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3节]
作者：温骏轩
编辑：尘埃 / 主播：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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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扬州（7）
在中央之国的地名中，以某一地标辅以方位命名是很常见的方法。如：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广东/广西（这当中的“广”，指的是汉之交州首府“广信”）。既然前面已经重点解读了扬州和东吴政权的核心之地“江东”。“江西”肯定也是不能忽视的，尤其无论哪种理解下的“江西”，都属于汉之扬州的一部分。
与江东甚至江南一名，已经成为历史不同的是，“江西”仍然是中国行政版图中的重要一员。当然，经由之前的解读大家已经清楚了，虽然江东、江西中的江，指向的都是长江，但这两个地缘标签并不是对应关系，出现的年代亦不重叠。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想要对江西的地缘特点做个总结的话，没有比滕王阁序开篇这段话更为精妙的了。
在两汉时期，帝国中央为在扬州西部建制了名为“豫章郡”的行政区，其范围大体与现在的江西省相当。在孙吴政权统治这片土地后，汉之豫章郡被进一步拆分为：豫章、鄱阳、临川、庐陵四个郡。其中位于赣江下游之西，以南昌为政治中心的赣西北部分，继承了“豫章”一名，并在唐朝时被更名为“洪州”。这也是为什么，王勃会有“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一说（“洪都”本意为洪州都督府，今为南昌别称）。
豫章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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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地面上的行政区会与天上的星空相对应，谓之曰“分野”，滕王阁序中所言的“星分翼轸”中，“翼轸”二字所指为两个星宿名，在地面对应的行政区是荆州地区；至于“衡庐”二字，则分别指向的是江西境内的庐山与湖南境内的衡山。
由此看来，在唐人王勃的眼中，豫章之地应该是楚地的一部分。然而熟悉这一千古名篇的人应该知道，王勃接下来还有一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这当中的“牛斗”二字指向的也是两个星宿，在地面对应的却是扬州。
王勃这种同时用“翼轸”和“牛斗”来对应江西区位的描述，让很多研究者产生了困惑，以至于认为他在分野问题上认识不清。事实上，这种描述恰恰准确的反映了江西的“吴头楚尾”地缘位置定位。
用《滕王阁序》中的词句来概括，则是“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文中的“三江五湖”，泛指的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要支流和湖泊。一定要具体对应的话，三江所指的是：湖北境内的“汉江”、湖南境内的“湘江”、江西境内的“赣江”，等三条地处长江中游的一级支流；五湖则泛指位于长江三角洲平原之上，以太湖为核心的诸多湖泊。至于“蛮荆”与“瓯越”，同样用来分指楚地与吴越之地。
吴楚地缘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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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结构中，类似江西这种位于两个重要板块之间，以至于地缘定位有些模糊的情况还有很多。比较典型并为大家所熟知的案例，是欧洲的波兰。
种族属性上被归类为“斯拉夫人”的波兰，地理主体属于“中欧平原”的一部分。而这片位于欧洲中部的平原又名“波德平原”，其西部一直为日耳曼民族所据。在德国成为耳曼人的代表强势崛起，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近亲——俄国人，又同样表现强势的情况下，波兰不幸的成为了两大势力之间的缓冲之地。在德、波、俄三者之间没有山脉充当地理屏障，只能以大河为界的情况下，波兰的国家边界更是在这种尴尬的定位之下，几经变迁。
波兰的这种悲剧地缘政治地位，并没有在江西身上呈现。尽管历史上曾几度成为长江中、下游两大强势地区的相争之地，但在长江本身为主战场的情况下，各方的争夺点主要是在鄱阳湖口及其周边地区。
