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翻看当年的日记，我都记不起来，未走上讲台之前，除了先当班主任，我还做过一件几乎所有老师都做过的事情：监考。
1997年6月底“”临时初一“”的工作间隙（参见《我的教师生涯1：大学毕业前当上了孩子王》），我接到了一个临时工作：监考中考。这个日子很好确认，那就是6月24日和25日，对北京的中学生而言，这场考试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高考——因为高中极高的升学率，使得在哪个高中就基本上决定了未来大学的级别。
但当时，对一个尚未正式毕业的我来说，对这些重要性毫无所知。我对监考的认知，还停留在自己是学生时代经历过的无数次考试——从学生的角度，监考简直轻松的要命。对我们这样的“新兵蛋子”，学校自然也是不放心的。在监考前的准备会上，还特别就我们这些人做了布置安排，我了解到我其实是副监考，会和一位经验丰富的主监考搭档——或者说指导，我们只要打打下手就行了。这样的感觉，自然是比较轻松的。
和我搭档的主监考老师是张红旗老师，一位非常儒雅和干练的女老师——三年的教师职业生涯中，她是我接触最多也是最为敬佩的几位老师之一，尤其班主任工作更是令我景仰。同时，也正是张老师让我看到了监考这件事情的“专业”，对老师这个行当有了更深的认识。
学校的准备会之后，23日下午我们提前去看考场。中考是异校监考，也就是我们要到同区的育英中学去监考；我们学校自己的监考老师也都是外校的。考前准备的事情还是不少的，有一套基本的流程，张老师给我讲了一遍，我才了解到原来为了准备一次考试，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细致的准备工作，例如怎么样让考生应对酷热还要顺利考试（当时装空调的教室还不多）就有很多规定，包括必须提前洒水以免考试期间地上有水渍可能考生试卷掉落玷污等等。当然主要还是考场纪律，两个监考老师的职责、站位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一个老师收发试卷，另一个老师就在讲台监督；两个原则上不能站在一起，更别提什么聊天看报纸了，还要定期互换位置等等。时间久远已经不再记得，但当时可是大开眼界。
张老师是个举重若轻的人，大致带我走了一遍流程，然后就放我回去了，只是叮嘱了我一定不要迟到。之后的两天，我就跟在张老师的后面，走了一遍监考的全过程。我们到的比考生早很多，因为要准备考场、领试卷；走的也比考生晚很多，因为要用针线密封试卷（我当时第一次看到很是惊奇），好像还有什么考场记录要填写——当然这基本都是张老师的事情。考试过程中也不比考生轻松，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注意风吹草动……
生平第一次监考就是这种极其正规的大考，让我对监考这件事情有了全新的认识，以至于之后的监考，我的记忆都远远不如这次深刻。由于是一名副科教师，普遍认为考试季我们是比较“闲”的，所以监考任务一直比较重。1998年世界杯的最后关头正好和高考重合。记得是半决赛巴西对荷兰那场是在凌晨进行的，虽然是伪球迷，但这么精彩的比赛当然不能错过。熬夜看完了比赛收拾一下就赶往考场（也是另一个学校），一起监考的还有杨光老师等几个真球迷。大家眼睛都红扑扑的，聊起比赛还是兴奋不已；然后大家一起分享风油精和清凉油，毕竟高考监考，可不是闹着玩的。
既然是监考，当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作弊。印象比较深的还有监考高三的一次考试，好像是“一模”吧？记得是还有暖气的时候。这种考试就不那么正规了，一个监考老师全部搞定；而且考生都已经十七八岁，心智成熟程度和对老师的尊敬程度依然和初中生有明显差异。记得有一门监考好像是考政治，作弊的重灾区课程，事先问了一声班主任严格要求，被告知要严一点。于是进去之后就直接对他们进行了提醒，不要幻想什么取巧了。让他们把桌子调过来桌斗冲前；书本一律从桌面上消失，然后就开始考试。我也不用巡场，只需要站在台上踱步，时不时看他们一眼就足够了——事实上，按照我的经验，如果监考老师想严格控制，学生作弊是不太可能的。站在讲台上如果不间断巡视大家的眼神，每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做卷子一目了然；有些人不会做了左顾右盼可以暂时不用管他，但瞄了一眼台上的老师然后眼神就想往自己的怀里出溜，那基本上和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显程度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一般会咳嗽一声，或者溜达下来在他桌子上轻轻敲一下，做个警告就好了——毕竟真的抓到作弊，对学生的负面影响还是不小的，所以最好还是防患于未然。当然也有漠视警告付诸行动的，我记得那次考试我提前收走了两个人的卷子，也不按照作弊，但就直接提前终止了他们的考试。
监考毕竟不同于考试，时间那么长，毕竟有些无聊。所以在不那么正式的监考中，顺便看看考试卷子，心算一下题目，然后巡场看看学生的情况，也是监考中常见的打发时间的方法。当时我兼着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教练，同时还接着两个高中家教，所以理科内容一直还熟悉；所以监考数理化的时候，一般自己也会通看一遍卷子，大致对难度有个估计。但坦率的说，刚开始很不适应的一点就是北京学生的数学考试最后几题大面积的空白。因为对一个河南考生而言，数学这种科目冲击的一定是满分，最起码也应该是130分以上，所以最多容忍最后一道大题（一般只是最后一题的第2小题）做不出来；但在北京，最后一面两道题，全场考生也就1/3有人应答，更多的人是直接放弃。每每此时，就会慨叹地区差异和教育的天生不平等。
离开校园，自然也不再有监考这回事。这个教师特有的经历，会停留在记忆中的角落，算是一道特别的风景。
【写于201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