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新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如何认识中医古方计量单位
在学习中医经典时， 中药处方的计量单位有事使我们感到费解， 也是不少学生提的问题。本人摘录编辑了以下内容供大家参考。
1石=四钧= 29760 克；1 钧=三十斤= 7440克；1 斤= 16 两= 248克=液体 250 毫升；1两= 24 铢= 15.625 克；1 圭 = 0.5 克；1 撮= 2 克；1 方寸匙=金石类 2.74 克=药末约2克=草木类药末约 1 克； 半方寸匙 =一刀圭=一钱匙= 1.5克； 一钱匙= 1.5-1.8克； 一铢= 0.65克；一铢= 100 个黍米重量；一分= 3.9-4.2克；1 斛= 10 斗= 20000 毫升；1 斗= 10 升= 2000毫升；1 升= 10合= 200毫升；1合= 2龠= 20 毫升；1 龠= 5 撮= 10毫升；1撮= 4圭= 2毫升；1 圭= 0.5毫升。梧桐子大=黄豆大；蜀椒一升= 50 克；葶苈子一升= 60 克；吴茱萸一升= 50 克；五味子一升= 50 克；半夏一升= 130克；虻虫一升= 16 克；附子大者 1 枚= 20-30 克；附子中者 1 枚 = 15 克；强乌头 1 枚小者 = 3 克；强乌头 1 枚大者 = 5-6克；杏仁大者 10 枚= 4 克；栀子 10 枚平均 15克；瓜蒌 1枚平均= 46克；枳实 1枚 约 14.4克；石膏鸡蛋大 1 枚约 40克；厚朴 1尺约 30 克；竹叶一握约 12克。
《汉书.律历制》记载：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就是说 1200个黍米重 12 铢，两个12铢是一两。明确的指出了汉代的度量衡制度，用量单位和进位关系。单位应用了铢、两、斤、钧、石。石这里读（十） ，在后来读（担），是衡量单位。
汉代司农铜权，是东汉国家最高的管理农业的行政部门，制定标准衡重器具，汉代1斤＝250g，1两＝15.625g，约等于15g。容量单位，《汉书.律历制》中记载：千二百黍实其龠（月） ，合之为合（格） ，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这是五个容量单位。结果是：1 合＝20ml 1 升＝200ml 1 斗＝2000ml。故麻黄汤每次服用 8合，就是 160ml，桂枝汤每次服用1升就是 200ml。
《伤寒论》用到了度量，如五苓散“白饮和服方寸匕” ，麻子仁丸“厚朴用 1 尺” 。那么1寸和 1 尺究竟是多少呢？《汉书.律历制》记载：一黍为分（这句不是原话） ， “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 。所以分、寸、尺、丈、引是汉代关于度量的 5 个计量单位。进位关系都是十进位。从全国博物馆所保存的 14 把汉代尺子测量来看，1寸＝2.3cm，1尺＝23cm，三国大将关羽身高 8尺，也就是 184cm。
晋朝在衡重的两和铢之间加了分，6铢＝1 分 4 分＝1 两。在《伤寒中》只有一个方子用了分，就是麻黄升麻汤，显然在仲景时代是不会用分来当做单位的，是后人在传抄时进行了换算，或者这张方子不是仲景的方子。在《金匮要略》中出现了许多用分为计量单位的方子，肯定是晋唐以后在抄写时改过的。有的方剂如三物白散，说桔梗三分，巴豆一分，贝母三分，这个分不是实际的衡重单位，而是药物之间的剂量比例，是份的意思。四逆散中各十分也是一样的意思。但是《金匮要略》中好几张方子是用分作为计量单位。
从晋朝到宋朝， 度量衡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1斤从200g上升到了600g左右， 1升从200ml
上升到 1000ml，1尺从 23cm上升到了 33cm。在不到 100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为什么呢？据研究员认为，这个时期地主收租想多收，国家收税也想多收，于是地主偷偷把斗扩大，国家也新制定度量衡。但是到宋代以后一直到清代库平制，中国度量衡制基本稳定了。此期的经济发生大的变化，收税不再单纯收粮食，而是收银子或银票，再改度量衡已经失去了意义。
晋、唐、宋度量衡逐渐发生变化，但医药和天文是关系人命和国家兴衰的大事，故度量衡均用旧制，其他行业用新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药物计量仍然保留汉制，宋朝以前的中药书都是应用的汉制。宋朝在各方面都进行了改革，包括中药服用方法及中药剂量，宋朝应用煮散的方法，就是把药物作成粗散，煮过后连药渣一起吃，这是宋朝独特的服药方法，如果连药渣一起吃的话，药量一定要减少，这样它就用了宋朝当时的度量衡制，从衡重方面来看，用了斤、两、钱、分、厘、毫。从宋代到清代，度量衡没有发生太大变化，此后的方书基本用宋代这种度量衡制。因此说虽然度量衡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医药方面确很简单，就是宋朝以前是汉制，宋朝到解放前用的是宋制。
李具双（河南中医学院医史文献学科）宋金元时期的药用衡制单位及其换算
宋金元时期的药用衡制单位是斤、两、分、钱、字，其中 “钱”、“字”是宋金时期广泛运用的衡制单位 其换算关系， 既继承了汉唐时期的四进制， 又产生了十进制， 是明清十进制衡量的一种过渡。
宋元时期的药用衡量单位 “分” 最容易让人迷惑的是 “分”这个衡量单位 它是汉唐时期的 四分为一两的 “分”（四分之一两），还是明清时期的十分为一钱 （百分之一两） 的 “分”呢？要知道，它们的实际衡值相差25倍！区别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 “分 ”，对于我们理解古方的剂量有重要影响。笔者通过对大量的医方文献考察，认为宋金元医家医方中的 “分”，继承了汉唐时期的衡制，是四分为一两的 “分”，而不是明清时期一两的百分之一的 “分”。主要证据有二：