控制鄱阳湖口的意义，并不在它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理分割点，而是因为它是整个鄱阳湖水系的出口。无论是由顺流而下的荆楚政权，还是溯江而上的江东政权，谁能够拿下鄱阳湖口，谁就能够溯鄱阳湖水系的各条支流，顺势拿下这个中间之地。并在这场长江争夺战中占据主动。
在赤壁之战前，鄱阳湖口及整个豫章郡，已经成为了孙吴政权的控制地。，周瑜作为孙吴政权最重要的军事将领，便是领军驻守于鄱阳湖口之西的柴桑（今天江西九江），并据此应对刘表和曹操的压力。
在整个三国时代，围绕着这段长江枢纽，还发生过很多历史故事。只是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江西地区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地缘稳定性。从它的行政边界上，便能够看出这一点。
一个板块的行政边界并不总是与自然边界相契合。尤其是顶层设计师们，在“山川形便”原则之外，常常还会刻意加入“犬牙交错”的设计，以避免治下的行政区过于彰显地缘独立性。
相较之下，无论是汉朝所建制的“豫章郡”还是当下的“江西省”，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都堪称完美。事隔两千多年的两个行政区，行政边界都与鄱阳湖水系的天然边界高度重合。以当下的地理、行政结构来说，整个鄱阳湖水系的流域面积为162225平方公里，其在江西省的部分占比就高达96.6%（江西省面积为166946平方公里）。
鄱阳湖流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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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鄱阳湖的存在，纵横于江西的水系更应该被称之为“赣江水系”。值得关注的是，与太湖恒久不变的形状相比，鄱阳湖的形状一直处在变化当中。不仅历史形态与当下有很大的区别，每年丰水季与枯水季的湖域面积，亦有很大的变化。
近年来，在三峡大坝对长江中下游水量影响日深的背景下，这一变化显得愈发的明显。以至于几乎逢枯水季，都有枯水成陆的湖底变身成“鄱阳湖草原”的新闻见诸报端。
无论是历史变迁还是季节性变迁，影响鄱阳湖面积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两点：一是鄱阳湖作为赣江的终端湖，超过16万平方公里的流域面积，使之注定要比不用承担此功能的太湖，有着更多的变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地势。当我们把视角抬高，会发现这片身处长江之南的鄱阳湖地区，并非是这个枢纽点位置上的唯一湖盆。
在长江北岸，同样存在一个行政上归于湖北、安徽两省的湖盆。在这个带状湖盆中，当下还存在有：龙感湖、龙湖、大官湖、黄湖、泊湖等湖泊（主要位于安徽境内）
大别山及东、西江南丘陵的存在，是造成这一地理结构的根本原因。作为江淮地区的地理西界，大别山在长江水道的形成上，同样做出重大贡献。其与东、西江南丘陵一起，在长江中下游相接之地，摆出了一个 “品”字形结构。
其中大别山与“西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成就了一段西北-东南流向的长江河道，并成为湖北与江西的行政边界；而在大别山与“东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长江则转而由西南向东北方向流淌，并因大部分流淌于安徽境内被冠名为“皖江”。
相比大别山与江南丘陵，尤其是东江南丘陵间的距离，东、西江南丘陵在长江南岸位置上的距离要近得多。你会观察到，鄱阳湖最北边的这段湖体，较之南部要狭窄的多，轮廓上更像是一段被扩张的宽阔河道。
基于位置，我们可以将这段鄱阳湖命名为“北鄱阳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标，能够帮助大家理解“北鄱阳湖”地理定位，那就是属于“西江南丘陵”延伸部分庐山。事实上，正是由于南北纵横约40公里的庐山横亘于此，才让北鄱阳湖地区可供江水扩张的湖盆变得狭长。
由于地势原因，位于大别山南的这两段长江，都是更贴着江南丘陵的山麓在流淌，并在长江两侧，尤其是地势更为开阔的长江与大别山之间蓄积成湖。将时间前推至公元2世纪中的东汉后期，上述江北湖泊还是作为一个整体，并被称之为“彭蠡泽”。
