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按照规则，要30岁了。
中国人都喜欢讲“三十而立”，好像到了三十岁还一事无成，人生就败了。很抱歉，生而为三十岁，我一事无成，没什么立得住的东西可以给大家看。
尽管如此，2017年对我个人来说依然意义非凡，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那无疑是“改变”：
四月初的清明节，做了近视手术。从初中二年级就开始戴眼镜了。那时候初中有晚课，昏暗的灯光，还有夜间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到了大学毕业，一双眼睛加起来已经是1600度了。受够了。
手术没几天后的四月中旬，觉得人生到了这个岁数，要懂得认输了，需要保持身体的根本，于是决定开始健身。同时开始了断断续续地练习拳击。我没有想过要练成肌肉男，弄出什么好看的肌肉，只是想慢慢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就像有些人无法养成阅读的习惯一样。
五月，在方远的邀约下，我开始大胆地、无所畏惧地给海关方远读书会的伙伴们细读经典。从5月始，到12月止，一共讲读了八篇《史记》。这在以前的我，是不可想象的，我从没想过要把自己私密而未必可靠的读书心得拿出来大庭广众有偿地讲，我始终愿意本分地做一个书呆子，写一点闹着玩儿的小文章，自己嘚瑟嘚瑟。但今年跨出了这一步，而且自我感觉还不错，让我对自己生起了许多不一样的看法和认识，也更想把这件事情做好一些。
以上是三个非常大的改变，基本上成为过去一年发生在我身上最不一样、最重要的事了。仅凭此三件事，2017年对我个人的意义，就可以和2007年高考比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还有其他很多改变，对很多事很多人的想法起了变化。不知道为什么，人生走进了一个难堪的胡同里，有些事变得越来越可怕，阶段性地冒出一些我完全不想而所有人都觉得我必须做的天大的事。就像打气筒，越用力按压，气越大。我一直知道的，对于婚姻、子女，乃至整个人生的活法儿，我有很多离经叛道的想法，也有很多会让爱我的亲人们朋友们伤心难过不知所措无法接受的选择。这实在不是我本心，如果可能，我也想做一个能让所有人都开心的人，也愿意做具有亲和力的人。可是来不及了，我已经这样了。
2017年的年尾，我困惑了，对于曾经坚定的信念，困惑了。从前一碰到枕头的我，慢慢开始变得整夜整夜睡不着。
人为自己活，真的对吗？
我曾经无比坚信这一点：我必须，也只须为自己活着；人能做的，只是尽量不让他人因我而受到伤害，但不能为他人而活。
然而慢慢地，我困惑了。我不晓得坚持自己的人生，让最爱我的人好像慢慢地不高兴、失望、有一天可能走向绝望，好像整个人生从此黯淡下来，这样是不是对。这个负外部效应太大了。我尽管明白，从他们试图来左右我的人生、试图把他们的价值构建在我的人生之上的那一刻开始，他们就错了。但是，这不能怪他们。也不能怪我。怪谁呢？不尤人，只能怨天。然而人一辈子，最无谓的就是怨天了——天道无亲，并不在意人世种种。
人想要在这样的人际框架中，找到一个支点，其难度并不会亚于为地球找到一个支点。甚至更难。但是我仍然欣喜的是，我还有时间可以努力找到那个平衡的点，全力让“我的人生我做主”这件事的负外部效应降到最低。
为了真正找到“人”，从而发现“我”，我拼命阅读存在主义。尽管没有尝试挑战海德格尔，但是萨特、加缪、雅斯贝尔斯、马塞尔都有涉猎，还重新读了尼采的《诸神的黄昏》。上半年尤其读了很多加缪，《西西弗神话》、《反抗者》到《局外人》、《鼠疫》，还有三册《加缪手记》，都认认真真地读了；下半年读了两本阿伦特，《人的境况》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还有他的导师雅思贝尔斯《生存哲学》、《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两本小书。阿伦特的行动理论，尤其是她笔下人的精神存在、人的主体价值，多年来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也感动着我。
过去一年，我时常想起“他者即是地狱”和“幸福不是一切，人生还有责任”这两句话。以前我觉得萨特说的前面一句特别感人，现在我觉得加缪说的后面一句更加真切。然而存在主义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道路。我依然处在深深的夹缝之中，找不到走出迷宫的地图。没办法，我转向了王阳明，一遍一遍地读《传习录》的几个篇章。乃至走向更加彻底的“我”之哲学：禅宗。
重读了小川隆《语录的思想史》，重读了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一字一句地研读了《金刚经》、《维摩诘经》和半部《楞伽经》。我把竹根雕的一个小小达摩一直放在包里，随身携带，去任何酒店过夜，我都把这个小竹达摩放在床头柜上。重读了智敏上师惶惶五册至宝《菩提道次第广论讲记》，非常花心思认真读了《僧侣与哲学家》，甚至开始学习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修行，观心打坐，只是试图在各种各样复杂、尤其是难以摆脱无法挣脱的人际架构中，找寻真我、找寻不变的本性。找不到。大唐的无上密，绝不是陈凯歌在《妖猫传》里扯淡扯得出来的。
后来，我还碰到了更加横冲直撞刚劲勇猛的现代艺术。《现代艺术150年》，是一本非常偶然的机缘下看的书。去看潘天寿画展，提起我对现代艺术一窍不通。小梅姐当即在浙江美术馆的晓风书屋买了这500多页的现代艺术史。一读就停不下了，完全停不下来。这群神经病——很抱歉读完了这本书我更加认为我以前把现代艺术家看成神经病的想法是正确的，这群神经病一出一出地搞事情，总是要把“我”这么无情地、决绝地、完全地、牛喝水一样地，抬出来，打死，再抬出来，再打死。现代艺术，看来看去，不论是什么派什么主义，归根结底就是“我”的艺术，就是上帝死了以后人怎么活着的问题。可是，“我”究竟和上帝的边界在哪里呢？和生活的边界在哪里呢？和艺术作品的边界在哪里呢？这群神经病如果有答案，那肯定是：“我”是一切。这太可怕了。
《倚天屠龙记》里周芷若“倘若我问心有愧呢”，是我最不愿意到了有一天，我问自己的时候，不得不说的一句话。“我偏要勉强”，我怕的是，勉强到头，是问心有愧。唉，做人难；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更难；要在稀里糊涂中明明白白或者在明明白白中稀里糊涂地做人，难上加难。
但是无论如何，2017年毕竟是在稀里糊涂中滑过去了，总算是没有虚度，读了书，吃了好吃的，做了应该做的工作，晒了该晒的太阳。2017年读到最好的书是《鱼王》，厚厚的一本俄罗斯小说，或许是因为阿斯塔菲耶夫写的太“充沛”了，太“元气十足”了，对处在这一年混杂迷惑之中的我来说，实在无法更加令人感动。
这篇年终总结叫《写在30岁来临之前》，是希望在30岁这一年把这一个巨大的疑惑解开，重新找到本心。我相信，那必将是与从前的本心不一样的位置：在湖面的不经风处皱起涟漪，在山顶的不毛之地开出花来，在机场行船而走，在沙漠拾贝而归。
如果三十岁一定要“立”一个什么东西的话，那我希望是：立心。
2018年，想爱、想读、想买，想好好活下去。
2017.12.31，吴哥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