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内忧外患

6.一场谈话

王在晋抵达山海关后，通宵达旦整日工作，一面和蓟辽总督王象乾召开紧急闭门会议，商议辽东形势，制定战略；另一面收拢溃败将士，重新编制，加强对山海关的防守；还要与蒙古各部联系，引为外援，双方互相谈条件，时而压价时而吵架，累的王在晋早饭当午饭吃，午饭当晚饭吃，晚饭当第二天的早饭吃，还经常忙起来忘记有吃饭这样一回事。

王经略，是一个称职的好领导。

就是这样称职的王在晋哪里知道，可能就在他夜不能寐苦思冥想忧国忧民的时候，可能在他通宵熬夜批复公文的时候，可能在他忙到不能吃饭身心交瘁的时候，一封举报信已经放在了远在京城的内阁首辅叶向高的办公桌上。

而举报的对象正是王在晋。

不是贪污，不是无能，更不是里通外国勾结后金，王在晋被举报是因为他的战略：

王在晋来到山海关后，与蓟辽总督王象乾认真冷静客观详细充分的分析了当前的关外形势，得出了以下结论：

“辽东一发不可收拾，第一是清河抚顺的丢失，第二是开原铁岭的丢失，第三是辽阳沈阳的丢失，最后是广宁的丢失。最开始使得辽东局面危急，之后使得辽东变为败局，再使得辽东成为残局（辽沈失守，辽河以东全部归于后金，故为残），到最后——整个辽东失守，已经到了无局可守的地步。”

（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

山海关前四道屏障如今都没了，还真是“无局可守”。

那怎么守住山海关呢？

难，很难，非常难，想当的难，难上加难，难得不行。

正因为如此，所以要把山海关当做最后一道防线（也确实是最后了），要拿出破釜沉舟的决心，要拿出背水一战的勇气，要做好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思想觉悟，绝不再后退一步。（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所以，就死守山海关，画关自守。

老实说，这是下策，山海关是坚不可摧，是固若金汤，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除了原计划还要有应急措施，做人做事要有两手三手乃至四五手准备，为人如此，国家和民族更是如此。

这些王在晋都清楚，于是王在晋经过反复的考察和论证，在结合对山海关附近地势考察的基础上，他决定在山海关外大规模的修筑城寨城墙防御工事等，既然以前的屏障没有了，那就人为的修筑新屏障，比如附近的山峰制高点都修筑城楼，互相支援。

（画地筑墙，建台结寨，造营房，设公馆，分兵列燧，守望相助）

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点是没有疑问的，但接下来的事情引发了争议，成为了王在晋被举报的主要原因：

王在晋决定在山海关八里之外一个名叫八里铺的地方修筑重城，成为山海关前屏障的中心。

这就出问题了。

八里铺，顾名思义，距离山海关路途八里，也就是四公里，前几天我走亲戚，一个小时步行4.6公里路，以我这样一个严重缺乏锻炼的亚健康尚且如此，再想想当时靠着脚丫子行军的步兵，而且还有一点：

风驰电掣的后金骑兵。

屏障为的是给山海关营造一定的战略缓冲地带，给后方制造准备时间，其实就是吸引火力争取时间的，所以战略缓冲地带要大，前面打仗后面准备，如今在八里外修城，城一破眨眼敌人就来到山海关下，哪有时间准备，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王在晋的提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反对，这些人眼看说服不了王在晋，于是直接把举报信写到了内阁首辅叶向高那里。

这世上没有什么是事情是一封举报信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封。

开始叶向高并没注意，这下引起了叶向高的重视，可他既不懂军事，也不敢管辽东军事，只好拿着信去找天启，找皇帝定夺。

天启看了也不知该怎么办，左面摆着王在晋的奏折，恩，有道理，八里铺要修；右面摆着举报信，恩，也有道理，八里铺修了我大明就完蛋了。

道理只有一个，那到底谁有道理？

天启看看叶向高，叶向高看看天启，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

这该如何是好？

“砖家”是很多的，这类“砖家”的一大特点就是别人打仗靠手他们打仗靠嘴，嘴唇一闭一合几句话十几万人生死已定，一曰：仁，二曰：义，仁义之师天下无敌，然后现实就是前方一塌糊涂。

