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雅加达的海水，大概不会有多少人感兴趣。说起印尼，看海就想到巴厘岛或者龙目岛，或者哪怕是距离雅加达最近的千岛。不过去过三次印尼，加起来总共停留的时间近一个月，我只看过雅加达湾的海水。
曲折的寻海
海湾位于城市的北面。第一次看到雅加达的海水，是和两位学生一起。我天真地认为从地图上看起来有那么长靠海的区域，一定是有海滩的。之前在欧洲游走时，常常沿着海的方向走、总会找到大海。2016年8月21日那天，我们向着海的方向走，却怎么也走不到海边。进入了巷弄密集的居民区，或是走到靠海的旅馆门口但隔着外面的大门进不去也看不到，或是到了一个像是产业园区但是保安听不明白我们想找海、我们也听不明白里面是什么。地图上“近在咫尺”的海，只差一墙、一路之隔，绕了几个小时却走不到。最后，一位接受我们问路的保安叫来附近的某位工作人员，和我们商量好价钱后，两辆摩托车把我们载到了“海边”－－其实那是Ancol游乐场的入口。我和学生傻了眼，既然来了，买了入园票看着导览图继续寻海吧。被一路进去都需要单独买门票的游乐馆阻隔后，我们折回到大门口等待游乐场里的免费公交车。终于，在车上坐了两圈后，摸清了公交车的路线，在一个对头的站点下了车，然后－－小走几步看到了海水！
再往前，就是海边的步行道了。两位同行的学生对我的寻海保持了极大的耐心，要知道那天其他学生正在微信群里分享着更欢乐的行程，也所幸我们在天黑之前到了海边，不至于只看到黑漆漆的海水。海边没有特别的风景，靠着城市一边有一些新建的高层公寓，再往前走人声喧闹的地方是一处并不长的人工沙滩，这便是我之前在地图上看到的、想要找的沙滩了吧。我们趁着天黑前上了一艘开着小马达的船，带着我们开出几百米兜了一圈。海风习习，没有惊喜也不带之前艰辛找海的抱怨，就这样，我以平和的心境，去接纳对我来说仍然陌生的城市。
初访渔港
第一次找海绕了很多弯路，第二次是几天后印度尼西亚大学夏令营组织的参观中，将我和学们带到了Nizam Zachman渔港。渔港位于雅加达海湾西面，Kota Tua老城区的北面，水面和地上面积共110公顷。该渔港应印尼海洋事务和渔业部的要求，于1980年开始建设，1984年投入使用，是印尼最大的渔港。在它东面，则紧挨着拥有几百年历史的Sunda Kelapa帆船码头。渔港的一半海产品用于出口，日本、泰国和中国分别为前三大出口目的地。据说，该渔港捕捞的金枪鱼因为质量上乘，很受日本寿司市场的欢迎。印尼有17000多个岛屿，渔业资源丰富。17世纪荷属东印度公司将总督府设在雅加达，依托通往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航线，建立起货物交换和集散的贸易中心。Kota Tua老城区就是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的巴达维亚城的前身。登上渔港高高的指挥塔台，鱼腥味淡去，海水、港口和城市成为取景框中美丽的画面。陆续有船只到港，一筐筐装卸海产品的干劲和声响提示着这尽收眼底的风景背后的运转。作为一个渔业集聚区，这里有行政中心、综合服务大楼、制冰厂、冷库、鱼产品拍卖行、鱼市、鱼产品加工企业，也有服务于生活的清真寺、邮局、职工宿舍、渔民中心、诊所这样的设施。在渔港里一家由华人经营的大型鱼产品出口企业，我们从头到脚戴上全副消毒的隔离装备走进了加工车间。那如切割木材般的用来切割鱼块的设备、高高的冷库室堆至天花板的装在铁筐里的鱼，让人印象深刻。这家车间对卫生的严格把控，规范的流水线管理和对原料的精挑细选，和随后参观的渔港一家鱼市里满地的污水、浓厚的腥臭味、昏暗的照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时至下午，很多海鲜已经不再新鲜，一些体形硕大、叫不出名儿的鱼就摆在地上。在普通的印尼家常菜中，很少吃到海鲜。有一种说法是，捕捞上来的最好的海鲜，只有一小部分去了印尼本地市场，大部分出口到了日本和其他国家，大多数留在本国的，是等级较差的海鲜了。
