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小偷

常言道：穷山恶水出刁民。我认为自己的家乡虽然比较穷，但我不忍用穷山恶水来形容她。矛盾的是，那里的人那里的事有时候让我感到很无奈。爸爸的工厂在郊区，只要一个晚上没有人值班，里面的所有电器便会不翼而飞。邻居在其土管局的亲戚家吃饭，将摩托车就停在院内楼道里，吃完午饭下楼，摩托车竟然也不翼而飞。

然而，我的闺密——海燕，人称胆小鬼，从省城回到县城电视台上班的这几年，她的胆子被训得越来越大了。有一次，她坐公汽回家，下车后发现钱包不翼而飞了。又因单位有急事，赶紧得过去，所以又上公汽了。正好是刚才她下的那一辆。车上只有一个壮汉，她觉得眼熟，发现他正好是她下车之前坐其旁边的人。灵机一动，海燕竟随口就质问壮汉：刚才是你拿了我的钱包吧？里面有一张百元的人民币，还有我的身份证。壮汉当然狡辩说没有。于是两方起了争执。在一个十字路口，壮汉要求下车，公汽司机和售票员这时候才开口：要吵就都下去。海燕只好随同壮汉下车。脚刚着地，只见又一壮汉手夹一个大包裹闪电般跑过来。海燕继续纠缠偷钱包的壮汉，他没辙还是怎么地，就说钱包已经扔了，他去找，让他的那个朋友留在海燕旁边等着。海燕同意等一会儿，并大声吼壮汉：给我快点拿回来！你知道要办一个身份证多麻烦吗？壮汉便飞奔而跑，留下的壮汉等他朋友不见踪影了，立马一边给海燕塞东西，一边说：别纠缠了，我们有要紧事要办。钱包是那跑的人偷的。你拿着这个重新去办个身份证吧！没等海燕反应过来，这位壮汉也消失了。海燕掏出口袋的东西，一看是八十九块零散的钱。找不到人了，她才回过神来，对自己的言行惊得目瞪口呆。她赶紧上了公汽去单位，生怕那些个壮汉送东西回来仔细辨认她。她不敢想到报复二字。

后来，海燕想了又想，那个壮汉为什么还塞给他钱然后着急跑呢？其实，他就那样跑了我也不能怎么着他呀。也许，抱着包裹的人是寻到了一个更肥的机会吧。那个包裹可能是刚从附近的长途汽车站偷来的。壮汉们是因为捡了西瓜，才将一颗芝麻——那八十九块钱给海燕，也许就是封口费吧！这样不至于让海燕追她们？我真的很佩服海燕的胆量。第一，她敢问罪；第二，她即使没有公汽司机和售票员的帮助，也有胆量与壮汉一起下车查清事理；第三，她还敢吼小偷；第四，她敢跟小偷的朋友一起等待钱包的到来。要知道，那些个壮汉们可不是斯文的主。

2001年，那是十年前，我在老一中上高三，下了晚自习，我在离校门口十米左右的电话亭给爸爸打电话。自行车就放在离电话亭三米远的地方。正等我与爸爸说话时，见一个陌生男子竟然骑上了我的自行车，往我家相反的方向跑。我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大声喊道：那是我的自行车！有人偷车呀！电话没挂断我就跑去追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车被骑走，太荒诞了！我飞跑的速度是赶不上我的自行车的，街边摆烧烤摊的人与吃烧烤的人都若无其事。他们可能没反应过来，但是我的嗓门已经够大声音也够凄惨的。但是，我仍然希望他们是没有听见。正在我无助时，身后有位男子正骑摩托车经过，叫我立马上车，我就上了摩托车，寻了一条街仍无踪影。我提议不追了，因为前面的街道更昏暗，到时候我不敢回家了。还好，骑摩托车的男子给了我安慰，带我去街边电话亭报110。110的接线员可没那么友好，她不耐烦地听完我的陈述，呵欠连天地说：这样的事太多了。我们关注不了。我央求接线员帮我登记一下，这样总比不登记好。事后，我就一个人惊慌失措地往家的方向走，我的书包、饭盒、家里钥匙都随同自行车远去了。学校在城南，家在城北，这叫我如何回去啊？刚受到惊吓的我还没好好缓过来。那两自行车还是新的呢！身为农民的父母正在供我们姐弟三个读书呀，那时，我真的不想多花家里一分钱。谁要我不锁好车了再去打电话呢？我就不应该去打电话！带着无限的自责与痛恨，我无可选择地壮起胆子往家的方向走去。让我欣喜的是：路上碰到映真姐姐，她是体育特长生。那个晚上，她的高大个子对我来说是莫大安慰，我紧紧地抱着她痛哭。她与我同路，还特意送我回家。家里有妈妈在等我，她见我没按时回家，早就着急了。后来的我失魂落魄地回到家，映真姐姐帮我向妈妈讲述了我的遭遇。妈妈只是心疼地叹气。我和妈妈没说一句话，躺在床上一宿未眠。第二天，在学校听同学说昨晚有个女生自行车被偷了，那声叫喊真是凄厉！我问他们怎么知道的。有位女生说，她舅舅骑着摩托车帮那位女生找了一会儿。我只在心里感谢了同学的舅舅。后来爸爸跟妈妈说，那个晚上，我的电话没挂断，他听到了我的叫喊声。而我和妈妈住的地方没有电话，所以爸爸也因为我的叫喊声而担心了一个晚上。

一晃我的自行车事件已是十年前的事了。闺密海燕的钱包事件就在去年发生的。我想，如果自行车事件推后十年，没准那个人会把我的书包钥匙先还给我了再骑车走人！

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陶东风教授在《犯罪有理》一文中的结尾：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国家权力机构和社会公众都不能保证和维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这个人可能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么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呢？他还会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主人么？他会选择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我想，他的第一选择可能是移居国外，彻底离开这个国家，到一个能够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国家去；他的第二个选择则是想方设法寻求成为强盗不敢惹或干脆无法接近的掌权者，因为权力机构不是不能保护所有的中国人，而只是不能或不愿费力去保护无权的中国人。最后，那些既不能移居国外又不能升官当权的大众呢？大概只能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了。

黎敏2011/8/20晚于北师大艺术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