虽然这样的“砖家”很多，好在专家还是有的，行家也是有的，又是行家又是专家的人虽然很少但也是有的，此时正有一个：

孙承宗。

1563年，朱翊钧出生，即未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

同年在北直隶的保定高阳（今高阳），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他就是孙承宗。

要么说人生的不公是从一出生就开始的，相比朱翊钧这位现在的皇子未来的皇帝，孙承宗没得比，可就连这地方也没得比，一个是北京户口，一个是城乡结合部户口，这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但是在当时来看，生在这块地方还是不错的，虽然城乡结合部但不像辽东，蒙古抢完女真抢，后来改叫后金，不光抢，甚至常驻了下来；也不像大同，是蒙古进犯的主要通道，1550年俺达进犯，大同总兵连带副总兵全部战死。

在这个地方，日子还是不错的，起码安稳，而且孙承宗还成功考上了县学，也就是当时的生员俗称秀才，每月发粮还免税，见了县令不用下跪，生活不错社会地位还高，请不要代入《武林外传》的吕秀才角色。

除了有学历，而且孙承宗长得还一表人才，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五官端正（貌奇伟），小伙子成为远近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俊后生，说媒的把家里门槛都踏破了，到时候找个漂亮贤惠的名门大户，小日子过得既快乐又安稳，十足的中产阶级。

可对孙承宗来说，放着这样安稳的日子不过，偏偏要往不安稳的地方去，要去周边的郡县去讲学（授经边郡），去义务支教，开始还在保定附近，几天回家一次，后来越走越远，边走边上课，教完这个教下个，教的教的走的走的就来到了山西大同，标准的明朝边境。

在这里，除了教学，日常的兴趣爱好就是聊天，但孙承宗的聊天不找其他文人墨客大家一起谈诗词歌赋讨论专业，他专门去找那些常年驻守在边关的老兵，询问他们一些有关边关防务的事情，上到行军打仗军事地理，下到鸡零狗碎老兵唠叨，他都听的津津有味，时不时还要做笔记。

（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厄塞）

从高阳到大同，这一路走来除了留下无数知识的火种，为人师表，给很多上不起学的孩子启迪了知识的大门外，义务支教的孙老师其实也是一名学生，在这一路上他了解到很多军事知识，虽然传授这些知识的多为底层老兵，没有六韬三略，没有孙子兵法，但他们的知识和经验却胜过这些。

六韬三略有很多，拿钱就可以买到，而真正的经验却出自实践，而实践又出自战场上的一刀一枪，这些是拿钱买不到的，也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只能去体会，代价就是生命。

边关的所见所闻，都为孙承宗个人的养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塑造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是他的爱好，也成为他的专业：

晓畅边事。

后来这一点还成为了明朝的救命稻草，哪怕是一时的。

万历三十二年年，有着二十年丰富教学经验及自学军事二十多年的孙承宗参加了作为读书人最重要的科举，这是已到不惑的他第一次参加科举，事实证明，艺不在多而在精，勤奋或许很重要但结果更重要，这个世界看的是能力而非浪费时间，“拼搏到无能为力，努力到感动自己”说到底还是能力问题。

而孙承宗能力是有的，不仅有，还很强，考上了全国第二名，也就是“榜眼”，被授予翰林编修，也就是国家高级干部预科班，在这里只要有耐心，只要不捅娄子，未来的六部尚书内阁辅臣乃至内阁首辅都有可能。

旱涝保收，最次也是六部副部长级别，最高则不可限量。

前途光明之外，平常还很清闲，除了聊天就是看书，一张报纸一杯水一坐就是一整天，可能五年，可能十年，混吃等升官就可以，这是很多人的选择。而孙承宗选择了不同的生活，他充分利用时间，一边给自己充电，一边继续专研自己的兴趣特长，纵览兵书，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与理论实践相结合，从一个民间半吊子军事家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军士理论家，时常还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共商国家大事，在聚会上不时有语惊四座的精彩发言，“孙承宗”这个名字慢慢传开了，变得小有名气，很多庙堂阁老、执掌一部的巨头都有耳闻。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某日，一位客人来拜访孙承宗，孙承宗忙起身相迎，只因来者的身份：