其一、宋金元时期医家对 “分”的认识。北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公元992）卷二《论合和》“古方药味多以铢两，及用水，皆言升数。年代绵历浸远，传写转见乖讹，或分两少而水数多，或水数多而分两少，轻重不等，器量全殊，若不别其精粗，何以明其取舍？ 今则加减合度，分两得中，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也。凡言两者，即四分为一两也。凡言斤者， 即十六两为一斤也。凡言等分者，即诸药斤两多少，皆同为等分也。凡煮汤，云用水大盏者，药一升也。一中盏者，约五合也。一小盏者， 约三合也。”南宋许洪订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公元1107）也引用了这段文字 ，他们在这里讲的很清楚， 这些书中主要涉及四个衡量单位：斤、两、分、钱。它们之间 的换算关系是：“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钱半为一分”， 即 4分=10钱，1分=2.5钱。“凡言两者， 即四分为一两也”， 即1两=4分。“凡言斤者，即十六两为一斤也”， 即1斤=16两。
刘昉《幼幼新书卷第二方书叙例 叙修合药第六》（ 公元1150） “又不可全用古方，恐分两差误。今之与古，风俗尚乃不同，岂得更用古方之分两也？ 今时医人， 修合小儿药物，惟少是妙， 故别立圭则，以表今时。凡古用 一刀圭者，即今用一钱匕（一钱匕者， 以钱满抄—钱末也。或云：一钱重者，是等秤之一钱也。明此二说，更无疑焉。夫秤， 二钱半为一分，四分为一两，但依此修合，必无差误。”刘昉编纂的是儿科著作，所以对剂量特别重视， 他注意到了古今度量衡的不同 ，强调“不可全用古方，恐分两差误”，最后强调了修合药物的重量标准是：1两=4分（ 四分为一两），1分=2.5钱（二钱半为一分）。刘昉这里没有谈到斤、两，是因为这两个单位古今一样，而 “钱’’这个单位是古代没有的，因此要把它和 “分”、“两”的折算交代一下，看王怀隐、许洪和刘昉的交代，可以得出：1斤=16两，1两=4分,1分=2.5钱 。
其二、 从宋金元时期医方中药物的比例看，“分”是四分为一两的 “分 ”，非一钱为十分的 “分”。钱乙《小儿药证直诀》（公元1119）蝉花散：蝉花、枳壳、白俚蚕、甘草炙，各一分，延胡索半分，上为末，一岁一字， 四五岁半钱。该方四味三分半，如果是明清衡制 “分”，根本就不够煮一次所需的半钱。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公元 1174）三黄汤： 麻黄一两一分、黄芪半两、黄芩三分、独活一两。该方如果按今天的理解，1分是1两的 1%，药物之间的重量是不符合比例的， 而且“ 一两一分”，分、 两之间隔 “钱”这个单位， 差别太大无此用法。《畲门事亲》（公元1221）“桂苓白术丸”：官桂、干姜各一分，茯苓 、半夏各一两，白术、橘皮、泽泻、黄连各半两，黄柏二两，按照邱光明先生的考证， 宋元时期的一两约合今41克，如 “分”为一钱等于十分的 “分”的话，那么：1分=1%两=0.41克，官桂干姜用一分，折合今制只有0.41克，不及如何抓药呢？这么小的量，在方中又能起什么作用呢？《丹溪心法》（1482）“茯苓补心汤”：茯苓、半夏、前胡、紫苏、人参 、枳壳、桔梗、甘草、葛根各半分，当归二两，川芎七钱半，陈皮、白芍各二两，该方中前九味药用半分，用今人对宋金元剂量的理解，半分是一两的两百分之一， 就更没法抓了 。
结论： 宋金元时期医方中的 “分”是四分为一两的 “分”，非明清衡制中 “十分为一钱”的分，二者相差25倍，不容混淆！
宋元时期的药用衡量单位 “钱” “钱”作为一个衡量单位，不见于汉唐时期医家的医方，而是宋元时期的医方中新出现的衡量单位。它是怎样产生的？ 和其它衡量单位又是什么换算关系？药方中正式以 “钱”作为十分之一两重的计量单位，大约是唐末至宋初以来的事。 淳化三年（公元992）成书的《太平圣惠方》，是方书中最早使用 “钱”这个单位的。如卷第三治肝风冷转筋诸方 “胡椒一钱”。
“钱”作为衡制单位在日常生活中真实运用的记录，见于唐文宗开成三年 （838），即日本承和五年，日本僧人园仁在扬州开元寺 ‘‘求法巡礼’’时，留下了一份珍贵记述《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卷一，圆仁写道：（八月 二十六日 ）……即沙金小二两，充设供料。 留学僧亦出二两，总计小四两以送寺衙。… …寺僧等共集一处秤定，大一两二分半。……（十月十四日）砂金大二两，于市头令交易。市头秤定一大两七钱。七钱，准当大二分半；价，九贯四百文。
圆仁说到在扬州秤易黄金的事时，涉及了 “大两”、“小两”、“钱”、“分”或 “大分”等制。这份宝贵的记录告诉我们，当时衡制单位中，已不用 “铢”，并出现了 “钱”这个单位。学者一般认为，“钱”作为一个衡量单位，是由唐代初期推行 “开元通宝”这个货币名称— —“钱”转化而来的。《旧唐书 食货志》记载：“（唐）髙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621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余，积十文重一两，—千文重六斤四两。” 当时设计 “开元通宝”时，合理地选定了一两的1/10为这个铜币的重量，命名为钱，在铸造和流通中，经常要使用天平和铢、累小法码校正，随之建立钱的重量际准’ 校正起来方便多了，人们也牢固地建立起10个钱币重一两的概念，欲求两以下的细分数值， 用10进的钱代替非10进的殊、累单位， 简便直观。
<结论：10钱=1两，即1两=10钱>
