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红颜，三十而立。二十九岁之年的他，终于肯安下心来娶了小十岁的美娇娘。是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是为了对得起世人那句“门当户对”，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小妻子，并不为后代所知，不过“杨氏”一词寥寥带过而已。至于传说中婚后夫妻恩爱的描述，也仅仅是听闻， 杜甫笔下的妻，不过是“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的良母形象，却未曾有过其他浓情蜜意的描述。说不定“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这些词，描绘的不过是随手举起案头的一件物品，都能砸向对方的眉心，抑或是夫妻间陌生得像个远道的宾客，并不是日日夜夜住在心间的那位可人儿。
当年司马家的公子，凭借一首轰轰烈烈的《凤求凰》邀得芳心暗许，尚能在历经当垆卖酒的平凡夫妻小日子后移情别恋，还得靠卓氏文君一首《怨郎诗》来逼其回归家庭，或许那颇负才名的丈夫，并不是感念当日的相濡以沫，也不是倾慕于妻子有过之而不及的才华，而是迫于那个时代人言可畏的压力，总不能头顶“大才子”的帽子，干着始乱终弃的勾当。何况杜家公子这娇妻姿色不错，家世也不错，拖不着自己的后腿，还能使自己的人生看起来算得上“圆满”，倒也是值得粉饰一番。
可谁曾想到，婚后没几年，夫妻俩就从富二代沦落成了家道中落的落魄文人。没有了诗词歌赋，谁还为你红袖添香？国难、家贫、病困，一锤一锤的敲击着这个未经过风雨的中年男人。跟着倒霉的杨氏，也只能以自己娇弱的肩膀共同扛下连夜的风雨。夫妻之间，早已没有卿卿我我的闲情，更多的岁月里，他们成了彼此累赘、彼此抱怨的患难夫妻。接下来才有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哀叹。没有了初识时的倾慕与欣赏，留下的只有无法停息的逃难之旅。所谓细水长流的依偎相伴，早已沦为不得不相互依靠活下去的一种习惯。当婚姻处于一种“维持”的状态，爱情早已消亡。
直到遇见李白，比自己大11岁的他，看起来似乎比身边这个比自己小了10岁的她，更能滋润自己久旱的心。一个是“清新庚开府， 俊逸鲍参军”的潇洒才子，一个是被岁月磨成黄脸婆的孱弱女子，换做任何一颗久待温润的心，都会做出有倾向性的选择。
他敬仰他，追随他，同他拜访民间道士，他已不再执著于小两口间的甜蜜；同他登高畅饮，他开始少了些许对生活贫苦的埋怨，多了“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几分侠义之心；同他一起漫游山水的日子里，少了肩头责任的重压，他过得轻松自在。
在那个男子纳妾风行的性开放时代，他在杨氏之后再无女人，多半也是因为不需要吧，他的心思，早已被另一个男子的才华填满。世间并没有绝对的忠贞，除了同性之间的相互吸引；也没有永恒的甜蜜，除了婚姻以外不被赋予“爱情”之称的形影不离，不被正名的“耳鬓厮磨”。比“红颜知己”更具诱惑力的是“蓝颜知己”，比琴瑟和谐更浪漫的是高山流水。
离开李白后，他的一生又回归到妻儿相伴的格局。一场冠冕堂皇的婚姻，往往是不能公之于众的私心最合适的保护伞。而 “ 妻子”一词，不过是每每提及儿辈时顺带一提的“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一声“老妻”，全然读不出喜爱，他虽是晚年得子，但妻子小自己十岁，“稚子”尚幼，妻却已是“老妻”，足见其早无爱恋之意。与妻儿相伴的余生里，全然没了常伴李白左右的惬意，所谓的一心一意，不敌他心系苍生的十分之一。或许正是这样的现实，把他压成了受后世敬拜的“诗圣”。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可见李白才是那个愿意让他敞开心扉深交细谈的人，才是那个心心念念放不下的男子。直到垂暮之年，依然还会在梦中与其相见，写下两首《梦李白》，说是“梦见”，倒不如说是“惟愿君是梦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