遗落的记忆
第三次与雅加达海水的近距离接触，是一年后了。2017年8月下旬，在调研的最后几天，我搬到了位于Pluit的阿斯顿旅馆，从房间里可以看到隔着几个街区的大海。从南部的中央商务区搬到北部海湾，我的心里其实是发怵的，何况两周的调研已经只剩四天不到。想起前面几天的访谈中，好几位受访者都建议我住到Pluit这带便于接触中国人，“尽最大努力”这个念头还是敦促我搬了两周里的第四个旅馆。放好行李，我像完成一个约定似的，打上车，目的地是SF6海鲜餐厅。本地司机只知道大概方位，在沿海一带反复绕了几次。我坐在车上也不慌忙，一个拐弯，远方火红的太阳就在路的那头。来了十天，还没有看看风景，这时不经意间看到了移动的海边暮色，夹杂着富人区的楼房、挺拔的棕榈树和港口高耸的塔，挺美的。司机开了导向后，终于到了餐厅。前一天晚上，在餐厅靠水的位置，我的手机掉了下去。
那天做了三个访谈，人有些疲惫和放松。快吃完饭，手臂一碰，手机掉到木条钉的地上然后从稀疏的木栏杆中弹了出去，传来叮咚的落水声。我一下子懵了，只用了半年的手机，里面有调研的照片还有其他资料，大多数的访谈又都是通过微信预约，转眼被抽走了。餐厅的服务生很热情，一群20来岁的男孩叫来了看起来50多岁、经验丰富的的男性，聚在一边商量着怎么下去打捞。他们说晚上太黑，水也深，要等到第二天上午。后来他们拿来了手电、编织绳、砖头，又把自己的手机放在密封套子里挂在胸前开了照明，下了水。我问老板娘，“这样下去安全吗？”她说，“我想是安全的。”最后，4个男人下去了，捞了一会儿，没有捞到。
我又一次走进餐厅，直接走向柜台。按照印尼人的习惯，双手合十，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其中一个小男生看到我认了出来，伸出手指，表示要小费。在印尼，这是一个习惯。边上那位老板娘却连忙摆摆手说“不要不要”，又向小男生皱了皱眉毛示意，“这儿水深，我想它游走了（flow）”。
走出餐厅，是一条开阔的海边大道。大道尽头帆船造型的公寓美仑美奂，让人想起迪拜的帆船酒店。正是涨潮时分，拍打着防护堤的海水溅到我身上。路上有一些开车来吃海鲜的人们，行人很少，很安静。远方的天边已被晚霞染红，天色即将暗下来。我在路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大概希望把那个地方装进脑海里、定个位，事实上这更多是一个象征性的姿势了。回到酒店，我打开谷歌地图，以不同的比例尺，标出了那个点的位置，截了屏保存到电脑。老乡借给我一个苹果4手机，在一天不到的时间里，我恢复了微信联系，买了手机充电线、印尼本地的手机上网卡，后面几天的调研如常进行。回到中国的第二天，我买了一部新手机，生活似乎没有受很大影响。人的自愈和调整能力是惊人的，理性往往会拽着你往着下一站去，只在某个时刻回想起，心头会沉一下。
就这样，我离开了雅加达，有收获有遗憾，一些东西永远留在了雅加达湾、爪哇海，还有一些留给了明天。从一年前去印尼开会、带学生参加夏令营，到一年后自己成为主体开展正式的海外调研，对雅加达的感知也渐渐归于真实。也许它不够发展甚至贫困，也许同处亚洲有部分共同的文化渊源，也许它真的如很多在那儿做生意的中国人所说“像是90年代的中国或者更早”，我以一份亲切感、同理心和生活的卑微感，走进这个城市，穿行在车流尾气和狭仄街区。调研中也曾屡次出入高级商务楼，到访那些放在任何一个发达城市都算得上好的商场和餐厅。这些不同的面向锻造了个体的延展性，如同海水，幽深、宽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