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吴道南。

吴道南来找孙承宗不是聊天的，而是求教的，想在一件事上听听孙承宗的意见，这件事让他很苦恼，也让和他一样的很多人很苦恼，置身于风口浪尖的吴道南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件事就是梃击案。

孙承宗的意见就一个字：

查。

吴道南一听就愁眉苦脸了，查？怎么查？谁也得罪不起。

孙承宗笑了，接着说：

“查，是必须的，但是要有分寸的查，要讲究方式方法。首先，事情涉及到东宫太子，必须要严查，不查不行，不查不足以平民愤，反而给人口实；但是呢，这件事又涉及到郑贵妃，又涉及到后宫，再涉及到皇上，这些都决定这件事不能深查，不能查的太彻底，不能什么事情都查。”

吴道南听闻两眼一亮。

“所以，对于庞保、刘成这样的小人物一定要追查到底，要严查，一丝一毫都不放过；而庞保、刘成上面的人物，也要查，但要注意尺度，适可而止。”

（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

吴道南采纳了孙承宗的意见，《明史》的评价只有三个字：

事遂定。

可以说梃击案风波的平定中孙承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明熹宗朱由校继位，16岁虽然也不算小，但因为没有父亲光宗的缘故没怎么读过书，至于自己动手DIY的手工课倒是很好，所以必须加紧对经书史籍的学习，每天都要通过日讲学习，别的讲官上来就是“之乎者也”“子曰”听的天启云里雾里，不是听不懂，就是因为枯燥不想听，结果都一样，上了课和没上课一个样；而同为讲官的孙承宗则不一样，对于朱由校这类贪玩型、基础薄弱性、多动症性的学生特别有办法，这都是早年义务支教的经验，每次讲课风趣幽默，课堂氛围生动活泼，自从孙承宗成为天启的老师后，大家再也不用担心朱由校的学习了，连朱由校本人每次课后都不禁感慨：

心开。

虽然朱由校心开了，但整个大明王朝的心却越来越“不开”了，辽东战事日益严峻，朱由校即位当年，辽东辽阳沈阳的沦陷，经略袁应泰自杀，四五名总兵战死；然后第二年是广宁献城，辽西失陷，明朝在关外再无立锥之地，平日口若悬河引经据典的文臣武将这时候个个噤若寒蝉谁也不说话，急的朱由校拉着某大臣的袖子直檫眼泪，以过来人的经验，除了眼泪还有鼻涕。

某大臣就是孙承宗。

张鹤鸣出任辽东经略后，朝堂之上再次响起了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全权负责辽东战事的呼声。

为什么说再次？

因为孙承宗懂得军事是有名的，一来二去大家都知道孙承宗是个军事家，去年的时候就有朝臣建议让知晓边事的孙承宗担任专门负责辽东战事的兵部侍郎，后来因为天启离不开孙承宗（帝不欲承宗离讲筳）），这件事不许再提。现在眼看这形势，不离开不行了，再不离开后金就兵临城下了，于是孙承宗由礼部侍郎升任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几天之后命孙承宗以东阁大学士的身份全权掌管兵部大小事务，前者是名义上的尚书，比如熊廷弼王在晋身为辽东经略也挂兵部尚书职称，后者是实打实的兵部尚书，真正的兵部当家人。

于是这样一个深受天启信赖，深晓边事，关键还是兵部部长的孙承宗，理所应当的看到了那两封举报信，他觉得很有道理，可王在晋的说法也很有道理，所以他看着朱由校、叶向高两双充满期盼的眼睛，给出了专业、中肯、公正、客观的意见：

我也不知道。

好在他还有下文：

我去山海关前线看看。（承宗请身往决之）

来到山海关视察工作的孙承宗见到了王在晋，二人展开了一场明末历史上可能是最莫名其妙的谈话，谈话胜利的一方成为了后来的民族英雄，文武全才，为后世敬仰，而失败的一方则遗臭万年，沦为后世千秋外代的笑柄，永远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甚至成为了耻辱柱的耻辱。

