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我上初中，学校在逍遥津西南角，一个巷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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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时，班主任是教政治的男教师。他高个，長脸，一双豆荚小眼。第一次和同学见面，他不拘言笑，神情严肃，说话尖刻，像大人训斥孩子。同学们面面相觑，个个噤若寒蝉。当时的政治课，除了时政，就是思想品德，内容空泛，不像哲学，令人启悟。他上课，是照本宣科，就像一潭死水，泛着迂腐的熏臭。印象极深的是，他的声音尖利，像机床车铁器，发出的刺耳声，其间夹杂着北方口音。有人背下叫他“豆荚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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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时，他一准会出现在教室门口。有时，他叉着腰，虎着脸，两眼像草原里的狼，发出摄人的蓝光。同学们知道，今天一准有人要倒霉。果然，他走进教室，厉声道：“宋二，给我站起来，为什么上英语课讲话。”宋二，一个毛头小子，喜性爱动。他怯生生地站起来，红着脸，捋着头，两眼怒瞅着窗外，嘴巴低声嘟噜“我没有讲话啊！”豆荚眼走到宋二桌前，揪着他衣领，拽出座位：“还想狡辩，给我站到教室外面凉快去！”宋二的两眼射出了仇恨，人却站在了门口。教室气氛，瞬间紧张起来，好像一根火柴，就能点燃空气似得，我感到窒息。接着，他说什么，我全然不知。我想起，刚看的一部电影，里面的动物学家说“马尾巴的功能”，兼有趋逐蚊蝇的作用。讲台上，叨叨不休的他，就像一匹被叮咬的疯马，甩动着尾巴，在满世界拍打蚊蝇。半个小时后，他有些口干舌燥，大慨尾巴也甩累了，照例的拖堂训斥，谢幕。同学们如释重负，“轰”地一阵风，溜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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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同学们开始想，上学年的班主任了。她教数学课，总是捧着一摞作业本，上面撂着一把木制三角尺。她说话温柔可亲，像三月的春风。有时，她走到学生跟前，轻声说：“这堂课很难吗？如果不懂，放学到我办公室去，再给你讲解一遍。但上课思想要集中，不要做小动作噢！”这位同学，红着脸，低着头，心里充满感激。据说，老师是李鸿章的曾孙儿媳妇，过去曾是大家闺秀，一位知性女人。她家住李府，一个深宅大院里，一间斗室。她当班主任一年间，对所有学生进行了一次家访。在同学眼里，她即是老师，更像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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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个大四合院，三面低矮的平房是教室，中间是操场，教室窗户，对着操场。一天上课，同学们看见，“豆荚眼”把校長自行车，翻立在操场上。他动作娴熟，调圈、紧固、上油、擦拭，所有程序，有条不紊。同学们投以鄙夷的目光，既便做好事，应该学习雷锋，默默无闻，不应在众目睽睽之下，显摆。下课时，宋二讽刺他说：“假积极，想入党。”这话，竟传到他耳朵。宋二挨整，是自然的事，却殃及全班男生。他通知，全体男生，中午放学，打扫学校环境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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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可以端起来的，尤其是面子。一旦端起来，并放下不来。“豆荚眼”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尤其是在学生面前。现在，有学生砸他面子，他确实有点放不下来了。他想，不教育教育他们，自己颜面何存？其实，老师安排学生劳动，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在特定的氛围，特定的时间，安排不恰当的劳动，学生不能不产生抵触情绪，以及怀疑老师动机不纯，有恶意整饰学生之嫌。那天中午，男生个个义愤填膺，背下骂他是缺德鬼，但当他面，只能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岂不知，他恶意整人的变态心理，伤害了学生的自尊心。其结果，师生关系恶化，男生开始憎恶他，以至发展到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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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当然，这话指对敌人，用在此处，多为不当。但是，“豆荚眼”身为老师，不为师道，用之煞强。宋二，心中早已点燃了复仇烈火。“豆荚眼”住学校，朝北的窗户，面向深巷。傍晚，宋二捡块砖头，走到他窗下，见四下无人，“啪”砖头砸碎玻璃，人消失在夜幕中。接着，每隔数日，如法炮制。“豆荚眼”终于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他脸拉得老长，像个鞋拔子。他知道是谁干的，但逮不住正形，只能自生闷气，抑郁寡欢。他去教室少了，无端训斥人，也有所收敛。现在，我甚至有点可怜他，过去喜欢吹胡子瞪眼睛训人的胆气，好像被狼叼走了。校园里，他看见人，竟低着头，绕道而行，他的眼睛更小了，像两粒毛豆米，粘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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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列举他从传道、授业、解惑三个方面，缺乏为人之师资格，并谴责他恶意惩罚学生，最后强烈要求学校，撤换其班主任。大字报，在同学中传看，并签署姓名。第二天，这张大字报，贴在校园醒目之处，成为轰动全校的新闻。那天，“豆荚眼”是什么时间看到的，我不知道。但是，可以猜到，一定是面如猪肝，气喘如牛。后来，学校将他调离教学岗位，安排到校办工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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