宋元时期的药用衡量单位 “字” “字”这个衡量单位，也和 “钱”这个铜币有关。因 “钱”这种铜币上铸有 “开元通宝”四个字，由于社会的发展，对精细计量的要求越来越多，逐渐地 把1钱的1/4称作一“字”。一钱则四字 （开、元、通、宝）。需要指出地是，后人多认为 “字”是估量单位，即用铜钱撮粉状药，盖钱面一个字为 “ 一字”，如近代医家张山雷指出：“古方中每有一字三字之名，未见有人为之说明者，颐谓古人抄药，恒用铜钱以代药 匕，有所谓一钱半钱匕者，即以铜钱抄药，满之为一钱， 则半之为半钱，非近时十分为一钱，五分为半钱之权衡也。盖唐以后，一文大钱，必有四字，其所谓一字三字者，则 即以一钱抄药，用其四分之一即为一字，用其四分之三，即为三字。凡医书中，亦有所即谓一字匕者，其义可知 ” ，今人也多持此说。这是不准确的。“字”是一个权衡单位，例证有二：
其一，唐代实物刻铭《中国古代科技史》所收序号3的银盆铭刻 “重拾五两五钱一字”，序号5的银盆重 “伍拾肆两壹钱贰字”，序号16的银托盘重 “拾两捌钱叁字”计金银须精细 ，不能估量。上列金器所刻的重量，明确的说明了 “字”是衡量单位，而不是一个估量单位。金银也是不能估的。同时也说明了 “字”是“钱”下面的一个衡量单位。历史有承续性，宋人继承了唐代中后期出现的衡制单位 “钱”、字”， 就象唐人继承汉魏时期衡制是一样的 。
其二， 宋元医家方中明确使用了分、字等衡量单位。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小柴胡汤，五味子六钱一字”。该方出现了两、分、钱、字四个衡量单位。“字”不可能是估量单位，我们想象不到，许叔微半夏用到“六钱一字’ ”五味子六钱一字“，难道是先秤六钱，再用钱匕撮一字吗？其它医方书也有这样用法，如《局方》水银扁圆子 “黄明胶一钱三字”；《世医得效方》乌头桂枝汤 “大乌头、肉桂、芍药各三钱三字”等。
< 结论：“字”是一个衡量单位，产生于唐代，通用于宋元时期。“字”是“钱”下面的一个衡量单位，1字=0.25钱，即1钱=4字。>
宋金元时期衡制单位的换算关系
综上所述，宋金元时期，药用衡量单位斤、两、分、钱、字，它们既不同于汉唐时期的斤、两、分、铢制，也不同于明清时期的斤、两、钱、分、厘制。宋金时期的衡制，继承了汉唐衡制的斤、两、分单位，也产生了新的衡制单位“钱”、“字”， 衡制之间的换算关系， 既有四进制， 如四分为一两、四字为一钱；也产生了十进制，如一两为十钱，为明清时期的完全十进制衡制奠定了基础。
宋金元时期衡制单位之间的换算关系是
1两=4分=10钱=40字
1分=0.25两=2.5钱=10字
1钱=0.1两=0.4分=4字
1字=0.025两=0.1分=0.25钱
李具双 汉唐时期药用衡制及量值考
汉唐时期的药用衡制关系及其量值,特别是汉方剂量古今的折算,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一个问题。因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今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 ,故今之医家在汉方剂量的折算上多把仲景方的1两折为3g,更有主张折为1～1. 6g者; 柯氏把东汉一两折为约15. 6g。考察清楚汉方的真实剂量,对于澄清明清以来在汉方剂量上的错误认识,很好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继承以张仲景《伤寒论》为代表的汉方医学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从新莽至唐末的几百年间,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药秤衡制,这是汉唐医家代代相传、虽经多次朝代的变迁而沿用不变的药用衡量单位,其衡值也是相对稳定的; 汉唐时期的1两折合今制约13.8g。
自汉至唐,均采用斤、两、分、铢制,从度量衡发展的历史来看,汉代是我国度量衡的完善时期。《汉书·律历志》首先明确了五量制,即铢、两、斤、钧、石。《律历志》: “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二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其衡量关系为: 24铢=1两, 16两=1斤, 20斤=1钧, 4钧=1石。
其后,南朝梁著名医家陶弘景( 公元456～536年) 在《本草经集注》中说: “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成一两,十六两为一斤。虽有子谷禾巨黍之制,从来均之已久,正尔依此用之。 ”与《汉书·律历志》所记载的衡制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陶弘景的药秤在铢两之间多了“分” ,其衡量关系是: 6铢=1分, 4分=1两,16两=1 斤; 其次,他提出了“分”这个衡量单位的起源,即“古秤惟有铢两,而无分名” ,即南北朝时期才有“分”这个衡量单位。
斤、两、分、铢制是不是起源于南北朝时期? 东汉张仲景( 约公元150 ～ 219 年),在其《伤寒杂病论》中已经使用了陶弘景所说的斤、两、分、铢制,如: 《金匮要略》中”侯氏黑散” 。比张仲景晚约一百多年的晋·葛洪( 约公元283～363 年) 《肘后备急方》也使用这个衡制。
