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我的成功全靠——“笨”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被称为晚清最后一位“圣人”。

无论是他的事业、家庭,还是学术造诣,他的一生都是极为成功的。

除了少有的几次仕宦沉浮外,他一生中官运亨通,十年七升的成绩,即便放在现在的官场都是极为罕见的。

他后来更是凭借着平定太平天国的战功,集太子太保、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勇毅候多项官职与荣誉于一身,一时风头无两,是绝对的风云人物。

事实上,曾国藩绝对不是“方仲永”式的早慧天才,从不少相关历史文献可以看出,他有些鲁钝,是个很“笨”的人。


(一)曾国藩挺“笨”的

曾国藩的“笨”首先体现在他的读书求取功名上。

他从十四岁就开始参加县试,前前后后考了七次,一直到二十三岁才考上秀才,并且还是倒数第二名。

在道光十二年的时候,曾国藩第六次参加科考,却被当时的学台悬牌告天下,责其“文理太浅”。

受此大辱,曾咬牙发奋,在此后的第七次考试中,他终于中了秀才,后来又顺利中举,中进士,点翰林。

对比同时代的左宗棠、李鸿章,左只比曾小一岁,但天资聪颖,是出了名的“神童”级别的人物,十四岁参加县试,名列榜首;李鸿章也是十七岁就中了秀才。

梁启超曾评价曾国藩:

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

就连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

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

其次,曾国藩的“笨”还体现在他前半生的官场之路上。

曾国藩早期也是一个脾气急躁的愤青,满怀政治抱负的他,一心想要在晚清内外交困的颓丧局势下,轰轰烈烈干出一番事业,为人处世都是典型的“硬碰硬”的风格,完全不会打太极。

道光一死,年方二十的咸丰就上台了。

他大刀阔斧,罢黜在朝不为高官,下昭“求言”。

咸丰不过说说而已,但曾国藩却当了真。

他先是上了《应昭陈言疏》,痛斥当时官场上的不正之风,以卵击石,将自己放在了满朝文武百官的对立面。

而后,他又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皇帝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刚愎自用、不讲诚信。皇帝拍案而起,盛怒之下,要严惩曾国藩,幸得朝中几位与他要好的大臣力保。

一时间,曾国藩成了众矢之的,枪打出头鸟,他成了大家集中火力,口诛笔伐的对象。

再者,曾国藩的战术也不见得高明。

曾国藩一生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属创立“湘军”,完成对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剿灭。


曾国藩投水自尽图 

他由文转武,对行军打仗一窍不通,他只好通过阅读各种军事书籍来求取真经。

不同于左宗棠高明的军事智慧,曾国藩不善“巧攻”,只会“愚打”。

每场战役前,他都会做极为详细的研究,算好部署、后勤等各个环节,绝不打无准备之仗。

遇到特别难攻克的,他就打时间仗,绝不轻举妄动,直到把对方拖至筋疲力尽。

用今天时髦的心理学观点来解释,曾国藩就是典型的“粘液质”型人格,迟缓木讷、按章守制、难于变通。


(二)“笨人”曾国藩终于学乖了

曾国藩终于学乖了是在他人近中年之时。

也就是从这以后,他慢慢从一个怼天怼地怼皇上的“愤青”,变成了一个极适合官场的“老谋深算”大儒士。

曾国藩成立“湘军”后,亲自挂帅,咸丰表面上对他委以重任,实则处处提防,不肯给予他实权。他从一名二品“京官”变成了徒有虚名的地方“挂职”干部,处境尴尬。

曾先后挂职湖南和江西,打破了地方环环相扣的利益网,动了两地官员的“奶酪”,因此极不受当地权贵的欢迎。

曾处处受钳制,内心极度苦闷,他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到那段日子是:

“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余进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

在写给好友刘蓉信中说:

“所至龃龉,百不遂志。今计日且死矣,君他日志墓,如不为我一鸣此冤,泉下不瞑目也。”

由此可见,当时的曾国藩内心痛苦可见一斑。

恰逢父亲去世,曾国藩险棋一招,做出了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次“出格之举”:他奏折一封,在奏折中对咸丰例呈自己的委屈和不易,并不等咸丰回复,就丢下尚在江西的军队,直奔湖南老家。


曾国藩老家“富厚堂”

