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父传文脉
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亦父亦师的苏洵，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文学创作风格，‘事词道法’的文道观，‘施之于今’的现实主义观点，‘风行水上涣’的审美理论，对于苏轼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1.‘风行水上涣’：在文学理论上，苏洵的“风水相遭”说，对苏轼散文创作的影响比较大。 苏洵的最高审美标准是：“风行水上涣，天下之至文也。”也就是说，风与水相遭遇时产生的波纹，是最美的。这是苏洵对文学创作的一种比喻的说法；这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寓意深邃；这是一种曼妙的形容，意境美轮美奂。你想，微风轻拂，掠过如镜的湖面，泛起圈圈涟漪,这风儿激起的涟漪就是最好的文学。这样的比喻，是何等的曼妙而有意境深远！《仲兄字文甫说》中的一段话就完全表白了他的观点：“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 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唯水与风而已。”
这段文字里包含苏洵三个创作思想：
其一，文学创作必须具备主客观两个基本条件：即“风”“和“水”。水，是比喻创作的源泉和艺术修养，文学素质，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而风，则比喻创作的冲动、激情、灵感，是主观的东西。要进行成功的文学创作，作者的灵感和创作的源泉，这两种主客观存在的东西，是缺一不可的，这是创作的基本基础。
其二，更为重要的是苏洵强调：“ 风行水上涣”，“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这是非常曼妙的比喻，给人以异常广阔的想象空间，充分品味的余韵；比喻本身就蕴藏着难以名状的美。他说，作品是微风吹起湖面上的波纹。它既不是创作源泉的风，也不是创作灵感的水，而是风水相遇产生的波纹。也就是要求作者创作时必须做到客观的创作源泉和主观的灵感相结合，才能创作出至美的文学作品。而到了苏轼从苏洵“风水相遭”的形象中悟出了“行云流水”的文学美学思想，其基本特点就是:“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苏轼创建了他的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自然”说，代表了他在文章风格上的审美理想，一系列精辟的有关议论，蕴藏着极其深厚的美学思想。而这种‘自然说’的文脉来源，正是乃父的‘风行水上涣’。
其三，苏洵主张文贵自然，言之有物，反对为文造情、无病呻吟，‘为上层楼强说愁’。认为只有已经孕育成竹在胸，在“不能不为”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文章，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 苏洵的这一文学创作思想对苏轼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轼在《江行唱和集》中说道：“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工，乃不能不为之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建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其中“闻家君之论文”，指的就是苏洵的《仲兄字文甫说》说苏轼、苏辙兄弟俩，谨遵父旨，为文必要言之有物。
2.苏洵的文道观：苏洵针对所有文章提出“事词道法”说:“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事”就是写文章所用的材料即事实，或就叫做文章素材。要言之有物。;“词”指明畅的文词;文词要成章。“法”是用来检验文章是否符合写作规律的章法、法则。“道”是指万事万物发展的自然道理，是要贯穿在整篇文章始终的。苏洵认为这四点是一切文章都应具备的共同要求。这就突破了传统的以“明道”为中心的古文理论。这是苏洵的创新，为当时的古文家们指明了创作规律和创作方向，从而大大拓宽了古文发展的道路。 苏轼认同苏洵的文道观，继承并发展丰富了苏洵的观点。首先，苏轼所谓的“道’与苏洵所谓的“道”的涵义基本是一致的。在《日喻》一文中苏轼以水喻万物说:“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浮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显然，苏轼之所谓“道”，己经突破了儒道的传统，而扩展到自然、社会等各个方面，指的是世界万事万物的客观规律。而怎样得“道”?苏轼强调生活实践对于人们认识客观规律的重要性，强调生活实践，是得道的关键。所谓“道可致而不可求”，就是通过实践来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追求上。其次，苏轼主张文道并重，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并将“有道有艺”、“意尽言止”、“文以述志”作为其文道观的基本内容。他曾对渡海赴檐耳向他求教的葛立方说:“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以欲使物为己用必须用钱买取为喻，生动地阐明了意对作文的重要性。这样，就比苏洵对文道关系的论述有所拓展，有所深化。
3.苏洵的“自为一家”理论； 风格是一个作家创作成熟的标志。苏洵的《嘉祐集》中，有很多关于文章风格的论述。有着丰富创作实践经验的苏洵，是深知风格对于作家地位的决定作用的。他论文特别重视各家艺术风格的不同，主张文章要“自为一家”，要有独创性，反对因袭剽窃。风格的独创性，关键是一个“创”字。苏洵是喜欢独创的人，反对因袭前人，在评价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时，他的见解是新颖而精辟的;在自己的实际创作中，他也真正贯彻了文贵独创的思想，无论在思想还是文章风格上，苏洵都力争做到“务一出己见，不肯蹑故迹”。这一点，苏洵对苏轼的影响也是明显的。对于文章，苏轼同苏洵一样，提倡独创，强调“成一家之言”。在《上曾丞相书》中，苏轼提出“其所不然者，虽古人之所谓贤人之言，亦有所不取”，反对人云亦云，强调要有自己的见解，
这正是苏洵“得之于心”，“自为一家”的观点的发挥。苏轼作词也自觉地在婉约词外另辟蹊径，开创了豪放词，提出要在词坛上“自是一家”，别树一帜。诚如郑板桥所说“立异标新二月花”。苏轼不仅主张风格的独创性，更主张多种风格并进。他提倡作家应以一种风格为主，同时又吸取其他风格之长，做到多样化的统一;反对单调地拘守一种风格。因为现实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作者不可能用单一的、一成不变的风格来表现它，而必须用丰富多彩的不同风格，去表现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
4..苏洵“施之于今”的主张： 苏洵主张文学应着眼“施之于今”即写文章要对当今社会起作用。可以说，他是位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为文尚用”的思想既不同于政治家王安石的“文者，礼教治政云尔”，直接将文章政治教化服务;也不同于理学家的“作文害道”，从根本上否定文学的社会功用;甚至与一般古文家所讲的“文以载道”也不同。苏洵认为文学之用是“施之于今”，他所强调的是对国家、社会、民众、人生的作用。 苏洵在《太玄论上》中提出:“君子之为书，犹工人之作器也，见其形以知其用”，强调文人写文章就象工匠作器具一样，要对现实社会有用。苏洵不仅自己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提倡文章应为当今社会所用，而且还经常以为文尚用、“有为而作”的思想教育苏轼。苏轼在他的《凫绎先生诗集叙》中就记载了一段苏洵对他的教诲。苏洵对苏轼的教诲重点在“有为而作”上，当时苏轼年仅十岁。苏轼子承父学，表现出相同的价值取向。苏轼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主张为文要“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诗须要有为而作”。这一主张，苏轼曾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论及: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总之，正如在康熙本《嘉裕集.序》中对苏洵的评价:“盖能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自成一家者也。上继韩、欧，下开长公兄弟”。的确，纵观苏洵的一生，“书虽就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是说苏洵一生，虽然官阶不高，不过是个九品芝麻官，诗文也不过一百来篇，但他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和见解，独到的文学理论，继往开来，自成一家，游刃有余，驰聘文坛。对苏轼，乃至对后世文坛的影响都是毋庸质疑的。 难怪他能跻身于唐宋八大家行列，而且，虽然儿子苏轼文名贯古今，却依然掩盖不了父亲在文学史上绚丽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