隋唐时期的医家沿用汉魏的衡制, 《外台秘要》 、《医心方》引六朝、隋、唐医家方皆采用斤、两、分、铢制,孙思邈也如此。唐末宋初,衡制发生了变化,医家逐渐采用新的斤、两、钱、字、分制,如北宋·钱乙( 约公元1035～1117 年) 的《小儿药证直诀》 ,刊于北宋元丰年间( 公元1078～1085 年) 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都出现了汉唐时期没有的衡量单位“钱” 、“字” 。那么,张仲景方使用斤、两、分、铢制,是不是现今所见最古的例证呢? 东汉早期汉墓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中相对完整的方计36个,除了用斤、两、升等衡量、容量单位外,大量用到了“分” , 如简42～ 43: 麻黄三十分,大黄十五分,厚朴、石膏、苦参各六分, 乌喙、附子各二分,凡七物皆并冶。这里的“分”是估量单位“份”,还是衡量单位,尚需研究。
汉唐时期医方中的一两考 隋唐药用衡量单位沿用旧制不变,其量值是不是也随着朝代的变迁,而是汉魏的2～3倍呢? 从苏敬、孙思邈、李时珍到今天的医家,一直对这个问题有争议。我们认为,自汉至唐,药用衡量单位未变;如从新莽始建国(公元9年) 起,至唐末昭宗天祐年( 公元904年),其间近900年药用单位的量值,也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南朝依古制,隋唐通行两套衡制,医药用小升、小两
《隋书·律历志》在讲到衡量时指出: “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 ”。“梁陈依古称”这句话很重要,郭正忠指出,李淳风提到的“梁陈” ,应泛指南朝的宋齐梁陈。“既云`梁陈依古' ,其`梁陈' 之前的宋齐,自必更为`依古' ”。也就是说,南朝衡制已发生了变化,而药秤则依陶弘景古秤。
隋唐时期衡量的量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药秤沿用古制不变,通行大小两套衡制。在社会上通行大斤大两的时候,小斤小两即古药秤在金银玉帛及合汤药中运用,两者并行不悖。《旧唐书》卷48“食货上”: “权衡: 以禾巨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 ……合汤药及冠冕,制用小升小两,自余公私用大升大两。 ”《通典》 、《唐六典》 、《唐会要》等书也明确记载医药用小升小两,其余用大升大两,大小衡制之比是三比一,即大两的一两是小两的三两。孙思邈( 公元 581～682年) 《备急千金要方》: “隋人以三两为一两,今依四分为一两称( 秤) 为定。 ” 孙思邈是生活在隋代和唐高宗时期的医家,他指出,隋人已通行大两,其大小两之比为三比一,他开方用药“依四分为一两称( 秤) 为定” ,即依陶弘景以来医家共用的斤、两、分、铢制,亦即小升小两。
唐代医家对药量的标注
唐代医家王焘于天宝十一年( 公元752年) 完成的《外台秘要》卷31“乌麻地黄酒方” : 六月六日曲四升, 忘斯油麻六斗五升, 生地黄四斗,前三味并用大斗大升; 丹参、生石斛、牛膝、杜仲、萆薢、生姜各二斤, 人参八两,以上并药秤秤之。在“代茶新饮方”中,要求将“右十四味并拣择,取州土坚实上者,刮削如法,然后称大斤两”，这里提到了“大斗大升” 、“药秤秤之” 、 “秤大斤两” 。为什么要特别标出来呢,因为合汤药用药秤,药量皆为小升斗,小斤两,若需用通行的大斤大两,则需标出。
宋代医家对古方剂量的注解
大约以唐末宋初为界,前后的医家开方用药使用的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差别。汉唐时期用斤、两、分、铢制,宋元以来使用斤、两、钱、字、分制。前者用的是小两,唐末宋初以后用的是相当隋唐时期的大两,两者相差约三倍,所以唐以后的医家读古方时多对剂量加以注释,以示古今的不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隋唐医家用小升小两。如: 庞安时( 约公元1042～1099年) 《伤寒总病论》云: “按古之三两,准今一两。古之三升,今之一升。 ”成书于北宋元祐四年( 公元1089年) 的朱肱《类证活人书》云:“古之三两,即今之一两也; 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古之三升,即今之一升也。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一《陶隐居名医别录合药分剂法则》引金·李杲曰: “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二十四铢为一两。古云三两,即今之一两; 云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这些医家非常准确地解释了古今衡量的演变,汉唐时期四分等于一两,唐以后十钱等于一两,古今衡制相换算,则四分等于十钱,一分等于二钱半。宋之一两约等于汉唐之三两,六钱半乘以三,即朱肱所谓“二两即今之六钱半也” 。
自然科学史家的考证
卢嘉锡主编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卷》对汉唐时期各代的衡量值进行了考证,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汉魏至隋唐时期一两的衡值,没有大的变化,与文献所记隋唐沿用旧制相符。西汉到唐,1两的平均值是14. 05 g ,新莽1两最大,为15. 3g ,与最小的13.75 g 相比,相差1. 55g 。考虑到经方出自东汉,则东汉与隋唐只有0. 025g 的细微差别,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汉唐时期的1两折为13.8g应符合实际。
经方药量的比较及药与水的比例
唐代医家用经方药量与仲景同
