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初年，一直建立不起来正式的财政制度，皇帝是靠各种权宜之计来维持中央政权的运转。
这个情况，到了武则天的时候，其实是有好转的。武则天确实是一个狠人，一上台就开始清查税基，整顿财政，走的是建设正式财政的正路。到武则天退位的那一年，中央已经掌握了610万户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问题是，这边财政收入在涨，那边支出也在涨啊。
支出增长，主要体现在官僚队伍的膨胀上。昨天我们说，唐太宗的时候，整个长安中央政府定员只有730人，但是到了唐玄宗的时候呢，光宫女就有四万人，带品级的宦官三千人。官员数量有一万多人。再加上皇族、官员的子弟、各式各样的仆人，长安城就负担不起了。
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往江南转移。唐太宗的时候，只需要每年往长安运上20万石粮食就够用了，但是现在，每年几百万石也不够。而运粮，又困难重重。走陆地，运费比粮价还贵，不划算；走水路虽然很便宜，黄河三门峡又是一个天险，根本运不过来那么多粮食。
这可咋办？
在唐代初年的历史上，就逼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皇帝搬家。唐高宗的时候，带着武则天，有七次，从长安搬家到洛阳。其实就是因为在长安，没吃的，只能带满朝文武搬到一个运粮食更方便的地方。武则天当皇帝之后，干脆就不回长安了，把洛阳改名为“神都”，就在洛阳执政。
即使是在盛唐的开元天宝年间，国力强盛之极，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唐玄宗也还是要不断地在长安、洛阳之间跑来跑去，开元年间，唐玄宗在洛阳居住的时间合计不下十年。你就想吧，几代皇帝，跑来跑去，就为一口吃的，跟个乞丐一样，是不是会留下心理阴影？
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回到唐玄宗时期，就能明白他是怎么惹下安史之乱这场大祸的了。过去总是说，唐玄宗在早期的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是个明君，到了后期的天宝年间，就昏庸糊涂了。其实不是。导致最后结果的，其实是他一直面对的那个根本性的财政困境。是一个巨大的压力把他缓缓地推到了最终那个地步。
唐玄宗上台之后，刚开始是很不错的，任用了一批贤良的宰相。最著名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这些人。这些宰相治理国家，都是本着儒家的那套理想，为政清廉，轻徭薄赋。
这本来没啥问题。但是，站在财政的角度一看，其实问题很大。这批贤相可以帮助皇帝节省财政开支，但是不会帮助皇帝增加财政收入。节省开支，无非就是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军事行动、杜绝皇家奢侈，这些都是这些贤相愿意做的。但是一旦提到增加财政收入，他们就觉得，这是盘剥民间，这就和儒家的理想相悖了。
后来宋代的时候，司马光和王安石有一段著名的辩论。王安石说，我要是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我就应该能做到“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增加民间的税收负担还是能增加财政收入。这是一种很先进的理财思想。但司马光这个儒生说：岂有此理，天底下的财富就这么多，不在官就在民。你说不用加赋税就能增加收入，这就是动别的歪脑筋抢老百姓的，最后的害处更大。这是司马光在宋代的看法，但是唐代的那些贤相也是这么想的，这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
但是，皇帝的真实困境是，光截流不开源不行啊，钱不够用啊。所以，唐玄宗的身边就出现了另外一拨人，就是专门搞搜刮聚敛的官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来的宰相李林甫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郭建龙老师这本书里，给这两拨人分别起了一个名字，前者叫“贤相集团”，后者叫“聚敛集团”。
前期的时候，唐玄宗还能在这两个集团之间搞搞平衡。贤相集团负责治理国家、抚慰人民；聚敛集团呢，专门负责搞钱。这样多好？帝国的基本体面和精神风气有人维持，脏活儿也有人干，皇帝乐得在中间搞平衡。但是，只要时间一长，这个平衡是搞不下去的，为啥？因为财政压力越来越大，皇帝迟早要一头扎进聚敛集团的怀抱。
最典型的一次冲突，是聚敛集团的官员宇文融当了宰相，他一年就为皇帝增加了80万个户口，当年税收增加了几百万贯，这么大的功劳，当然要升官。但是贤相们就看不惯了。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对老百姓下得去狠手吗？所以宇文融这个宰相当了只有一百天，就被其他官员给哄下去了。
唐玄宗也没办法。他后来就问宰相裴光庭，说，“在你们的要求下，我已经把宇文融给治罪了。但是问题在于，他一走，国家的财政就不够用，你们谁能帮我呢？”宰相不吱声了。
其实，历史上类似的场景还出现过一次，那是公元前81年，盐铁论那场大辩论中，汉代的朝廷上，一帮儒生批评桑弘羊。桑弘羊就是汉代的聚敛集团的骨干，说桑弘羊搞国营企业，盐铁专卖，与民争利，各种不好。但是所有这些批评，都没有架得住桑弘羊的一句反问，国家这么多事要办，你们说的这些问题都存在，但是如果不这么干，钱从哪儿来呢？儒生们拿不出建设性的方案。
说到这儿，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唐玄宗的后期，选择让李林甫和杨国忠这样的人执政了。后世评价他们是大奸臣。但在当时的政治结构里，他们的角色可是为皇帝解决了最要命的财政问题的人，在皇帝的眼里是能臣。
李林甫，非常能干，他担任宰相19年，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用他，能搞得定财政问题。昨天我们说的，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行政、军事、财政权力全部下放给节度使。尤其是外族的胡人节度使，比如安禄山，朝廷不管了，这项政策就是李林甫推动的。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为了卸下朝廷的财政负担，或者更准确地说，把财政问题隐性化。问题还在，只不过对于中央朝廷来说暂时不疼了，转化成了别的、更可怕的问题，后来就导致了安史之乱。
李林甫死后，宰相换了杨国忠，他当上宰相绝不仅仅因为是杨贵妃的哥哥，他本身非常能干。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多个职务，办事效率奇高。更重要的是，他把帝国的国库维护得井井有条，决不让国库短缺。即使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已经兵临城下的时候，各地勤王士兵纷纷赶到长安，杨国忠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他是心疼，为军队花那么多钱。他的关注点不是怎么调兵遣将，而是怎么在财政上尽量不动国库。
所以杨国忠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派人到太原，卖一样东西来挣钱。什么东西？僧尼道士的度牒，就是出家人获得国家承认的执照来挣钱。你看，杨国忠的所有注意力，都是在搞钱。为什么唐明皇唐玄宗要用他呢？就是看中他这个本事。
说到这里你就明白唐玄宗晚年为什么要连续用这两个大奸臣了，不是他智力下降，而是一直折磨他的大痛点，会导致一个聪明人最后什么药都不吃，只吃止疼药，明知道有副作用，也不得不饮鸩止渴。
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故事里，好像只有一个正面角色，就是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这些贤相。他们是儒家典范，名传后世，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故事恰恰是在提醒所有立志做正人君子的人：
君子不可无能。君子不能满足于成为道德标杆。
因为当君子没有建设性办法的时候，小人的机会就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