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乡村系列之三
文/余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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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暇而没有题目可写时，我便回到记忆的博物馆，看一看故乡。很奇怪的，对于故乡，我写不出太多的诗，不能浓缩，不能凝练，甚至也不能形而上学，它的美是驳杂的，不纯洁也不纯粹，有些黑暗或灰色的东西也是值得怀念的。
家族并不是灰色的，很长时间，它在我心中是红色的，总是伴随着春节和火红的正月。有时也含有一些黑色，那只是对于坟墓而言，在我的感觉中，坟墓总是与黑色及黑夜联系在一起的。
一边是阳世的家族，村庄；一边是阴世的家族，坟山。站在阴阳两隔的是一棵神树， 必然的是柏树，矗立在村口。然而它终于被信仰所毁掉了，被残存的信仰不小心地毁掉了，枯死了，因此村庄与坟山便成了一个颜色——灰色。
也或者是乳白色或者雾色。从村庄升起的炊烟是乳白色的，而从坟山升起的雾只能称为雾色，二者后来就交融了，混合了，在印象或感情中合二为一了，缥缥缈缈而又悠悠扬扬，不聚不散。
在这种乳白色或雾色缭绕下的故乡山村，形而下是灰色，这是一张画的基本色调，是天与地的两种色调，不可调和却又融为一体。一年四季的风霜雨雪、树木山河在灰色中轮换，太阳与月亮也在乳白色或雾色之上轮换，而天地归于其中。
没月白色，白天并不是白色的。冬天也并不是全白色的，雪地上的任何一种颜色都比白色耀眼，特别是那些代表生命的颜色，例如火苗、苍松，甚至是未曾结冰的河流。
也没有黑色，黑夜也并不是黑色的。黑色不可能存在于空气中，也不可能存在于大地上，看不见只能是一种无色，是一种我们因为黑夜而无法看到的色彩。如果可以把世界看成灰色，黑夜也以可是灰色的。
但是把白天看成灰色有一种感情上的困难，那就是我的立场不再鲜明了，爱憎也不再深刻了，就像一个人喜欢上了深灰色的衣服，把年轻时穿过的白色、红色或鲜艳的服装都封存了，看过去的自己与现在判若两人。
过去的村庄与现在的村庄似乎判若两样，但其实并没有判若两样，假如加上一层灰色。在岁月漫长的更迭中，村庄的变化其实很小。年轻时，我们很喜欢使用日新月异一词，年老时，我们又喜欢用桑田沧海一词，然而村庄既不见得日新月异，也不见得桑田沧海，只因我们短暂的生命之树经不住这么漫长的岁月流转罢了，难怪古人说“人生一世如草木一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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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是以家为单元，聚居成族，是谓家族或户族。最小的家族就是一个村庄，然而经过时间的淘洗，一个村庄又分为多个分支，分不清哪一支是主支哪一支是分支了。在清代及以前，几乎所有的村庄中都带有一个“家”字，如《水浒传》中的宋家村、史家村、祝家庄、扈家庄等，只是中华民国以后慢慢省略掉了“家”这个字，而简称宋村、史村、祝庄或扈庄了。
一个较大的家族可能分散成几个村庄，再扩大、分散就称为“堂”。不同的堂号有各自的祠堂，供奉着迁播到该地的世祖、列宗。家族之中，五服之内又称同门，在我的家乡同门称“门上的”。一个人认识家族，就是从“门上的”开始。
我的门上是从爷爷的曾祖父开始的，到了我这一辈已是第六代了。爷爷的爷爷有亲兄弟六个，俱已不在。爷爷的父亲有堂兄弟八个，我出生时曾祖母还在，二太、三太夫妇、八太夫妇还在。爷爷堂兄弟六人，二爷和四爷是二太的儿子，三爷、五爷、六爷是三太的儿子，八太儿子夭折。
二太随二爷一家住在县城，四爷一家在田铺乡粮管所，八太夫妇住在乡高中校园，六爷从部队退役后也分配在县城工作，住在农村的有我父亲家、爷爷家、三太家、三爷家和五爷家。二爷家在农村的房子卖给我父亲后，父亲便与爷爷分家了。叔叔过继给八太做义孙，八太在农村的房子给了叔叔，叔叔在镇上工作后，房子交给我父亲管理。三太夫妇原是跟小儿子、小女儿住在一起，小儿子参军并退役后不回农村，小女儿出嫁后，三太夫妇自成一家。