隋唐医家用的是小升小两,剂量和汉魏时期没有大的不同。孙思邈《千金翼方》所录《伤寒论》方和张仲景使用的剂量基本一样( 个别方与现今通行的宋本不同,疑为依据的版本不同或有讹误)。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是孙思邈认为古今剂量一样,毋须改动,完全可供当前临床实践用; 一是古今剂量虽不一样,但为了存古,不能改动。我们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医家所录方剂是供临床使用的,如果剂量不能作临床使用而不作任何交代,那是不可想象的。唐以后药用衡制及量值都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宋元的医家在供临床使用的方书中录用张仲景方的时候,基本上是两种情况: 一是交代古今剂量的不同,而后直接录用汉方,如明·许宏《金镜内台方议》: “伤寒方中,乃古分两,与今不同,详载之。铢: 曰铢,二十四铢为一两。两: 曰两,古之三两为今一两。分:曰一分者,即今之二钱半也。 ”他交代了古今剂量的不同之后,照原剂量录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动。徐灵胎在《伤寒论类方》交代了古今剂量的不同之后,也照原剂量录用仲景方而不加改动。而陈修园等医家在书中未交代古今剂量的不同,则按当时的用量改动仲景方的药量。
1两折13. 8g ,药和水的比例恰当
分析汉唐医家汤方药量与水的关系,说明汉唐药用1两折今约 13. 8g ,药量与水的比例关系是合理的。下面从《千金翼方》中随便抽一汤方看其药量和水的比例。防风汤八味计19 两, “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为三服” 。小两小升则: 13. 8g×19=262g,水1800mL ,药水比例合理; 如是大两则一副药798g ,药量太大,不合理。王焘《外台秘要》卷十五载南朝宋齐间医家深师的防风茯苓汤方,七味计21两,“以水一斗,煮取三升,绞去滓,分三服” 。小两小升则药为290g ,水为2000 mL; 大两则药为882g 。该方人参3两,如是大两,则每天需人参120g ,无理。
隋唐药秤沿古制,近 900 年间药用衡值基本不变这个结论,不仅要经得起唐人方子的检验,重要的是,还要经得起张仲景方的检验,也就是说,药量和水的比例要恰当,剂量要合理。我们看《伤寒论》中桂枝汤方: 前四味药计11两, 13.8g×11=152g 。柯雪帆先生测12枚大枣约30g,则总量为182g ,水1400 mL ,煮取600g ,药水之比约1∶8 ,是合理的。如将药量增加1 倍,水则太少,或象今天把1两折为3g ,则水又太多。葛根汤共7味药,前6味计16两,13.8g×16=221g ,加大枣11枚约25g ,总计246g ,水一斗煮麻黄用去二升,八升水为1600mL ,煮取600mL ,药水之比约1∶7。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的药用单位及量值,历经数百年而没有明显的变化; 自宋开始,采用新的衡制;到了元明,医家在用经方时,药量较仲景已有很大的变动。今天,医家则依据自己的医疗实践改动经方的药量,随意性太大。如果能准确地确定汉方的剂量,分析古今剂量不同的原因,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方用量,无疑有重要意义。
陈长青（广州中医药大学）
尽管现在的《中华本草》收载中药8980味，但一个中医师在临床处方中常用到的药物，一般不会超过两三百味；而所治疗的范围，却几乎囊括内、外、妇、儿、皮肤等各科疾病。为什么？其秘密一个就是中药的剂量不同，第二个就是组方的配伍变化。
所谓中医的复兴，题中应有之义就包括厘清金元以来，中医在用药上积累的问题，重新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中国药典》虽几经修订，其中的部分内容却因为与实践脱离，而被中医界视为掣肘，330多位全国中医名家最常用的12种药材的剂量，均高出药典规定数倍。
《本草纲目》的一语之失 李时珍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于是我们便把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句被后世奉为圭臬的话。说到中医药，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李时珍。《本草纲目》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的错误，并有许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正是由于《本草纲目》的巨大成就，使其观点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时珍在书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中医院校的中药、方剂教科书也认为：自明清以来，我国普遍采取16进位制的“市制”计量方法，即1市斤＝16两＝160钱。从1979年起，我国对中药计量统一采取“公制”，即1公斤＝2市斤＝1000克。为了处方和配药计算方便，又规定按照以下的近似值换算：1市两（16进制）＝30克；1钱＝3克；1分＝0.3克；1厘＝0.03克。经过以上的演变，我们现在便把古代处方中的一两，统统当作一钱，也就是3克。
然而问题恰恰就出在李时珍这句被后世至今奉为圭臬的话。中医四大经典之一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治疗危急重症和疑难病的典范。书中所载的113个处方，都是具有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世称为“经方”，其用药量绝大多数都是按两计算的。可惜的是，由于《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约公元200～210年），此后战乱频繁，该书流失民间800余年，其间各个朝代度量衡制迭经变化，使得这一极为宝贵的药物剂量经验未能流传下来。
