妇比较。她的丈夫应该也曾是酱油瓶子打翻了都不会扶起的大长子。如今对她如此这般的照料，在她说来是调侃，但却是他们平淡爱情的缩影。他的确像个孩子一般，需要妻子照料，但最终扛起这一家的也是这个看起来笨拙却无比强大的丈夫。
03 念家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圆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定，彩云易散梳理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游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后来再读这段，觉得十分落寞。他们一生坎坷，直到暮年才有了安顿的居处。能称之为家的地方，不在乎它在哪儿，不在乎有多大，不在乎是不是身在其中，而是这里有没有完整的一家人。
女儿往往比儿子贴心，并不是儿子不好，而是女儿思维更细腻吧。如丈夫所愿，他们的孩子是女孩，且仅有一个孩子。他们换她阿圆，她乖巧聪明，与父亲最亲近。曾一度有为了父母而不结婚的念头，后来到海外留学，每次寄信回家都被父母争着读，她是大学教授，工作认真，也嫁了人。
女儿得病住了医院，丈夫也住进了医院，她用一个“万里长梦”来描述一天天送别丈夫和女儿的过程。他们的家就变成了客栈，她一程一程的送别，丈夫的船就一点一点的移动，直到生命的尽头。
我之前并没有读懂客栈的部分，但读完整本书，再回读时，我竟不忍再细读这一部分。这是一个老人安静的描述，不知她每次提到丈夫和女儿时，有没有孤独的流眼泪。
End
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
她是妻子，丈夫是她的挚爱；她是母亲，女儿是她的牵挂；她是最平凡善良的妇女，她想念一所公寓，一个有丈夫女儿和她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