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之一词，来源于物理学中的热力学。最初是为了解决机械的能量转化问题，其用来表示能量在转化过程中不能利用的部分，也可以理解成一封闭系统内部的无序性。即一封闭系统内，随着能量的转化，熵会不断增加，可用的能量将越来越少，最终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过程。这个过程也被称为熵增定律。
既然这个揭示了物质世界三要素之一的能量其内部转化的定律被发现，那么自然就会有以此来预测物质世界最终结局的人，这也就是著名的热寂说，即宇宙最终会成为冰冷的虚空。
那么既然熵在自然科学中无可质疑且可以广泛运用，那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熵增定律还还能不能适用呢？
首先，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是符合熵定律的存在环境的。并且，这个系统内部，有着不断的能量转化过程。
但是，与自然界不同的是。人类社会中，能量贡献的主体——人是会不断产生和消亡的。这也就意味着，在物质能源相对无限的情况下，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自我更迭的有机系统，也就是说，在这个系统中，熵会不断产生，但是也会不断更迭。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的诸如革命、战乱等有大规模人口变动（尤其是减少）的动荡时期，这种时期中，社会巨量的因子更迭会让系统处于自我更新的非延续状态。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熵增定律将无法进行，因为其作用对象已经改变，社会将不再是之前的那个系统，那么那个系统的熵与能量，也会被重新分配。
当然。另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种动荡时期的产生，就是熵增定律的影响，导致了上一个系统的崩溃。
而由此，我们又看出了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第二点：系统可重建。人类社会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其内部不同阶段的系统结构却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是一个可以系统再生的巨大有机体，每一个国家都是一种系统。当社会动荡、国家崩溃，就意味着熵增定律之作用告一段落，需要进入下一个系统。
因此，由以上的两点不同，我们可以得出。探讨人类社会中的熵增定律必须也只能是以人类社会有机体内的子系统——国家作为分析对象的。而又因为人类社会的更替性，在越是稳定、和平的环境下，对熵增的分析研究越清晰明显且有现实的治理意义。
因此，以下的论述，将只针对稳定正常之国家。
首先，我们先来确定，在人类社会中，什么是熵？
上文中提到，在物理学中，熵是能量转化过程中无法被利用的能量，用来表示系统内的无序性。那么，在国家层面中，我们可以暂且把熵理解为冗余，即无法对有机体产生正能量的部分。在一个国家中，这个部分的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是无法消除的（这一点，后面会谈到）。因为，毕竟作为任何一个人口以十万、千万乃至于亿来计算的现代国家来说，如此大的体量中，是无法避免熵的产生的。
既然我们暂定了社会中熵的含义，那么，熵在社会中又是怎么产生的呢？物理学中，熵来自于维持系统运转和存在的能量的转换。而在社会中，维持社会运转的又是什么呢？——是活动。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活动构成了社会，而社会其实就是人类集体生活的共同体。因此，在社会中，活动是产生熵的来源。这里活动其实就是人与人的互动。
那么在人类社会中，每次活动中，熵是必然产生呢，还是众多活动中，有机率的产生熵？
物质世界中，每一次的能量转化都会产生熵。但是，社会中，我们却发现好像并不相符。虽然我们嘴上常说“任何事都有两面”但是，我们一旦把生活中的各种小事都作为实证分析的例子，我们就会产生困惑。
例如，一个大学生上课。这么一个简单的活动。哪里有熵的产生呢？
但是，其实我们不能简单的把熵理解成为一个活动消极的影响。这太过于肤浅与表面。
事实上，由与个人的独特性以及社会群体行为的复杂可能。每一个人进行活动时都需要经过选择，如大学生决定要上什么课要怎么上课等等，而个人在做选择时人们的每一个行动都不会是最优的，都存在相对的无法对社会产生正能量的冗余。
比如大学生在上课时走神，在这就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这个活动就产生了无法对社会产生正能量的冗余也就是熵。即便这个学生全程认真听课，但是我们无法证明他听课所消耗的时间，一定是他所有选择中对社会产生正能量最多的。
也就是，社会中的熵，来自于每一个个体进行一个活动是付出的机会成本以及其产生的影响。