但1981年的考古发现却揭了谜底。当时考古出土的东汉大司农铜权，是汉代国家铸造的法定衡器，现藏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司农铜权重2996克，按照当时一个铜权重为12斤计算，每斤是2996÷12=249.7（克）。按照这个重量折合，一两应该是249.7÷16=15.6（克）！山西李可老中医认为：这个换算标准经临床验证，真实可信。凡用经方治大症，一定要掌握好经方的基础有效剂量，一次用足，大剂频投，日夜连服，方能阻断病势，解救危亡。对付急危重症，低于此量则无效，或缓不济急，贻误病机，误人性命。
中药不传之秘在于量 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 既然是东汉著作，那么它的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因为按《伤寒论》中炙甘草汤生地黄用1斤来折合生地黄可用约250克，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按东汉的剂量治好1000个人没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就吃不了兜着走，卫生局就会处理。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没有法律依据。许多中医几乎每天都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煎熬：到底采用对病人有效有益的剂量，还是遵守药典的规定明哲保身？所以，上海的柯雪帆老中医尽管也“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前述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因为炙甘草汤按照现在1两等于3克的常规用量来治疗心脏病的房颤，房颤就是无法扭转。而一旦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到250克，剂量一变，火候就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难怪过去日本学者要感叹：“汉方之不传之秘，在剂量上！”自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之说后，便把张仲景的1两等于15.6克变成了1两等于3克，缩小了5倍之多！并且数百年来，已成定律。不管是有考古实物的证实，还是有临床实践的证明，我们的教科书和国家药典虽然一版再版，直至2005年的最新版，仍然坚持“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这就造成如李可老中医所说的结局：习用轻剂，固然可以四平八稳，但却阉割了仲景学术的一大特色。沿袭至今，遂使中医优势变为劣势，只能“调理”身体，丢掉了危急重症的阵地。
万晓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仲景制方精妙，药简效宏，为历代医家推崇备至。其房及药物用量，因时移物换，原貌不可得窥，是以争论颇大。剂量之多寡、比例之大小，与疗效息息相关，实有考证之必要。近年来有关经方剂量的研究报道不少，今据近十年有关文献，勾勒其研究动态如下。
古今度量衡考证结果不一 研究仲景经方剂量的结果，或明显大于或小于现代常用量，各家认识不一。仲景著书于东汉末年，其计量单位自为彼时所习用者。因时隔近两千年，度量衡单位屡经变更，原制已不可知，故今人采用各种方法以考证换算之。
研究表明，秦至东汉度量衡单位实值虽变而无大异，据考证，东汉1斤合今之250克，1两合今之15.625克，1升合今之200毫升。而根据《金匮要略》乌头桂枝汤方后注，经换算得出：汉制1斤约为126克，1两约8克，与前述结论不符。更有研究认为，古代常用市秤不符合药物计量实际，古时另有古药秤和古药升，经实测计算得出：汉时每药两为1克左右，最大不超过1.6克。
上述大部分研究结果接近于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1两＝13.9克，1升＝198毫升）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1两约合15.6克，1升约合258.14克）的记载，与现行换算关系量不符，然亦存在古市秤、古药秤之争。
如按上述研究结果折合，则仲景经方剂量明显大于或小于现代常用量。对此，各家认识不一。有认为量重味寡是仲景用药特点之一，符合原意，且从中医学角度来看，也是合理的。也有的认为对经方药量不必凿求，而应以临床疗效为准，现代《伤寒论讲义》的折算标准符合临床实际。
经方剂量运用有规可循
经方剂量的应用既要注重药物的绝对量，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古今衡量虽异，然其比例恒定。仲景对剂量的应用有严格的原则性和规律性，表现为：①制短扬长，如瓜蒌薤白半夏汤辛热药与寒润药为3:1，故制其寒而用其开通之性；②量依病变，即根据症候的主次、轻重而确定药量；③动静相合，即动静药物配伍须依比例而行；④量变性变，即药物剂量变化会导致方剂性质的变化。
因而，在运用经方时应重视：①每剂量，即每一剂药物中某药的分量，它主要是通过调整各药间的相互比例而影响到药物的配伍关系；②每服量，即每次服用的剂量，通常此量为该药的治疗量，显示了药物的量效关系，而根据量效关系原则，在一定剂量范围内，随剂量的增减，其方药效也相应增减；③每日量，即一日中某药服用量总和，此量决定于每服量和每日服用次数，即药物时效关系的影响，而根据时效关系原理，每种药物在服用后均有相对稳定的潜伏期、高峰期和残效期，间隔一定的时间重复给药可以维持药效的连续性。
