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的箴言如今仍被大量地引用着。我们所处的时代，似乎一如从前，一方面是浪漫主义式的，现在必然优于过去，未来必然优于现在，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都是不断进步的；另一方面又是充满迷茫的，我们发觉沿袭的生活方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人类状况，而应对挑战的新方式又尚未发现和发挥作用，如果不保持学习，随时可能会被时代抛弃。
焦虑，散布于互联网与生活中的各个地方：中产阶级还想向上爬一爬，却又害怕阶级分化，使自己滑入底层的深渊；传统行业的从业者担心自己的工作有朝一日将被人工智能取代；消费者嚷嚷着消费降级，创业者哀嚎着创业寒冬的到来；连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也不例外，急急忙忙地找实习，害怕毕业即失业成真。现代社会强调身份认同与身份政治，每个人都拥有多重身份。身份的重叠，进一步加剧了焦虑。
为了化解焦虑，不少人在豆瓣、知乎上搜索：如何面对、缓解或战胜焦虑？这一类话题引起的关注，可能仅次于两性关系，自然有人抓住了市场的痛点，提出了学习或遗忘两种解决方案，在知识付费市场上混得风生水起，在大众传媒市场赚得盆满钵满。就像一个病人，药物成瘾，得定期服用他们开出的药方，不然就会产生戒断症状，焦虑卷土重来。
焦虑从何而来？
现代性许诺了美好的前景和理想，诸如平等、自由和理性。但是在制度层面是与之相违背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拥有的只是消费自由，在政治上并无实际的权利。有人意识到这种割裂，尝试采取实际行动弥合这种冲突，但是只要仍在这个体系内，就无法摆脱被异化，这就是“现代性的困境”。
在几十年前，它激发了奥威尔的恐惧和赫胥黎的噩梦。然而，现如今这一困境更为个体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地位、权利和生计的不可靠性，对它们未来持续的不确定性，人们身体、财产、共同体的不安全感，都是在现代生活被感知到的痛苦。
泰勒指出了现代性的三大隐忧：注重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导致意义的丧失；注重工具理性导致目标的丧失；庞大的官僚体系与个人对社会价值的漠视共同导致了自由的丧失。在这基础上寻找人生的意义，就像西西弗推石头一样，徒劳又没有意义。对现代性的重构——后现代主义由此兴起，面对现代性对人的异化，思想家们意图从主体性的角度实现范式的转换。
一、现代性的涵义
现代性是个熟悉又陌生的概念，耳濡目染之下，我们或多或少了解这个词汇的涵义，但是又无法具体地指代它，因为现代性的概念本身就模糊不清，而它涵盖的范围又很广，包括审美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哲学现代性。在这里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以理性为主体的现代性，当然，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性与理性划等号。
安东尼·吉登斯将现代性看作「一套架构」，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他特别突出了现代性与传统的「断裂」：制度、文化与生活方式等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对于社会而言，现代性是全球化的确立；对个人而言，它是个人主义的基石。
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结构。在他看来，现代性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个体确认主体性的问题，也就是人认识自我与世界的问题。
鲍曼将现代性看作是「流动的」，是跟以前「沉重的」阶段相比。流动的现代性体现在重塑而非取代既定秩序和旧有结构上。它无法建立起一套权威的秩序体系，只是在「自我超越」中不断否定。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了不可靠性、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的困境。
不管怎样，现在通常认为现代性源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号召人们运用理性来破除宗教迷信和盲从，用科学知识来消除神话和幻想，使人摆脱蒙昧状态，达到思想与政治上的自由。
二、从启蒙理性到工具理性
作为现代性概念的理性，指的是以主体为中心的个人理性。现代性建立在理性的主体性哲学上，一旦这种主体性哲学被否定，整个现代性的立论基础就会被摧毁，现代性的话语也将被改写乃至取代。
康德拉开了现代性的序幕，他建立了「现代性的纲领」。康德的现代性思想核心是理性与自由。他认为理性是先验的，人是「先天综合判断」的存在，可以用自己的先天认知条件，去综合统一感觉。理性为自然与道德立法，分别为科学认识与道德行为提供着先天的法则；自由则是一个人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最终以道德的先验法则为根据。
既然人是由理性而非本能引导的，那么运用理性认识世界就是有可能且必要的，康德的哲学体系就是从理性出发，以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为基础，讨论「什么是在科学上可以认识的、什么是道德上必须做的，什么是宗教上可以期望的」这三个问题，并且分别在他的知识论、道德哲学与宗教哲学中给出回答。