我平时很少见到二太，也很少见到八太。八太并不回农村过年，也许是在乡高中学校过年，记得我小时曾去过县城给二太、二爷拜年，但并未去过乡高中给八太拜年。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曾祖母在世时，八太是应该回来拜年的；既然八太不回农村拜年，那么即使在我曾祖母去世之后，爷爷也不让我们去给八太拜年。只因为外八太是一个异类。
说外八太是个异类并不因为他是右派分子，而是爷爷口中的“书呆子”。外八太只比爷爷年长四岁，生于1924年，曾以地区第二名的成绩考取江西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反右派时期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回乡务农。务农后不几年在我们村中学任教，后来又调到乡高中任教。里八太原在县城关小学教书，曾是新县连续三届人大代表，外八太回乡务农后请调到乡下，我记事时在镇上小学教书，大约是在1979年调成县城。
八太原有一双儿女，却在同一时间病死了，死于急性肺炎。小时，从父亲的口中得知，八太一双儿女之死责任在外八太，说外八太自恃无所不能无所不通，不愿送小孩去医院而自采草药给小孩治病，结果草药没采回小孩就死掉了。但是半个月前与弟弟的一次闲聊中，弟弟提到他曾听里八太讲，不愿送小孩去医院的是外八太的母亲，也就是里八太的姑姑，外八太的母亲认为孙子孙女得的是小病，农村小孩没那么金贵，扛一扛就过去了。
外八太被称为书呆子，他这个大学生、大学教师、右派分子并没有给家族带来光荣，在二爷所编的家谱中也仅仅一笔带过。而在父亲不无遗憾的述说中，外八太是个天才：从小门门功课五分，上学跳级，高考地区第二名；毕业留校任教，因不搭理校长、遇见校长时总是两眼朝天而被打成右派；被评为新县三个半文人之一，诗、书、画三绝；行署专员请他做秘书被拒绝，称行署专员是个大老粗；务农时曾打死白蛇剥皮制琴（儿子之死被村民认为是打死白蛇娘娘的报应）；右派摘帽时疯了，送外地治疗一年半也未能痊愈；在乡高中先后认了四个义子，供养了四个大学生······
在父亲的口中，里八太则是被所有人尊敬，符合她大家闺秀出身：其父是县城最大豪绅之一，后逃亡日本；一生对外八太不离不弃，照护一生，特别是在八太疯后和败光所有钱之后；到农村任教时每年春节给村里每个学龄儿童两元钱以作学费（我上学时学杂费才一块钱）；对学生极其严厉又极其慈祥；个人生活极尽节俭，一分钱掰开成两分钱用······
我到新县城上高中时才第一次见到里八太，那时她已退休三年，星期天仍有许多她过去教过的学生去看望她。里八太住在她弟弟给她盖的极狭小的两室一厅的小平房里，把外八太从乡高中接到城里由她看护，房屋依山，养有一群鸡。我在县城的亲戚共有四位，八太之外还有二爷、六爷和“亲奶”（父亲的干妈、爷爷的姨表弟媳），我最喜欢去的是八太家，几乎每个不回农村的周末都去，大吃一顿再带一缸子菜回校。里八太不太喜欢我与外八太聊天，认为他的精神病并未好，事实上确实如此。记得一共与外八太聊过三次：第一次是他让我看他最后一个义子的来信，是向他要五百元钱买个相机；第二次他与我讲张国焘的肃反、万人坑、AB团；第三次讲他又发现了太阳黑子。多数时候，外八太只是看书，然而已有了遗屎遗尿的毛病了，一米五几的里八太象一只拐棍一样扛着一米八的外八太真的让人心痛。
里八太从来不舍得吃鸡蛋也舍不得把鸡蛋给我和外八太吃，她总是给我和外八太吃腌了很久长了一层白粉的肥肉，秋冬则是加“人造肉”，给我炒的带回学校的青菜一般都是配豆腐干。她的鸡蛋一律都是送到红军街去卖钱，有一次她关节炎发作让我帮她去卖，指定要卖二角钱一个，餐馆只愿出价一角八分，欺我不会讨价还价。餐馆老板们都说，鸡蛋擦得太干净了，像是被母鸡抱过窝的寡鸡蛋。