简言之，经方剂量的具体应用要注重药物的绝对量，绝对量反映了药物的有效用量，但不能生搬硬套，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如病情重者宜大，轻浅者宜小，药质轻者宜小，质重者宜大，急性病宜重，慢性病宜轻等；同时，更应注意药物的相对量，相对量体现了各药用量的比例，寓有组方之法度，其变化既能影响方剂的性能，又能影响其功效的大小；古今衡量虽异，然其比例恒定。
应以临床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
古今度量衡的考证结论虽不太一致，但临床运用并未照之而行，而是强调根据病情、体质等因素而定。综上可知，有关古今度量衡的考证，其结论不太一致，临床运用并未照之而行，强调根据病情、体质等因素而定；对经方的绝对量不拘泥，更注重相对量的确定。
笔者认为，关于经方剂量的研究，考证度量衡变化诚然必要，然不宜以古绳今，生搬硬套。要知古今体质、气候、环境等因素变化甚大，岂能等同视之。加之，汉时度量衡制虽属统一，然仲景身处战乱之际，其方剂药量是否悉依国家统一计量，实难肯定，也有可能习用民间土法计量，或另有药秤计量等。观其著述，同一药物，其计量单位亦不尽一致，如厚朴有一尺、半斤之异，石膏有如鸡子大、一斤之别等，竹叶有一把之量等，即可知其计量单位不一。因此，今后的研究，不宜过分强调计量之考，而应以临床为基础，以实验为手段，观察不同剂量、不同比例的方药疗效。如以动物模型为实验对象，进行古量、今量的比较，经典比例与变更比例的对照，或不同地域、不同气候等因素对方药剂量影响的比较等。广泛引用各种先进手段的方法以研究之。
包巨太(华北煤炭医学院中医学系）
论“阴阳球”是阴阳学说的原型 — 从“天球”到“阴阳球”的演化
阳属于哲学范畴, 是古人用以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阴阳的整体唯物辩证思维模式和“天人相应观”对中国哲学文化和中医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阴阳理论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古代哲学、古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给予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它们之间互相渗透, 互相促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 犹如一对并蒂莲花般发展起来。古人的宇宙观是哲学和天文学的混合产物, 它的原始模型是“球”。本文通过对“天球”和古人宇宙观的考证, 沿着古代先贤们思维轨迹, 分析他们的宇宙观, 认为阴阳图式化模型应是" 阴阳球" 模型。
古人认识宇宙的模型— “球”
中国古代天文学阐明的天地阴阳大化的规律, 为医学认识人体内部的生化过程,提供了类比的模式。
古代的天体演化理论 《素问 ·天元纪大论》曰: “臣积考《太始天元文册》文曰: 太虚寥廓,肇基化元, 万物资始,布气真灵,总统坤元, 九星悬郎, 七曜周悬, 曰日曰月, 日柔月刚, 幽灵即位,寒暑弛张, 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 ”。这段话的大意是,宇空浩渺无垠,充满了具有生化能力的元气, 这就是世界的始基。一切有形之体皆仰借元气的生化而生成。因此, 元气是万物的开始。这是我国最早的天体演化理论之一。 这里可以看到古人所构造宇宙模型中有 “气 ”的运动, 可以认为它的前提是存在一个供“气”运动的空间。那么, 这个背景模型应是一个立体的。
古代的宇宙构造和运行理论 主要有盖天说, 宣夜说和浑天说 3种观点。 ①盖天说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对于天地关系的认识。认为“天圆如张盖, 地方如棋局”的说法。为天如一斗笠。大地则如倒扣盘子, 太阳绕北极旋转, 并有一套说明天高地广和日月运行的数据。详载于《周髀算经》。 ②宣夜说是古代测定恒星位置的学者所创立的, 它以为天是没有一定形状的,日、月五星,即所谓七曜都是“自然浮生虚空之中” ,并不缀附在天体上, 这是它的独到见解。宣夜说以元气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宇空中敷布的是气而不是水, 星体运行各自有自己特殊的规律, 不受什么天壳的统一约束。 ③浑天说是在西汉中期新兴的一种天文学说,浑天说产生以后, 盖天说就相形见绌了。战国时的慎到( 约公元前四世纪) 就曾经说过: “天体如弹丸, 其势斜倚”( 《慎子》) 。这可能是现在能够见到的古代文献中最早的关于浑天思想的明确记载。慎到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天是球形的概念, 这个天球沿着倾斜的极轴在不停旋转。这就是说, 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天球概念。浑天说的代表作是张衡 《浑仪注》 , 它的基本思想是一个球形的大地位于浑圆的天球的中央。认为天空和大地都是浑圆的,象一个鸡蛋。天空有外壳, 内盛有水,地球浮在水面,在天之中而不是在天之下, 犹如蛋黄。日月星辰缀附在天壳之上, 随天壳步调一致的旋转 。可以看到汉代古人的宇宙观, 自然观中的宇宙是立体的球形模型 。