通过康德对「人是什么」的解答，理性在哲学史上首次得到全面深刻的检视，成为人的主体性的鲜明标志。康德的理论，在哲学上的意义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说」。他把人从一个被动接受经验的经验论者，塑造为主动运用理性、且自由参与观察的认知者。他拓展了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认为人从一开始认识世界，就在主动地运用先验的认知，且这个过程并不武断而随意，因为对象依赖于我们的先验的认知框架。
与康德一样，黑格尔的现代性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理性与自由，不过他更进一步，是从「能动性」的角度把握这两个概念的。在黑格尔哲学中，主观精神异化出一个外在于自身的客观世界。这个客观世界不是物质的自然，而是精神、文化世界（法律、道德、国家），随后精神又扬弃自身的异化，这就是绝对精神（艺术、宗教、哲学）。
黑格尔认为，历史与人类精神的发展中充斥着人类意识的能动性，因而对于现实存在的事物来说，都是与「绝对精神」或者「客观规律」契合的，即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这句话现在被曲解为「存在即合理」；自由也必须是一种现实，只有在社会国家、道德伦理等领域得以实现，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道德上的「应当」的东西。
尽管康德与黑格尔哲学的形态不同，但它们在本质上却同属主体性哲学的范畴，都是通过对人、对其理性与自由的本性的理解，来达到对现代性的建构。
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马克思·韦伯概括出了「现代性的大纲」。围绕着「理性化」这个核心概念，他把理性划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前者注重How，即「怎么做才能追求最大的效用」，后者关注Why，也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现代性被他概括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精神：
经济的理性化：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对经济活动进行严格的核算，以精确地确定投资获得的利润；
文化的理性化：世界逐渐「祛魅」，祛除了宗教滤镜的世界，依靠的是理性作为判断与衡量事物合理性的源泉和标准，现代社会最终成为一种理性的而非神性的社会；
政治与社会的理性化：官僚制是组织人类活动效率最高、最理性的方法，技术官僚和法律把社会变为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受这种非人格化力量的支配，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
这三个层面的理性化只考虑了「工具理性」，即相信能够通过精密的计算获得一切，而不顾「价值理性」，忽略了行动应当考虑的伦理、 美学等方面的价值。韦伯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在理性方面的进步巨大，不过大多是在工具理性方面，价值理性却被我们漠视了。这样的世界，正沾沾自喜地被困在「理性的铁笼」里，带来的后果也是前所未有的：二战时的大屠杀无比高效，731部队的人体试验令人发指，无视技术缺陷与伦理的基因编辑婴儿在一片指责声中诞生。
现代性以理性和自由为最基本的价值，但追求这两个价值的结果，却导致它们本身的丧失。手段和目的颠倒，这一现象奠定了后来的现代性批判的基调。
三、从工具理性到非理性
启蒙理性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被各类主体扭曲运用，最终分化成工具理性。理性的内核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经济的实用性。
尼采，这位孤独的先行者，首先对现代性发起了猛烈的批判，他认为现代精神的本质是一种「虚无主义」。尼采从基督教信仰的崩溃和理性世界的自我矛盾出发，提出了「上帝已死」的著名论断，重估了人的主体性；他认为柏拉图的「理念世界」是一种高级诈骗，进而颠覆了现代性的核心，即人的理性本质。
在后「基督教-柏拉图」的世界里，人的主体性该如何得到确认呢？尼采决意背负这一重担，他想要重估一切价值体系，首先便是把人的本质定位为生命及其意志，把生命力作为衡量一切道德与价值的标准。他用酒神精神赋予人摆脱理性束缚的勇气，以超人哲学的气势粉碎虚无主义，通过强力意志否定基督教道德。
福柯受到尼采的影响，他采用了谱系学、知识考古学等方法研究现代性。谱系学、知识考古学意图从历史的根源中揭示制度形成的背后逻辑，例如尼采从贵族与奴隶的价值对立中解释道德的产生。和形而上学依赖某种先验的概念不同，谱系学、知识考古学无需获得这样一个参照系，它着重于从现实中把握事物之间的关系。
也正因为此，福柯的理论和康德、黑格尔不同，不是先验的，而是经验的。他对于「人是什么」的形而上学问题，不是从抽象的理性和自由入手，而是关注疯癫、惩罚、性等具体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他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管控为唯一目标的规训社会，人在其中为权力所造就。
福柯认为，现代权力是网状结构，通过话语等规训手段生产出来，以「全景监狱」等微观技术监视与控制，产生的是顺从的人格与肉体，是对现有社会与道德规范的认同与服从，而不是相反的统治与压迫。
继尼采宣告「上帝死了」之后，福柯提出了「人之死」，理性的意识主体轰然倒塌，分裂成不同的话语主体。福柯认为，十八世纪以前，「人」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主体性哲学诞生后，「人」才逐渐建构起来。启蒙理性代表着主体，试图建立普遍的范式，却忽略了非理性作为主体的可能性。随着二十世纪中期精神分析、人类学与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理性人假设被质疑、语言的无意识和疯癫的非理性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些现象无不显现出理性的局限。