里八太死于2016年8月1日，寿年92周岁，家庭器具仅一台电视、一台电风扇、一个煤火炉——那么热的天，枕头下留一千五百元，发黄的纸上写明是丧葬费用。我怀疑里八太是热死的，死后第二天才下起小雨，一年中最热的酷暑才慢慢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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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家谱来看，至少在清代祖上并不贫穷，出过好几位痒生。爷爷的爷爷的时候，家境渐趋富裕，有三座山，弟兄六人每两人分一座山。八太的父亲最小，娶了县城大户人家的小姐，不久被土匪害死了，藏下的两坛银圆一直没能找到。多年后，他家隔壁的邻居得了两坛银圆，且是装在青花瓷坛子里的。父亲说，莫非银子长了脚不成？父亲在翻新八太家留下来的房子时，曾经将院子掘地三尺，也没有得到传说中的银圆。
曾祖母是地主的女儿，带过来一些田产，因此爷爷被划成富农成分。曾祖母的两个妹妹家也被划成富农。摘帽时，爷爷的两个姨表弟都参加了工作，一个进供销社，一个进粮管所，可读过十年私塾的爷爷却说——“我当农民当上瘾了”。
据父亲说，土改之前，爷爷是“十指不拈香”的，打成富农后家里的活也几乎从来不做，只读过一年半书的父亲不得不帮奶奶操持家务。然而爷爷要被指派到林场做苦工，伐木，从林场回来后又不得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他很快成了一位农业专家，也成了一位家族厨师——无师自通。
叔叔上小学后，爷爷就不再写春联了，从此再不埝毛笔了，因此叔叔虽然总是考试倒数第一，书法倒还过得去。爷爷最有眼光的两件事，一是让父亲学了泥瓦匠，二是在八十年代初于家中开了经销店——虽然村庄离集市只有五百米。
在农业生产上，爷爷是专家，是权威，他懂得时令，知道什么田地选择什么种子，如何育种，该什么时候施肥，等等。在村庄，他极有威望，虽然一直是长门长孙而辈份不高，但各家都会找他调解纠纷，俨然是如今时代所谓的“人民调解员”。他也帮多个家庭出谋划策，让他们走出困境。八十年代村庄欲选族长，爷爷反对，此事只好作罢。没能当上村长的“土八路”，原是国民党抓去的壮丁，在解放战争中被俘虏过来，回乡务农一直没有民政补助。改革开放后爷爷帮他一起上访，最终获得了每月十几元也可能是二十几元的老兵津贴。八十年代，农村公粮代金之外，杂税很多，有一年猛然上涨到每人三百多元，爷爷带头抗税，后来省里、县里派人下乡调查，将全部税收减少到原定的一半约一百七十多元。
爷爷的威望在门上也很高，堂兄弟其他五人都对他不敢不敬。爷爷一生反对赌博、喝酒，一生中从没喝醉酒过，虽然他并不反对我们喝酒——我十岁开始喝酒也是他允许的，但不允许我们喝醉。他那当生产队长的堂弟、我叫大爷或三爷的三太的长子，每当三奶来向爷爷哭诉丈夫在家赌博时，爷爷就会去把桌子掀翻、把赌具扔了。我三个姑奶都嫁到邻县了，因修水库被迁得很远，每年只在春节拜年时姑奶的儿子们才来一次，但他们都不太敢喝酒、打牌；大姑奶的长子本是过继给别人的，原来也来拜年，因为爷爷骂他赌博而致后来再也不敢来拜年了。
爷爷生性强悍，对已经成家还未分家的父亲也是说打就打，对顽劣的叔叔更是打得凶狠，有一次我看见竟是在屋梁上吊了一夜——只吊两个拇指。爷爷的口头禅是“不做门旮旯里的光棍儿（好汉）”，这一点叔叔倒是很像他，从小就是孩子王，一生打架无数，五十多岁了还把三个小青年打伤而被拘留。相对来说，父亲老实一些，爷爷怕父亲将来被人欺侮，所以执意要有第二个儿子，以致叔叔比父亲小了二十岁。在顶着富农帽子的那段悲惨岁月，奶奶生过好几胎都没能养活，二奶比大姑小了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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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或者说门上比较荣耀的算是二爷了。二爷是新县高级中学首届毕业生，毕业后自然分配工作，后来长期担任外贸局办公室主任。不知什么缘故，二爷一生没有入党，所以也就只能做到办公室主任了。这正如里八太的弟弟，因为没有入党，所以只能做到粮食局办公室主任。
