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已经作为世界经济大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关于未来中国何去何从却成为争论的焦点。当然，从积极的意义来看，争论的起点已不再是如何变强，而是如何做得更好。在《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中，学者许纪霖给出的答案是：文明复兴。
不过，在对答案进行解读之前，有必要温故以知新。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史中，富强一直是压倒文明的主旋律。无论是强调优胜劣汰、救亡图存、自强保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是以革命为口号的赶英超美的计划经济发展，以及“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改革开放，其实质是追求“富强的崛起”。因此，文明让位于富强，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和制度的合理化，个人按照工具理性的原则，服膺于整个社会体系。而这一让位，也正是杨奎松在《忍不住的“关怀”》中所提到知识分子尽管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存疑，但依然怀着满腔热血投身于新中国建设。
往事不可追，但必须看到的是过分强调“富强”所带来的后果：“政治上的犬儒主义、人生观上的物欲主义还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加剧了精神层面的心灵危机。”而这一危机，也只能依靠文明来弥补。但尽管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人层面在追求精神文明上作出了不少努力，在未来之路上依然还存在这两种力量的对立，即是强调西方的普世价值还是强调中华文化的特定性？
然而，在许纪霖看来，两者不过是一场不在同一平面的辩论。前者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后者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的”。所谓民主、自由、平等不唯西方所独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其纳入其内，正说明这一点。而中华文化却是区分我者与他者的重要特征，比如中国话、方块字等等。因此许纪霖提出来一个重要的观点“理一分殊”，既追求好的，不避讳其出处，也努力继承和丰盛中华文化。
除去“中西之争”，许纪霖也对自由主义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前阵关于张艺谋超生的争论中，不少网络大V认为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质疑为什么在国外生了几个孩子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但到了国内却成为见不得光的“超生游击队”。然而问题是，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意志自由，而强调“恶法非法”，那么是不是最终可以引申出像连岳说的，如果超生不违法，那么招募童工自然也是可以的？
不单如此，许纪霖强调如果自由主义仅仅认为通过民主程序就能确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忽略作为伦理基础的特定价值，那么民主政权也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关于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恰好是当今社群主义所关注的，难怪桑德尔的《公正》在中国能赢得如此多观众的喜欢。
一言以蔽之，中国在追求富强的基础上，应努力走向文明，不仅要吸收外来先进经验，更需要重新塑造以礼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更重要的是“从左右对抗回到圆桌对话”，以合力来消解意识对抗所留下的戾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