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每一个活动，都会产生熵，熵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活动做出的那一刻，机会成本便已经付出，所以熵是无法消除的。
但是，与此相对的，社会的任何一活动，除了产生熵，也一定会产生对社会有益的正能量。我们称之为社会体量的增加，这里的社会体量增加是包含任意方面的，如物质财富的增加、精神财富的增加、系统空间的扩展（国家领土扩大）等等。
所以任何一活动，都包含体量的增加和熵的增加。
到这里，我们可以先总结一下现有结论。
任何国家作为有机体都会不断产生熵，而熵本身是无法被消除的。因此，一个国家必须不断在各个领域中取得突破和进展，拓展国家有机体体量以达到对不断积累的熵形成稀释的目的，如此才能保持长久的繁荣。
而当一个国际陷入停滞或者体量的增速低于熵的积累速度时，这个国家内部的熵的浓度就会不断上升，最终导致国家陷入混乱而崩溃。
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要想保持长久的繁荣，就必须从两个方面下手。一、开源，在各个领域不断拓延体量。二、节流，降低熵的产生速度。
总结了现有观点，做出了推测，下面，我们就要开始构建社会熵的模型。
由上文可知，社会中熵的产生来自于活动，而活动又包括体量的增加与熵的增加。那么一个社会中的熵增总量就是等于社会中所有活动熵增量的总和。而为了简化特殊情况，在这里，我们认为社会中所有活动的熵增是一样的。
由此可得：
熵增总量=活动数量*活动熵增
由上述公式可见，在活动熵增不变的情况下，活动发生的数量越多，熵的产生量也就越大。而另一方面，由上文可知，活动影响包括两个方面，也就是说，活动发生的频率越高，体量的增加也就越多。
在这里，活动频率表示每一时间节点（如一天）同时发生的活动数。活动总数就是所求时间范围内的活动频率乘以该范围内包含的时间节点数量。通常我们认为，在固定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下，活动频率是呈常态分布可以找出代表值的。
那么，在活动频率固定的情况下，一活动的活动偏好（即体增与熵增的偏好）就决定了熵增的总量。
当活动偏好于体量的拓延时，体量增速(T)>熵增速(S)；当活动偏好于熵的增长时，体量增速(T)<熵增速(S)。Z为活动总影响
此时，T-S/Z称为维持率。
维持率大于0的活动称为优活动，维持率小于0的活动称为劣活动。
因此，当一个国家优活动维持率乘其频数减劣活动维持率乘其频数为正时，该国就处于拓展期，总体保持繁荣；反之则为衰落期，总体萧条。
而上述活动偏好由一国之体制、制度与生产力决定。但是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同一个政策，在不同领域的不同活动中对活动偏好也有着不同的影响。
因此，对于政府来说。需要做的就是去权衡要出台的任何一个法令或变更的制度将会对哪些领域的哪些活动的活动偏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加上对各领域的活动发生频率的预估，通过将各领域的活动频率和活动偏好相乘的结果与变革前作对比，最终判定熵增量的变化是上升还是下降。并以此为依据决定行动与否。
所以总结来说，保证一国作为有机体之长久繁荣，在于控制国家内部活动的发生频率与活动的偏好。当活的频率乘活动偏好的结果为体增量大于熵增量时，此国家的制度与政策就是有利于国家长久发展的。
在上述模型建立后，我们再进行实证分析。
由此我们可知，人类历史上所有制度之变迁、政策之废立，并无所谓优劣，如：
古代君主的终生制与当前社会的任期制，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且文化普及率低的情况下，君主的变动这一活动其活动偏好是偏向熵增的（即王位更替带来改变的影响总体劣大于优，从根本上农业社会要求稳定的生产环境就可以解释这一点）因此在国家有机体的自我调整中，古代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终身制。而现代社会中，生产力提高、信息传输效率与文化普及率都大大提高，更频繁的领导人变动其带来的体增大于熵增。因此社会给出了自己的选择。
又如，古代社会对农民的人身管制是分严格，几乎将人绑在土地上，因为古代农耕经济需要大量的人力花费大量的时间用于耕作，并不需要高频率的人际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体增量，因此这种严格的人身管控降低了活动频率而使活动偏好偏向体增。而在市场经济的当代，人员的流动是创造财富的根源，人员流动的活动偏好是偏向体增的，而宽松的人身管制又有利于活动频率的提升。因此，现代开放人身管制总体上体增大于熵增。
因此，人类之政策制度的选择全然在于对活动偏好的控制能否与活动频率相匹配、适应。政策之变动，在于控制两者之变动，控制活动的偏好与频率则都是为了完成对熵增速的控制，从而最终作用于国家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