本想借此从皇帝那里换取实权,却没想这一把“同情牌”让咸丰顺水推舟,顺势解除了他的兵权,曾国藩彻底心凉了,只得在替父守孝的日子闭门读书。

也恰是这一年多的守孝时间,彻底完成了曾国藩的“蜕变”之路。

痛定思痛,他开始从黄老之学中寻求解脱之道,开始静下来思考自己前半生的为人处世之道。

张宏杰在《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有这样一番剖白:

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几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笨笨的老曾,终于开窍了,他读懂了老子的至理名言,以柔才能克刚,太过刚直的性格,一旦走得太着急,就容易剑走偏锋,伤人伤己。

当后来咸丰重新启用他时,曾国藩好像换了一个人。

他变得谦虚、低调、平和,他开始把那一套曾经所不齿的“官场文化”为己所用,并逐渐炉火纯青,但唯一不同的是,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清醒和惊人的自控力,以免使自己堕入浊流。


(三)“笨人”曾国藩的“恒”字诀

曾国藩的成功,用的就是老掉牙的笨办法——“立志”与“守恒”。

在《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训》等著作中,这个随处可见的“恒”字诀始终是高悬在曾头上的“紧箍咒”。

曾在入朝为官后,就决定要当个完美的人,向“圣人”看齐。他用“日课”的方式来监督自己,晨起到晚上睡觉,大小诸事,皆写进日记,时刻反省和醒悟。

曾的这种“恒”字诀,某种程度上也是笨人的方法,在今天看来甚至有几分可笑。

他读书,一本书没有看完,绝对不去看其他书;一句话没有读通,也绝不看下一句。

按他自己的话说:

“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


曾国藩书法 

在求“恒”这条路上,曾国藩可以说是毕生都在和自己进行斗争。

为了坚持完成每日读书和写字的任务,心性爱热闹的他曾走在社交活动的半道上,愣是逼着自己回家坐进了书房。

他看书、作文、练习书法,几十年如一日,即便在军务最为繁忙的时候,他都每日坚持着这几个习惯。

特别是在他成功戒除多年烟瘾后,曾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求恒之路,因为几十年的烟瘾都克服了,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从容应对呢?

曾在写给儿子纪泽的家信中道:

困时切莫中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在这一点上,曾国藩以难得的“苦行僧”精神,磨炼了自己的立志求恒品性,这在当时今日看来是尤为难得的。


(四)“笨人”曾国藩的“宽”字诀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在曾国藩身上得到了很好体现。

曾国藩一生朋友圈广泛,师门英才辈出,他的门生遍布天下,占据着清朝地方上的各重要职责部门,累计出任总督的有13人,出任巡抚的有14人之多。

而他所用社交之法也不过一个“宽”字

他一生要求自己“不说大话,不求虚名,”做事“情愿人占我的便宜,断不肯我占人的便宜。”别人以巧以伪欺骗他,他却仍然以宽容之心相待。

在涉及金钱、品性、人格修养等等方面,他对自己的子女子侄要求严苛,但在求取功名,谋求财物方面,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女却未加多的要求。

他不求子女闻达天下,家财万贯,只希望自己的孩子“努力读书,绝不怕没饭吃。”

面对贫穷困顿的远亲近邻,曾国藩常常教育子女要施以援手,对家境凋敝的亲家,要多加扶持,不可轻视疏离,更是让自己的儿子要多多给岳母写信,常去看望。

朋友殉难,曾国藩供养其妻儿;下属因公殉职,曾不忘每年给其家眷寄钱。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左宗棠之间的半世纠葛。

在众多讲述曾左二人的资料中,都提到了影响左宗棠一生的“科考情结”和“渝亮情结”。

左年少成名,名满湘乡,奈何科考之路坎坷,只一个小小“举人”;曾才气平平,宦途却异常顺利。

相遇之时,一个是巡抚“师爷”,而一个却已经是朝廷的二品大员。

因此,左宗棠一生都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曾国藩,对其大有鸡蛋里挑骨头之意,挖苦打击,以怨报德,极为严苛,而曾国藩却终生未还一手。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左宗棠后来身居高位,除了自身不可多得的谋略与军事才华外,更与曾对其不遗余力的举荐息息相关。

在曾国藩去世后,左宗棠在挽联中写道: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在如此以德报怨的曾国藩面前,左宗棠终究还是低了头。


曾国藩与左宗棠 

“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这是方宗诚对晚年曾国藩的评价,勾勒一副再平凡不过的肖像画,但细细想来,“愚笨”又何尝不是一种大智慧,毕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至柔也至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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