外贸局在八十年代成立了对外经济联合合作社，简称经联社，利用将军县的资源优势，向中建集团推送劳工，俗称“合同工”，并且开始自1984年向国外派遣劳工。1987年第一批派往伊拉克的出国劳工回来，平均每人净挣六七万元，从此出国劳务火了，经联社也独立成一级局委，后改称对外劳务局。2015年，新县对外劳务局局长因贪污受贿金额特别巨大，被双开后被判刑，民间传言其贪污受贿多达十八个亿。这让我想起我上高中时的一位新县县长，传说从他家搜出十七万现金，公安人员到县长家搜查时，县长夫人正在烧钱。新县虽是贫困县，但也是将军县，政治资源多，在摘掉贫困县帽子前，每年可从国家拿到几亿元的扶助。
只做到局委办公室主任的二爷直到四十岁才有一个儿子，自然被视为掌上明珠。无奈慈母多败子，何况又加一慈父。其结果自然是现在流行的一个名词——“巨婴”，六十多岁的二爷很快就被气死了。
办公室主任一职，说官不算官，但在农村人眼中可就被视为当官的了。因为，偶尔回乡，也是可以坐坐单位吉普车的。一二十年的办公室主任当下来，自然也有些架子了。我在县城上学的时候，四家亲戚之中，本来最亲的要算二爷，因为二爷的爷和我爷的爷算是一母所生——虽然我那时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并不太爱上二爷家去，去六爷家反倒感觉亲松、亲切一些。六爷那时三十出头，还有些年轻气盛，大约也不喜欢二爷的架子。有一年正月开学后去六爷家拜年，六爷让我去请二爷过来吃饭，久等不来，直到六爷亲自跑一趟。
二爷退休后编了一本家谱，油印的，对我们家族来说算是比较珍贵的了。家谱以九十年代新光两县余氏合谱为基础，上溯到河南一世祖，即商城县余集镇余家祠堂，主要内容记述我这一门上自爷爷的曾祖父开始我这一门，遗憾的是对同一个村庄的其他余姓家庭未作介绍。
二爷的弟弟我的四爷在田铺乡粮管所工作，每年正月十五都回农村给祖坟送灯，但他家我只去过一次，是在高中毕业之后。田铺乡是许世友将军乡，九零年城乡公路还是沙土路，三天通一次班车，但从乡集到许世友故居、将军墓修的是柏油路。因为天降暴雨上，我在四爷家住了七天，耽误了回城体检的时间，没能当上警察。
二爷还有位妹妹在县人民医院上班，姑爷是医院保卫科长，他的女儿比我矮一年级，后来考上大学读到博士，移民到加拿大了。四爷退休后搬到县城，儿子是一名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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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族中，不乏长寿者，里八太、里三太和二姑奶都活到了九十多岁，但男性的寿命都不太久，大多死于某种癌症。
三太的长子和第二个儿子，我平时喊作大爷、二爷的，如今都不在了。早在二爷编家谱之前，便已提出，他们堂兄弟六个应该排序，我应将大爷、二爷改称三爷、五爷，但因为自小一块生活，喊得惯了，总是难以改口。
我家的房子——即买二爷的房子，与三太家的房子相连，与三爷的房子也只有十几米远，而八太的房子则在三爷房子的背后。三爷的长子与我姐姐同年，二儿子比我小两岁，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上他家串门，我们的房子都在一条巷道上。五爷在水库工作，只有周末回家，他的女儿虽与我同龄，但儿子却比我小好几岁，且住得较远，因此串门的次数并不算多。
我们村庄基本都是早晨过年，有兄弟二人以上的，分早晨、中午过年，早晨在老大家，中午在老二或老三家，但没有人在晚上过年，三爷、五爷便是这样。父亲与爷爷分家后，很少在一起过年。父亲每次过年都起得非常早，往往是我家都吃完年饭了，三爷家才开始，所以有时我会被请到他家喝酒，中午也被请到五爷家。
三爷极爱喝酒，后来也是因为酒精肝去世的。我最后一次回农村过年，和三爷一连对饮了三天，每天两顿，每次至少半斤，到第四天，我就招架不住了。十年前，父亲也是每天一瓶酒，独自一个人中午、晚上每顿半斤。他们那一代人，劣质酒喝多了，后来改喝好酒，酒量反而见长了。
三爷、五爷、六爷都当过兵，三太的门前，常年挂着军属光荣和五个星的牌子。七十年代，三爷是生产队长，把全村人的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生产队只有三名“干部”，队长之外是会计和保管。