古文献中关于“天球”的记载有关 “天球”的记载, 曾见于《尚书·顾命》篇, 该篇最早提出“天球”。 记载周康王即位时, 在东西两边厢房的陈设品中, 西厢房有: 赤刀、大训、弘璧、琬琰; 在东边厢房有: 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天球与河图究竟是什么, 没有说明白,但是后人提出的测日仪与天象图标说,比较接近原物的实际情况。这些实物在当时可能还非常原始粗糙, 但因为它们是测日观天察地的仪器。在古人眼中带有神圣和神秘的性质, 因而方有可能和代表古代王权威严的古玉器陈列在一起。这说明战国时古人的宇宙观是以“球”为模型的。
《易经》中的宇宙观与参考系统 ， “球”
《周易》将辩证思维作为认识自然和人的根本方法, 将宇宙万物概括为阴阳两个范畴, 阴阳交感成为万物, 世界变化的动力和根源在于阴阳的矛盾中。那么《易经》的作者是参考什么开展研究工作的呢 ?在《周髀算经》中,已经非常精确地记录了古代先民们利用圭表确定方向、四季、二十四节气和回归年长度的方法。以日出日落确定东西,白天参照正午时最短的影子确定南方, 夜晚以北极星确定北方, 这样就求得中央四方。他们首先确定的是冬至和夏至, 冬至这一日日影最长 ,为一年的起算点, 测定一个回归年为 365. 25日,再参照日月交会等自然现象, 最终确立了历法。夏至与冬至平分黄道圈, 就形成一分为二的阴阳之道, 同时阴阳二气也就有了形象。由于春分与秋分昼夜直逼大致平均,以此二点为界,又将周天分为上下两半。这样二分连线与二至连线便将天球二分为四, 形成四季。也就产生了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四个部分。阴与阳的本意是明与暗, 在一年的昼夜变化中, 二至二分点将黄道一分为四,从冬至到春分为少阳, 从春分到夏至为太阳。从夏至到秋分为少阳, 从秋分到冬至为太阴。
这是阴阳概念形成之初的天文学依据的参考系统, 是一个立体的“球”模型。
《黄帝内经》中的宇宙观与参考系统， “球”
《素问·五运行大论》曰: “曰: 地之为下否乎? 曰: 地为人之下, 太虚之中者也。曰: 冯乎 ? 曰: 大气举之也。”这表明《内经》既采纳了宣夜说的理论认为地球和其他星体一样,悬浮在太虚之中全靠气的作用; 又吸取了浑天说的思想, 在当时科学所能达到的水平上, 说明地与天的关系,断定我们生活的大地并非在天之下, 而是在太空之中, 实际上是承认大地是一个立体的球形。观测天象, 首要的问题是决定采用什么样的参考系统, 来观测天体如何随时间而改变其位置。《内经》采用古今天文学常采用的真地平坐标系、赤道坐标系、黄道坐标系来观测天体的视运动。
真地平参考系 取真地平为基本圈,南点或北点为原点的天球坐标系, 叫做真地平参考系。《内经》的真地平参考系,通过天干地支与阴阳五行相配, 来表达再天体相对运动中, 天地空间特性的变化, 如图 1所示。
天体的位置移动是掌握季节变化的准确尺度, 根据天体恒星的位置进行天空区划是掌握天体 “简单位移 ”的主要前提。 《素问·五运行大论 》: “始正天纲, 临观八极”。 “天纲”指天文大纲, 如天球赤道,二十八宿等; “八极”指地理八方, 明确提出天球区划和地平圈方位的思想。
赤道坐标系 从浑天说的宇宙结构图式出发, 我国古代产生了“天球”的概念,建立了赤道坐标系( 图56) 。天球北极( P) 在《灵枢·九宫八风》篇称“太乙”, 是北斗回转的中心, 地平圈( E NWS ) 与天球赤道( QQ ′ ) 相交于东( E ) 西(W) , 黄道圈(RR) 与天球赤道相交( ω=23° 26′ ) , 角、氏、房、心、尾、其、斗、牛、女、虚、危、室、壁、奎、娄、胃、昂、毕、觜、参、井、鬼、柳、星、张、翼、轸二十八宿在赤道圈和黄道圈之间绕天球北极运行, 并以春天观测为基础, 依据星群形象划归东宫苍龙、南宫朱雀、西宫白虎、北宫玄武四象。如图 2所示。
天球北极和四方二十八宿相配, 便是五行学说产生的天文学背景, 《内经》的宇宙观也是一个以“球”为背景的模型。
阴阳学说的本源 - 球 如前所述, 古人站在地球上观察天体的运动变化, 由于当时不具备现代的观测手段和技术装备。因此, 对天体之间的距离的差异无法进行清楚的判断, 分不清远近、层次。 似乎它们都分布在同一个以观测者为中心的球面上, 这个球就是 “天球”, 古人用肉眼仅仅能分辨的是天体方向上的差异。与此类似,现代天文学虽然知道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但是具体观测天象时还要假想一个“天球”, 而地球居其中心, 这样才能用坐标表示出天体的方位及其视运动, 这种方法称为球面天文学,可见古代的“天球”理论与球面天文学的出发点是一致的。
在古天文学中, 天体在天球上的位置叫做天体的视位置。在地面上的观测者眼里,大地是静止不动, 而天球是转动的,地球每天自转一周, 地面上的观测者所能看到的是天体每天都绕自己运动一周。天球永远处于周日旋转之中,周日运动是天体最明显的视运动。由于太阳的周日视运动,人们每天看到太阳早晨从东方升起来 ,傍晚从西方落下去, 白昼得到阳光照射,气温较高, 夜间得不到阳光照射, 气温较低。太阳的周日运动是连续进行的, 所以地面上明亮程度和气温在一昼夜内的变化形成一个波动循环 。
古人根据阴阳的明暗、冷暖属性, 用阴阳消长概括太阳的周日视运动对地球产生的影响。由于太阳的周日视运动很明显, 很容易通过这个运动来理解阴阳的消长变化规律。反过来古人也从这一大家都容易理解的具体的自然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抽象的概念 -阴阳。由此可见, 阴阳的原始模型是个“球”,是在球的基础之上总结出来的。
阴阳球理论与古人宇宙观中的“天球”思维模式是一脉相承的, 都是古人用以说明整个宇宙、乃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规律的一种方法论。至于后世用以说明阴阳消长变化规律的太极图, 不过是立体的阴阳球变化在平面上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