史料是这样记载的：

孙承宗一上来就问：

“新城（八里铺）建成，是要用旧城的四万兵马来守城吗”

王在晋颇有把握的说道：

“不，要再招募四万新军。”

孙承宗有点纳闷了：

“如果这样，方圆八里就有八万守军，是否太多了些？一片石西北难道不布置兵力？”（一片石，距山海关13公里，有“京东首关”之称，战略地位重要，清军入关之际就是与李自成农民军在这里展开重要决战，史称“一片石战役”，为清军入关奠定了重要基础）

王在晋愣了一下，刚准备解释，孙承宗如连珠炮般的接着发文：

“并且八里铺城距离旧城不到八里，新城背后就是旧城，旧城前设置的地雷、绊马索、陷阱是为敌人准备的，还是为我们新招募的新兵准备的？”

“如果新城可以守住，那还要旧城干什么？旧城驻扎的四万兵马在城里养老吗？”

“如果新城守不住，新城的四万兵马转眼来到旧城下，是开门让他们逃进来（后金也一起跟着进来），还是不开门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死在后金的刀下？”

（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

王大人显然还沉浸在之前的问题上，面对孙承宗这个问题脱口而出了一个直接的回答，直接到让孙承宗这样对皮孩子都不发火的老师第一次对一个同为兵部尚书的封疆大吏大发雷霆。

王在晋是这样回答的：

“可以在旧城外设置三道关口。”

言下之意，新城的四万兵你跑你的，用旧城的四万兵在城上打掩护，阻击想要进入旧城的后金军队。

你跑你的我打我的，互不干涉。想得挺美。

要命的是下一句：

“其实我还准备在山上建立三座山寨，用来接应溃败的士兵。”

孙承宗真的火了：

“士兵还没溃败就为他们准备后路，这等于让他们溃败。无论关口还是城寨，溃兵可入，敌人也可以尾随而入。”

要么死在后金攻城时，要么死在逃往旧城途中自己人设置的地雷陷阱，紧盯着脚下地雷陷阱没炸死，后面还有尾随而来的后金骑兵，后脑勺一阵风掠过可能脑袋就没了了，所以随时得看后方，而前方还有阻击后金的自己人发出的冷箭误伤，总的来看，想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活下来，几乎没有可能。

照这样来看，新招募的四万新军除了吃粮领工资外，唯一的使命就是送死。

“如今不想着怎么收复辽东，而是躲在关内，把关外的战略重镇全部放弃，每天哄哄朝廷，辽东还有安宁吗？京城还有安宁吗？”

王在晋面对一连串的质问，张口结舌，想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像这个关头说什么都是错的，所以最后什么也没说。（在晋无以难）

根据如上所述，王在晋不仅无能，而且智力还有障碍，俗称“智障”，这样的人去当辽东经略不是误国误民嘛，于是孙承宗回到了北京，在给朱由校讲课的时候当面说明了情况，王在晋被调往南京养老。

这就是有关八里铺之争市面上广为流传的版本，也是唯一的版本，因为它来自《明史》，孙承宗文韬武略，及时发现了王在晋这样的庸人，挽救了大明王朝，而王在晋无能误国，所以公道得到伸张，孙承宗名满天下，而王在晋则成为了衬托孙承宗以及那些举报者的绿叶乃至狗尾巴草，倒在了真理的脚下，灰溜溜的离开了山海关。

事情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可惜只是似乎而已，事情的真相被表面的大义凛然遮挡的干干净净。

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谈话，王在晋被绑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看上去似乎是耻辱柱的耻辱，毕竟王大人这个智商水平确实低的有点可怕。

鉴于这个智商水平，调离辽东经略是必然的，给个闲职养老是组织关照，直接强制退休也不是不可能的。

于是乎王在晋被打发“养老”了，目的地是南京。

作为江苏太仓人，王在晋到南京工作真可谓所有求职者的梦想：

事少、钱多、离家近。

再注明一下，还是去当领导。

王在晋的新职务：兵部尚书，南京的。

由于明朝实行两京制，成祖朱棣迁都时保留了南京的领导班子，即原首都南京（应天府）还有一套和北京（顺天府）一模一样的领导班子，北京有什么南京也有什么，这就是标准的“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事实证明这项制度极具战略眼光，为之后的南明划江而治甚至挥师北上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四个二带俩王的牌，全砸南明手里了）

