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矣行

［唐］杜甫

（下引仇兆鳌《杜诗详注》）

鲍钦止曰：天宝十四载，公在率府，因欲辞职，作《去矣行》。

刘琨诗：“去矣若浮云。”

君不见鞲上鹰①，一饱即飞掣②。

焉能作堂上燕③，衔泥附炎热④。

野人旷荡无靦颜⑤，岂可久在王侯间。

未试囊中餐玉法⑥，明朝且入蓝田山⑦。

（此诗欲去官而作也。上四属比，下四属赋。宁为鹰之飏，不为燕之附，以野性旷荡，下屑靦颜侯门也。餐王蓝田，盖将托之以遁世矣。《杜臆》：旷荡无靦颜，具见浩然之气。）

①《东方朔传》：“董君绿帻傅鞲。”韦昭曰：“鞲，形如射鞲，以缚左右手。”鲍照诗：“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史记·滑稽传注》：“鞲，捍臂也。”

②胡夏客曰：鞲鹰饱飞，此或一时偶激之言。但公《送高适》诗云“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又云“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自喻喻人皆用此。

③古诗：“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室。”又，“翩翩堂前燕。”

④班婕妤歌：“凉飚夺炎热。”

⑤陆机《叹逝赋》：“虽蒙旷荡，臣独何颜。”沈约奏弹：“明目靦颜，曾无愧畏。”

⑥洙曰：《周礼·天官》：王府：王齐，则供食玉。注：玉，是阳精之纯者，食之以御水气。郑司农云，王齐，当食王屑。《后魏书》：李预居长安，羡古人餐王之法，乃采访蓝田，掘得若环壁杂器者，大小百余，皆光润可玩。预乃椎七十枚为屑，食之。

⑦《长安志》：蓝田山，在长安县东南三十里，一名覆车山，其山产玉，亦名玉山。《三秦记》：玉之美者曰球，其次曰蓝。又地出美玉故名。

据鲍钦止的说法，《去矣行》是杜甫于天宝十四年所作。据诗中“野人旷荡无靦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所言，杜甫写这首诗时应当是拥有一定的官职的，否则不可能处身于王侯之间；不过这个官职必然是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反而是要常常受气而且没有被提拔的可能的，非如此则不能发出“岂可久在王侯间”的感叹。此前，他是求官不得；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再为躲避安史之乱而来回奔走，第二年夏，便陷身于贼军之中了。因此，《去矣行》作于天宝十四年是可信的。

这一年，距天宝十年杜甫因进《三大礼赋》而“待制集贤院”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距他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不第则已经二十年。此时的杜甫，已经44岁，少年时的风发意气已经多半消磨，但少年时的壮志仍萦绕在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遗憾的是在当时，想要实现这样的梦想，只有一条途径可走——出仕。只有掌握职权，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也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最深沉的悲哀。《孟子》“达则兼济天下”一句所言的并不只是一种道德追求，还暗示了想要“兼济天下”则必须“达”的无奈现实。

杜甫正是如此。自24岁举进士不第之后，除了短暂的“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慢游生活，他大部分时间待在长安，等待、寻觅进入仕途的机会。44岁时，他终于被任命为县尉，这几乎是当时最低级别的官员了。杜甫拒绝了这次任命，不久之后，新的任命下达——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个官职，换成现代的话说，就是仓库管理员。这仍然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官职，但毕竟还能留在长安。长安，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倘若去了河西，则几乎注定要老死于彼处了。此外，多少还能得到一些微薄的俸禄，已经紧巴了许多年的家用能略微宽裕一些。

只是因“凄凉为折腰”而“不作河西尉”的杜甫过于乐观的是做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员依然需要时时“折腰”，迎来送往。虽然，为了求取官职，他曾经甚至现在依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一个有追求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有骄傲与尊严的，他可以为了理想的实现而忍受一时的屈辱，但长期的被冷落乃至冷眼受辱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可能是在某一次不得不“折腰”甚至卑躬屈膝的公务之后，愤懑之中，他写下了这首诗。

从诗中可以窥见的是，此时，他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是令人不齿的“堂前燕”，趋炎附势以谋求一官半职，已经有在“不择手段”中迷失的风险。他想做的是什么？是“觏上鹰”，虽然为了饱食（理想）而部分不驯养于驯养人（求官于朝廷），但一旦饱食（求官成功）便会立即高飞（践行理想）。鹰与燕最大的区别正在于鹰以趋炎附势为手段而燕以趋炎附势为目的。不过如果鹰的理想最终不能实现，那么从现实角度而言，做鹰与做燕其实并无太大区别。

“君不见”三字却是警醒，此情此景之下，杜甫必须要提醒自己，做“觏上鹰，一饱即飞掣”，不能做“堂前燕，衔泥附炎热”。此外，他又深深地感受到趋炎附势、卑躬屈膝的行为与自身的操守气节、理想抱负相违背。因此，他终于有些激愤，便说出“岂可久在王侯间”的气话了。

不可久在王侯间，按杜甫自己的话说，原因有二。一是“野人旷荡”。野人，山野村夫，缺少礼数；旷荡，自由自在，不受拘束。这未必是杜甫的本性，但他毕竟是有过“裘马轻狂”的岁月。更显而易见的是，折腰摧眉，按照官场规矩迎接上官的生活必然是为他所不喜的。原因之二是“无靦颜”，靦颜，即厚颜。杜甫说自己没有厚脸皮，也就没办法违背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脸皮薄，骄傲，自尊……这些，实实在在都是与官场格格不入的。

但杜甫真的要辞职吗？未必。

杜甫的这段经历其实与陶渊明颇多相似之处，都有理想抱负实现之追求，又有窘迫生计之压力，也都有坎坷求仕之经历，乃至连求得的官职都是芝麻粒大小官。根本性的不同的是，虽然两人都是儒家子弟，但陶渊明所在的正是战乱的时代，五胡乱华，晋室偏安，权臣当道，甚至没有一个合格的皇帝值得他效忠，造反者倒是层出不穷，民既不聊生，读书人更是活在悬崖边上；且这又正是魏晋风流的时代，隐逸之风盛行。于是，在明了事不可为之后，陶渊明可以潇洒地做一名农夫，躬耕陇亩。而杜甫却不行。杜甫亲眼目睹大唐在唐玄宗治下的繁盛，早年的唐玄宗励精图治，虽然中年时逐渐昏庸，但一个迷失了的皇帝对于有抱负的臣子而言，却意味着大展身手的好机会——他更需要贤明之士辅佐，更不用说杜甫对唐玄宗还抱有相当的幻想。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差不多同时期的诗中，他写的非常清楚：“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这便是直接把唐玄宗看作是像尧舜一样的君主了。此外，默默无闻庸庸碌碌一世，为尘埃所埋没，也是为杜甫所不取的。所以这个官，杜甫大抵还是要做下去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可以说说“明朝且入蓝田山”修道的气话，发发“岂可久在王侯间”的牢骚——谁没个气愤的时候呢？但真正让人钦佩的，一是杜甫能够为了理想而认认真真地付出努力，哪怕受辱的踏实精神；二是他在汲汲追求的过程中仍然不忘本心的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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