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人治社会，国家的治理能力往往依靠“君明臣贤”，既使是盛世也是片断性的，缺乏制度保障的，无论是国家堀起还是衰败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内在的规律可循。
国家何以堀起，首先，有一个能让人才脱颖而出的治理环境，比如，大唐太宗盛世，人才济济，君臣之间风云际会，文有房玄龄、杜如悔运筹帷幄，武有李绩出将入相，一代名臣魏征，更是彪炳史册，正是这样的政治环境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与此相反，汉末政治环境却成了中国历史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有过一次经典地描述“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下，禽兽食禄，狼行狗步之徒，滚滚当道，奴颜卑膝之辈，纷纷当政”。国家治理进入“逆淘汰”模式，最终导致历史上著名的“黄巾大起义。
其次，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能主持公义，甘当世界警察。比如，春秋时期的齐国在恒公和管仲的治理下，使原本的二流国家成功登顶首霸。管仲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外交目标，团结燕、卫等国一致抗击“北狄”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帮助燕国彻底击败“北狄”，收复失地。率领联合国军讨伐对周天子不敬的楚国，恢复了联合国的权威。
相反，那些在国际舞台，终日与流氓为伍，从不承担国际道义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崛起的机会的，比如，利比亚的卡扎菲，不仅在国内实行流氓政治，而且在国外支持恐怖势力，公然制造骇人听闻的“洛克比空难”，使数百名无辜民众丧生，他的人生结局其实也是早已注定的，国家失败也是必然的。
第三，就是有良好的官民关系，无论是汉初的“文景之治”还是唐代的“贞观之治”无不是采取轻徭薄税，与民休息的政策，国家制度宽松，极少干预民间商业行为，甚至汉初的货币都由私人发行，在唐初贞观时期，国家财政是由富人来捐赠的，并非来源于税收，国家和民众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羸，因此才有了“汉唐盛世”。
失败的国家，各有不同，但成功崛起的国家一定是相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