尽管正常时期的南京领导班子多为修生养老好去处，品级和北京一个样，薪水和北京一个样，唯独工作和北京不一样，几乎没有，很清闲，坐着就把钱挣了，但南京兵部尚书不在此列，在南京大小事务由三巨头负责：南京兵部尚书，开国勋臣后代，南京镇守太监，而三者中又以兵部尚书为主。

在家种地的解经邦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作何滋味。

这哪是养老，明明是高升啊！

这么重要的领导岗位，南京掌握实权的前三把手，让一个智力有障碍，逻辑判断近乎蠢货的王在晋去当，这说明了什么？不是说明王在晋运气，不是说明天恩浩荡，而是说明了明朝从上到下脑子都被驴踢了，无一例外。

问题是，这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看事情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个问题，一群聪明人安排一个所谓不折不扣的蠢货去当南京兵部尚书这样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的肥差吗？

答案也是不可能。

最后一个问题，以孙承宗和王在晋谈话时的表现，很好奇王在晋是怎么做到兵部侍郎这个位置的？得有多大的后台才可以？

如果王在晋真的就如孙承宗谈话时那个水平还可以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王在晋是个“废物”不假明朝上下更是个个废物。

在小学时候的我喜欢看中央十台的《百家讲坛》，出于对历史的爱好最喜欢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出于对清史的爱好喜欢阎崇年先生的《明亡清兴六十年》，可以说这对于以后我喜欢清史有着一定的影响。

我是个较真的人，不太喜欢所谓的民族英雄或民族败类这样充满道德判断的标签，然后任杀予夺，把某些人捧上神台高高拱起，连放屁都是香的，而某些人则要打入万丈地狱，只要和“神”做对的都是坏人，这种简单的单一的主观的价值判断不仅不靠谱，往往还会出问题。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此刻的孙承宗还在义务支教，袁崇焕还是一个刻苦学习的15岁少年，王在晋已经是工部郎中了，然后当年年底被下放到福建当副使兼任兴泉兵备。（兵备：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

万历三十三年到万历四十四年这十一年里，王在晋足迹踏遍湖广、浙江、江西三省，担任高级领导干部职务，比如浙江按察使、浙江布政使、江西布政使，按察使主管司法和吏治相当于现在的省纪委书记和组织部部长，布政使主管民政和财政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说王在晋是一方封疆大吏也不为过。

万历四十七年，王在晋终于转正了，升任山东巡抚。

泰昌元年八月，鲤鱼跳龙门，调往中央，升任工部右侍郎总督河道军务右佥都御史。

两个月后，出任兵部左侍郎，之所以选择王在晋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让王在晋去做替补辽东经略，在场边热身准备上场。

没想到来了熊廷弼，所以王在晋暂时没上去，还是兵部侍郎，但职务又有些许的变动：

署三部事。

有权管理三个部门的事物，这三个部门分别是：工部、户部、兵部，王在晋这就好比现在的国务委员。

管打仗，管粮饷，管武器，可谓一条龙服务，多方面全角度复合型人才。

然后这样一个出任四个省级高级领导干部（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担任过三部委一二把手领导（工部、户部、兵部）对辽东极为了解（辽东经略后备，辽东山东一个布政司，兵部侍郎），说出了一番牛头不配马尾狗皮不是一窍不通的战略，被人问的支支吾吾张口结舌连话都说不清楚，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其实之前的谈话还可以有这样一番情景：

当孙承宗大声质问王在晋旧城前的陷阱、地雷这些是给自己人设置的还是敌人设置的时候（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

王在晋一脸微笑的看着竭力压制努力的孙承宗，没有说话。

“如果新城失守，驻守新城的四万士兵拥挤在旧城下，是开门让他们进来（后金屁股后面跟进来），还是不开大门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死于城下？”

