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发源于唐古拉山脉，绵延数省，由极高至于极低，在大千山脉中波荡起伏，削峰若谷，最终于崇明岛附近汇入东海。长江流域横跨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更缔造了长江文明乃至华夏文明。
长江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在河姆渡遗址上，河姆渡人制作木器、骨器、漆器，依托长江之水，开启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水稻种植事业。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将长江流域的文明史大大提前，殊不落于黄河文明之后。此处并非意在与黄河文明一争短长，文明又何来短长？只不过想在广袤无垠的时空里惊叹祖先无穷的智慧。即便他们没有诞生在水美丰田的古黄河流域，却仍旧将求生的本能幻化为河姆渡遗址上的一粒粒稻谷，随历史风干而愈见其心之坚、其情之笃。
春秋战国时期，依托长江流域兴起的楚文化、吴越文化在历史舞台上浓墨重彩的登场。相较于中原其他各诸侯国，楚国没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反而因自然环境原始、猛兽出没故而生存条件恶劣。但是，楚人既有“亦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尤未悔”的不移之志，又有“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的上下齐心，再兼“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的隐忍求全，又兼“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豪迈大气，如何不能一显于世？
楚文化不同于中原各国的正统文化，因未受礼仪教化更显无拘无束，处处流露着新奇大胆的想象与直抒胸臆的襟怀。鹿角立鹤、虎座凤鸟、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都是楚文化的离奇、浪漫之处。
楚国龟筮兴盛，流行占卜问天，虽是问天、求天，颇带有迷信色彩，但又何尝不是问生、求存？楚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意欲与天地和解。正是这种求知的欲望使得楚人不耽于居处蛮地，反而开山劈林，饮水就源，兴于长江，并逐鹿中原。
吴越文化发源于长江中下游，自河姆渡遗址起始，一方水土滋养一方人士，并在此先后产生了两位春秋霸主。两千年后，虽然霸业已成空响，但勾践剑仍冷然锋利、绫罗绸缎仍覆载加身、苏州城更是屹立不倒。
长江赐予了吴越秀丽的山水：“吴越山川胜概多，彩云楼观郁嵯峨。”自然风光的馈赠既添诗意之美，又添筑城之难。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不辞劳苦建设姑苏古城，最终既避免了吴中地区的水患，又便利了当地的漕运和灌溉，泽被后世、居功至伟。
在诸侯割据的背景下，春秋固无义战，而吴、越为觅得一线生机，既有伍子胥的刚烈竭决，又有施夷光的忍辱负重；既有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又有吴王夫差的妇人之仁；既有范蠡的急流勇退，又有文种的兔死狗烹。或许吴越历史亦同长江之水，于平静处包藏祸机，自奔腾处酝酿风暴，定要搅乱前尘，方可汹涌澎拜、重归于海。
吴越的文化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是千古艰难唯一死，所以伍子胥一夜白头；是民生凋敝世风存，所以浣纱女投水明志。吴、越的接连兴起，虽因私仇而始，却以安泰而终，更可见吴越人士的坦荡如砥，其直如矢。诚如长江之水，一派清明、可鉴日月，亦只有长江能识此心、能解其情。
长江流域经济文化进入全盛时期始于两宋。南宋偏安一隅，却甘心修好、无心逐北，是时局之殇，却竟也成了长江之幸。否则以长江之绵延万里、水土丰茂，尽管流而不竭，却始终不能倾尽全力以己生供他生，以短生奉长生，在他生里延续在己的有涯之生。
南宋时期对长江流域的充分开发，促使吴越故地——江南地区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从“苏常熟、天下足”到交子、会子的出现，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浩瀚的长江裹挟着屈辱奔流而去，在民族融合迁徙间为长江文明、也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的活力。
时局虽然跌宕，但长江儿女并未全然被前事阻隔，而是在新的一方天地探索着未知的格局。他们艰苦劳作，在荒原里求生、求存、求变；他们俯仰星空、造船涉海，求知、求真、求实：他们一生求索，只为穷尽于理、求为可知。
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下，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应运而生。科技成就亦在两宋时期达到了新高峰，沈括及他的著作《梦溪笔谈》被盛赞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时移世易，如今的长江不再是一道天然的藩篱，而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了。长江辽阔无际，正如文明之茫无涯际；长江海量汪涵，正如文明之兼收并蓄；长江不知止息，正如文明之历久弥新。与其说是长江儿女缔造长江文明，毋宁说长江文明是长江儿女在长江边上求生、求存、求知、求索、求为可知的知行合一之历程。
长江无为无形，不言不语，却有情有信。江固有其行道，人亦自有其立足之道。长江儿女蒙其泽被、受其点化，在行道与循道间将人、道合二为一，谱写了波澜壮阔、百川归一的长江文明礼赞。始不垂翅，终能奋翼。如此，不若驾一叶扁舟就水东流，击楫长江、求为可知，自当随处可歇、无所不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