喝酒、打牌之外，三爷最大的爱好是下象棋。我不到十岁的时候，三爷便教我下象棋，从让我半边子开始，后来又教我弟弟，直到我俩都不需要他再让子了，他就有了固定的棋伴。三爷也会吹笛子，但吹得不算好，所以不经常吹。村庄里吹笛子最好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光棍儿，就住在我家屋后，有时能吹到我入眠，我起床解手时还在吹，混合着杜鹃、猫头鹰的叫声和啄木鸟的啄木声。
我们村庄并没有阴阳先生，五爷不知从哪里学来的看风水知识，原来我们都不知。有一年由二爷领着我们拜年，在我二姑家，可能是因为喝多了，五爷便要给二姑家的新房子看风水了。二姑家的门前是从五爷工作的长洲河水库流下来的长洲河，河对面是五个小山包，五爷说此处风水叫“五虎盘羊”。因为隔着一条河，平时五虎不能过来，若遇水浅，五虎便会过河害羊。恰恰二姑家的隔壁去年发生了大祸事，二姑便真有些信了，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但也被五爷说得半信半疑。后来二姑终于搬到镇上去了，河边的新房子并没住上几年。
六爷在县物资局工作，可六奶没有工作，家庭条件也就不是很好。九十年代左右，三爷六爷都做过生意，可都失败了。先是三爷在农村收购茶叶贩卖，农村叫茶叶贩子，可是三爷好喝酒，每次都喝得晕乎乎的，根本不知道茶叶好坏。那时农村人学会了粗制滥造，本该用火烘干的茶叶不用火烘，用太阳晒，有时还在茶叶中掺杂一些相近似的树叶。这些辨别还在其次，三爷收进来的茶叶中竟然还有石头，可见他是连看也不看的。六爷也是同样的粗心，他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成吨地收废纸皮。可是别人把成卷的废纸皮浇上水，增加了重量不说，导致仓库里的废纸全部发霉、腐烂，这废品收购站自然是开不下去了。
三爷的长子八十年代做了合同工，我在1994年去天津出差的时候曾去看望过他，由他陪我游览了天津水上公园。后来因为一次工伤就辞了合同工，去给一条台湾渔船当船员，出海打鱼。再后来去韩国打工，算来也有十几年了。三爷的二儿子也曾想去国外打工，在日本入关时被遣送回来，如今在县城开了一家保洁公司，生意还好。五爷的女儿嫁到县城，先后在县城卖液化气、太阳能，都是县城里做得最大的。五爷的儿子，也是到国外打工去了。六爷的长子，曾经在北京开了家拆迁公司，一时非常富有却又一落千丈，同样是犯了生意上不谨慎的毛病。六爷的二儿子做了一名警察。
到我父亲这一代，堂兄弟共有九个，每一个又都至少有一个儿子，依农村话来说叫“发人”。三太到了八十多岁的时候，急切地想抱重孙子，于是在村庄原来的小庙旧址上新建一小庙，供奉送子观音。果然，在建庙后的两三年间，除最小的孙子还未结婚外，已经结婚的四个孙子都有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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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太那一代，虽有兄弟八个（后来剩下四个），却不是村庄最大的家族，村庄里最大的一个家族有兄弟十个，那位“土八路”便是我平常叫十太的。
算起来在八十年代，村庄里有男丁的余氏家庭也就只有二十几户，也有一些迁出了农村，也有一些做了光棍儿，更有一户随母亲改嫁走了。自明朝以来，余氏自商城县余集迁到神留桥集，在这块土地上已繁衍了二十三代，除神留桥集外，有两个以余氏命名的村庄。但是我们小余湾与大余湾几乎已没有什么来往了，也从没有去给神留桥集的祖坟送过灯，整个大的家族只是由一个剃头匠联系着。
后来，剃头匠老了，小剃头匠在集上开了家理发店，大余湾与小余湾更没什么来往了。中间又发生过两次关联，那是因为两次宗族械斗。第一次，因为神留桥集的祖坟被侵，余氏与蔡氏发生械斗，我们村庄并没有人参加，但因为蔡姓死了人，要打官司，免不了全体余氏都得按男丁摊钱。第二次，大余湾的人因为偷树被打死了，大余湾组织了一辆班车四十多个后生去复仇，其中或许有我们村庄的人吧，又要打官司，又要摊钱。想起来，维持这种大家族关系的竟是与外姓打官司，这不能不令我对宗族观念蒙上一层灰色。
