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日听薛兆丰的“北大经济学课”，里面在提到“破窗理论”时，有一些观点，觉得甚是有趣，特写篇文章分享一下，顺便分散一下思维，随便唠唠。

“破窗理论”大致是关于这样一个推理假设：顽童打破了窗户，窗户的主人只能去买窗户来更换，窗户制造商收到订单后就有了钱可以去买面包，然后面包工人又可以去买衣服，就这样推动了一连串的生产。于是就有破窗理论的支持者说：有破坏才有进步，破坏本身是好的。

于是薛老师就在课中用一些社会上常听到的说法来说明这种破窗理论思维的普遍性。譬如说，每当灾难发生后，譬如说飓风、地震、海啸后，总有那么一些经济学家走出来说这个灾难虽然造成很大的伤害，但它又为下一轮就业和GDP增长带来了机会。然后他又列举了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发展，来讨论社会上流传的那句“多难兴邦”，是否合理？灾难，在发展和前进中是否是必须的？

当然，我觉得他在讲课时，为抛出自己的论点，对一些其他观点多多少少应该有点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的。至少对一向被马克思矛盾分析法培养的毫无主见的王姑娘来说，我实在是不太相信有人会不加限定条件的说出“破坏本身是好的”这句话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向来毫无定性的思绪飘啊飘，毫无意外地，又发散了～

薛老师在课中用反问、推理等方法论证指出多难并非兴国的必要条件。因为，也许没难，国更兴旺，只不过，我们暂时还推论不出它会如何兴旺。但是，你不能因为我们暂时没推论出这一点，就否认它存在的可能性啊！

当然，我觉得那些大家们在提出自己观点时，多少都带着点诡辩性质的，薛老师也不例外。但我在听那几分钟课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想的是小学课本上的一句特励志特出名的诗——“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似乎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苦难是一种特别有价值有意义无比宝贵的财富。或者说，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中，苦难似乎一直被戴上了某种光环，闪耀着熠熠生辉的成就大业的光芒。譬如我们幼时便耳熟能详的“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还有那句经典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如此类的。

可是，苦难，真的必须是成大业的必要条件吗？那些成大业者，都是在苦难中摸滚打爬后才傲立于世的吗？还是说，所谓的苦难说，只是一直以来那些把控主流文化传播的人，出于某种目的，慎重挑选后才刻意传出的呢？且不论史前社会，但讲有记载的历史长河中，前赴后继淹没了多少代人，难道只有那么几个在苦难中摔打过的人成就了人类大业，撑起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吗？

我们都知道，在阳光雨水充足的南方，植物总是长得比北方要茂盛些。一颗种子被埋在合适的土壤里，如果它不是天生是个坏种，它就有极大的可能发芽生根长大开花甚至结果，而一颗种子如果被被扔到了水泥道上，很可能的结局就是被车碾破或在哪里默默消亡，只有非常非常少的种子才有上辈子挽救银河系的幸运各种机缘巧合下落在哪个旮旯，在极幸运极幸运的情况下抓住一点泥土发芽，开始所谓的在苦难中磨砺。深以为，虽然佛家将草木植物排除在六道轮回之外，但事实上人和草木在生存上是相通的。

私以为，之所以一直流传着苦难更能成就一个人无外乎这两点原因：一是因为其实人们对苦难、暴风雨这些抱有的是负面联想的，我们打心底觉得他们就是糟糕的、坏的、难以接受的，所以突然所有负面联想中开出了一朵花，那这极致的反差带来的效果，绝对要比阳光下千朵万朵花绽放要来的轰动些，值得人赞扬和传颂些。二是因为，适宜的生存环境其实是一种稀缺资源，相较之下苦难这种人生必有的装备，也有顶级和一般的区别。而通常那些背着低级苦难装备的人更容易站在阶层的高处，成为主流文化的掌控者。所以，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就有了某种选择。

当然，以上种种，纯属是王姑娘那爱跑题的注意力从“多难≠兴邦”这个观点中发散出来的，想法尚幼稚，论据存个人分析，估计来场诡辩自己就不坚定了。

忘记在哪里看到过一段文字，大致意思是说不管是什么竹的高洁松的品质或别的什么东西，都是人把自己想象出来的形象和品质强加于它们的。其实植物们都只是在最适宜自己生存的环境下，以自己能展现出来的状态生存着，犯不上厚此薄彼，颂甲贬乙。

窃以为，像风啊雨啊的这些东西，它存在就是为了刮你淋你，和阳光一样，就是人活着遇见的一种经历。纯粹是人为了自我心理安慰，才硬为它加上磨砺自我成才的糖衣。所以，说什么感激苦难，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什么的，真的不必！毕竟，我们都知道，黑暗多生扭曲，阳光才更适宜孕育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