开门还是不开门，这是个问题。

王在晋微笑的望着孙承宗，说了这样一句话：

当然不能开。

你要让这四万人白白送死？孙承宗一直竭力压制的火气刚要喷发出来，但王在晋接下来的话让他愣住了：

“大人久在京师可能并不知道，在山海关驻守的这些明军别的不会，但是打起仗来撒丫子跑路的功夫可以说是看家本领（边军善走），平常军中的督战以及”临阵偷逃当斩“都不能制止他们的行为（即杀不能止），况且两军阵前，如果我军陷入不利的情况，就是督战队都跑了，执行军令的人都没了，谁还去执行军令呢？（谁复为杀者）”

“我表面上用两城之间唇亡齿寒互相支援来稳定将士们的信心，（故为两城以固其心），其实不过是骗骗他们，而实际上驻守新城的四万将士已经被放在了死亡的边缘（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他们发现无路可逃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只有背水一战，大不了临死前多拉几个垫背的。”

说到这里，王在晋不再微笑，身体为之一凛：

“至于两城之间的陷阱和地雷，既是为这些逃兵准备的，也是为追赶而来的后金准备的，对我军而言它们是督战队，对后金而言它们就是死神。”

“到时我会命旧城将士，凡城下众人，无论敌我，一律射杀！”

说到这里，王在晋再也没有沉默，再也没有微笑，一身的杀气。

听到这里，孙承宗表示无话可说。（臣遂无以应）

是敬佩？是无奈？是认同？我们不可而知，但我知道的是，这段记载在作为孙承宗和王在晋谈话记载的《明史》里看不到一点影子；而所谓的四万新兵，孙承宗压根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王在晋除了修筑新城外还有一个重要措施：

联虏。（联合蒙古）

努尔哈赤占领广宁后不到一年退回辽东，而明军固守山海关，这就在山海关至广宁这片区域也就是辽西成为了一片真空地带，没有明军，没有后金军，这个空子被蒙古各部钻了空子，正愁没地盘呢，举家携口都成为了这片土地的“新主人”。

闻讯得报的王在晋不仅没有“我代表大明王朝做出严重抗议”，反而拿出一万两银子分发给这些首领，告诉他们这片土地是“明蒙共同的家园”，大家共同开发，蒙古兄弟来的越多越好。

这些蒙古首领很高兴，既白占了土地还有工资拿，谁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纷纷表示会带更多族人前来。

王在晋也很高兴，拿了一万两白银就找来这么多廉价劳动力还顺带看门保安，想要攻打山海关就得先过辽西这一关，这样一来关外也不算无局可守。

雇佣保镖花了一万两白银，修筑八里铺花费九十三万两白银，共计九十四万两，算上零头不到九十五万两。

至于关宁锦防线，每年花费五百万两，算上零头五百多万两，单辽东一镇的军费开支就比其他八镇的总和还要多，事实证明，关宁锦防线无与伦比的防御值背后也是以无与伦比的金银堆砌而成的，成绩和付出是成正比的。

王在晋还说过这样一段话：必须要有收复整个辽东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收复广宁；必须要有消灭后金的力量，然后才可以收复整个辽东。不然就是没有意义的战争，打半天还是没有死局，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钱花了可事没办成，对财政造成巨大影响，导致财政困难难以继续支持辽东战事，不可不考虑。

（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不出手则已，但凡出手必要置人于死地。

这就是王在晋的观点，我也不知道是纸上谈兵还是醒世之言，因为历史没有给它付诸实践的机会，但我要说：

王在晋或许不聪明，或许不是“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举世无双，独一无二”，但他不是草包，更不是所谓的“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绿叶衬红花，万绿丛中一点红，大雪压青松，青松长且直正所谓没有比较就看不到差距，看不到差距就没有进步，伟大的历史人物自然需要伟大的历史贡献和历史成就来塑造，能他人所能，能他人所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他们英明睿智，他们与众不同，他们是掌握真理，用对比的手法衬托出这一切，这很正常，但如果因为伟大所以其他人都不能伟大，为了凸显英勇而去和一个弱智智障之类的人比较，就好如郭德纲相声的那句话：

即使赢了也不光彩。

不仅不光彩，还很不厚道。

不是别人都傻了，你就会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