也许是在我爷爷那一辈人的主导下，我们村庄并没选什么族长，也没有吃过什么祠堂。可笑的是，我们村庄只有两户的蔡姓人家，竟吃了一回祠堂。蔡姓吃祠堂是在和余姓发生械斗之前？还是之后？为什么吃过祠堂的两户蔡姓人家那么眉飞色舞？在我们村庄，从来没有人欺侮过他两家呀，还让他的父亲当过生产队长。
解放前，我们村庄并没有蔡姓、徐姓，只有一户刘姓和两户晏姓。据父亲讲，徐姓兄弟原来是住在山林里的，解放后才融入村庄。想必，晏姓和刘姓也都是贫农，晏姓中的一户娶了一个带着两个男娃的女人，这两个男娃便是蔡姓；刘姓虽然生了四个兄弟，长子却入赘到别的村了，老四打光棍，老二、老三当过兵才娶到媳妇。五姓杂居的村庄虽然叫小余湾，虽然其他外姓都只有两户，但从没有受过余姓欺侮。相反的，经常发生口角、相互争斗的却是余姓内部。
起先，在只有几户余姓搬入这个村庄时，他们是团结的，那时这个村庄尚叫东鲁家，鲁姓是大的家族和地主。后来，鲁姓不肖子孙败家、破落了（冬天把银子撒在池塘里让余姓去捡），剩下几家全部搬走了，东鲁家也就改名东余家了。那个让县官也要下马下轿的鲁姓家庙，自然也就成为余姓家庙了。东鲁湾的坟山塌了，成了余姓的菜园。
余姓终于有自己的坟山了。起先，余姓先人的坟墓，只不过是村庄山冈路边的一排，和村后山脚下的两排，更有些散落在深山野林中，并没有自己的坟山。从前的余姓，只聚居在后湾如今被称为上湾的那一块地方，鲁姓居在前湾如今被称为下湾临近池塘与水井的地方。鲁姓为了对付余姓，在后湾山脚下余姓坟墓旁挖一大池塘，并不是想用山洪来冲击后湾，而是要破余姓的风水。可是不见效，余姓越来越发人也越来越富有；余姓自圆其说，余就是鱼，是不怕水淹的，反而将余冲到下湾了。
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是被称为封建主义的旧社会。可是，历史上一直都是：兄弟分家之后，最亲的人反而斗的最厉害，“兄弟阋于墙”与“外御其侮”一直并存。
我有十年没有回农村了，曾经觉得亲切希望死后埋葬其中的坟山也不觉得如以往亲切了，曾经无限温暖希望老后隐居其中的村庄也不觉得如以往温暖了，竟感觉身如游子，天下没有必然的归宿，仿佛并没有家族一样。
正在修建的绕大别山高速公路之鸡商高速经过我们村庄，从祖坟山前经过，从村庄旁经过，从小河上经过，建筑队驻扎在我家的耕地上。我想，村庄又要大变样了，这中间的利益又有谁去争夺呢？弟弟农村的房子还在，前几年父亲搬回乡下去住了，他将会老死在那里，葬在祖坟山上，和爷爷、奶奶、母亲永远一起，而我要不要回去呢？
弟弟的门前便是池塘。听说，前几年整修池塘的时候，国家拔了三十万元的款，可是，弟弟家及邻居家门前的塘岸却没有被修整，只因为没有人在家。村民组长，那个曾经打过光棍的人，不知现在是否还在打光棍，他与我们家有什么仇呢？谁又会在意这些没必要的仇恨呢？
弟弟的房子原曾是爷爷的房子，也是我和弟弟出生的房子，门前临近池塘有一棵古柿子树，被雷劈过，但在我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仍郁郁葱葱，结比梨子、苹果更大的柿子。几年前，这棵古柿子树竟死掉了，十年前我最后一次回乡时还是活的，难道是整修池塘造成的？村口的那棵千年古柏，在我最后一次回乡送灯时被火烧了空心（有人将蜡烛送入内部），伤重几年间垂死挣扎，终于因为没有被救治而死掉了——我曾到县林业局反映过。
故乡的老人死掉的更多的。和我一代的同龄人，原本是不在意什么家族的，这本是好事，就像现在或将来若取消掉村庄的名字，而改叫第几村民组，想必也都是可能接受的。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要跨过坟山，将坟山或村庄推平，我想和我一代或更年轻的下一代人也是可以接受的。
炊烟或许还是从前的炊烟，雾气或许还是从前的雾气，但山林、田地、道路、房屋都不是从前的模样了，古树没了之后，地面上的一切都不是从前的模样了。我见到的灰色或许并不是真的灰色，只是我个人的内心感受，即使带着灰色眼镜来看这个世界，那里依然是山清水秀，鸟语花香。
离乡时爷爷的话犹在耳鼓：将来你不记得这个村庄了，只要记住村口这棵柏树······
2021.12.24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