语言哲学的发展，进一步动摇了摇摇欲坠的理性秩序。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是一种「游戏」，日常语言是自洽的，因为它与行动交织在一起，构成一个具体的概念，从而具有意义。当理性、自由等概念上升为形而上学，哲学家就染上了「哲学病」：脱离了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抽象地研究这些概念，是无法获得语言真正的意义的。
利奥塔用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来否定现代性的「元叙事」——一种普遍的绝对话语。他认为用形而上学理念来赋予社会行为以合理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规范，其合理性的来源应当是社会具体活动与规则，并非来自先验的「理性」概念。
德里达，解构主义大师，从符号学出发，用诞生于形而上学的延异解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源自于差异，每一个概念都有精确又不同的定义，延异（Differance）与差异（Difference），在文本上只有一个字母的差别，但是在法文中发音相同。这是一个只能书写却无法倾听的符号，它是流动的，没有承载确定的意义，违背了形而上学的规则，因此在不经意间解构了秩序森然的形而上学。
四、通往「解放」之路
对理性的清算还在继续，也许永远也没有尾声，因为现代社会的基础——科学，建立在理性主义之上。不过，作为现代性概念的个人理性已经被摧毁，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获得安全感呢？是否有可能通往解放之路呢？
「解放」的字面意思指，在想象力和实际欲求都不超出行动能力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感到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凭借自身建立主体性。现如今，解放是可能的，不过是人造的。因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当代社会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在于消费，资源的丰富使得个人首先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在社会上生存。
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个人对社会的要求很简单，提供支撑消费的公共空间和公共产品，社会则会给予个人极大的消费自由，并且把消费描绘成一场人文解放运动的前奏。
在消费社会中，解放的一个维度——我们的想象力和实际欲求源自于他人，大众传媒对商品的信息进行包装和曲解，把这些信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并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我们的消费需求是潜在的，消费习惯是被培养的，正如乔布斯说：「消费者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直到我们拿出自己的产品。」
我们消费的不再仅仅是商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商品信息象征的符号性也越来越重要。在市场营销中，当商品的核心价值相同或类似，企业就需要运用差异化战略、市场细分等战略获得竞争优势。塑造符号，也就是品牌差异化，相比产品差异化、服务差异化，更能培养用户的忠诚，建立起企业的「护城河」。主机游戏行业，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很多玩家关注的不仅仅是主机的性能和平台的独占游戏，他们会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象征玩家阵营的地位符号——「索狗」、「任豚」、「软饭」。
与此同时，解放的另一个维度——行动能力被拔高和掩盖了。以刚刚过去的「双11十周年」为例，商家从宣传性价比和塑造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前者用打折、抢券和定金预付等工具理性的方式鼓励我们提高自己的消费水平。
后者采用重新定义消费者身份的方式，鼓励通过消费，为我们赋予身份认同，消解焦虑。比如轻奢品（Affordable Luxury），象征着较高的品质和较合理的价格，就是商家采用市场细分，找准了消费者的定位，在快消品和奢侈品之间的空白地带，创造出的一个概念。它不具有奢侈品的属性（稀缺性），在品牌建设中却要靠近奢侈品，远离快消品，无形之中为消费者营造了一种象征「个人化的生活态度，更高层次的生活追求」的认可。
詹姆逊重申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在现代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的宗教与神圣性，借助于商品符号化的时机，在商品身上又悄然转了回来。一切英雄崇拜、知识崇拜、技术崇拜，最终都归集为商品崇拜。
最终，解放通过消费得以实现。消费越过了理性，确立了我们的主体性。当商品成为一种符号，自由首先被大众传媒解释为消费者的充分选择，对商品的依赖是个体自由和获得身份认同的必要条件。不平等，依然存在，不过通过包装，转化为个体能力差异的不平等。
这正是焦虑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