汉.彭蠡泽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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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范围透过东、西江南丘陵的相接之处，一直向南延伸至赣江下游。然而将彭蠡泽视为鄱阳湖的古称并不十分准确。这是因为，这个古老湖泽的主体是在长江北岸的安徽与湖北境内。在江西或者说长江南岸的蓄水范围，仅限于庐山东侧的“北鄱阳湖”。
对于一条江河来说，在途经的低洼之处蓄积出类似彭蠡泽这样的中继湖，是十分正常的地理现象。从功能上说，这些中继湖可以对河流的水量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解。不过它们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彭蠡湖的情况来说，随着江北湖盆的逐渐淤高，彭蠡泽的北部主体在三国时代开始与长江分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湖体在赣江下游，特别是南鄱阳湖地区的被迫扩张。在地质运动（比如地震下沉）及江水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鄱阳湖。
要是再探讨深层次原因的话，上古的彭蠡泽之所以地在三国时代，开始变身为后来的鄱阳湖，本质是因为在庐山以南存在足够大的低地。当赣江之水无法顺利排出，包括长江之水倒灌之时，这块低地就很容易扩张成为新的湖泽。如果东、西江南丘陵是连为一体的话，即使彭蠡泽面积缩小，长江以南也是无法蓄积出新湖的。这片成就鄱阳湖的低地，被称之为“鄱阳湖平原”。
在流域上，鄱阳湖平原对应的是鄱阳湖下游地区。其范围南起江西省新干县，北至长江南岸的湖口县。总面积约39000余平方公里，无论在江西省还是鄱阳湖水系中，面积占比都接近1/4。这样一个大平原，显然注定是整个区域的核心，并会被优先开发。
及至两汉时期，鄱阳湖平原上已经建制了：历陵、海昏、鄱阳、余汗、建城、临汝、鄡阳等县。只是鄱阳湖的这种扩张，势必会对本地区原来的地缘结构进行重塑。比如位于南鄱阳湖地区的古鄡阳县，在成湖之后便从行政版图上消失。公元4世纪初，落葬400余年的海昏侯墓亦因此一度沉入湖底。
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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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与山脉是两个最重要的天然边界。然而海昏侯墓和古鄡阳县的遭遇告诉我们，无论是河流还是湖泊，在承担这一任务上都没有山地靠谱。当然，这反过来也是件好事，最起码人类有机会通过水利工程，对基础地缘要素做一定的改造。
从地理角度看，鄱阳湖平原属于一个面积更为巨大的盆地腹地。以其地缘政治中心为标签为之命名的话，这个盆地可被称之为“南昌盆地”。无论是南昌盆地，还是整个鄱阳湖水系内部，能够产生多少低地，实际取决于这些山地间的距离。从这个角度看，我们需要更这宏观的了解一下，成就江西的那些山地、丘陵，彼此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除了间接为江西和汉之豫章郡，成就北方边界的大别山，直接为鄱阳湖水系作出贡献的山体可以归类为三部分，分别为：武夷山脉、东江南丘陵、西江南丘陵，以及南岭。其中武夷山脉的脉络是最为清晰和连续的。
江西地理位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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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武夷山，处于福建西北与江西交界处（具体为福建武夷山市与江西省铅山县所有）。鄱阳湖平原亦与之相接。；广义的武夷山脉，则指向身处整个闽赣边界，为赣、闽两水充当分水岭的山体。这意味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武夷山其实都是为江西、福建两省所共有。只不过在当下，这个地标更多是为福建所带红。
如果说武夷山的地缘影响力，更多体现在福建方向，那么身处武夷山北面的“东江南丘陵”地带，对江西的贡献就要大得多了。这片山地的地理地缘结构，在前面的内容已经解读过。无论在地理还是行政上，都呈现三分天下的格局（地理上为皖江、鄱阳湖/赣江、钱塘江水系的分水岭，行政上则为浙、皖、赣三省所共有）。
内部多河谷、盆地的地理结构，使“东江南丘陵”地带在每一个方向都留下了广为人知的地缘印记。其中黄山和徽州这两个声名显赫的地标，彰显了安徽在这片丘陵中的存在；富春江、千岛湖、天目山等青山绿水，则为浙江增色不少。
“东江南丘陵”对江西的贡献，更多是在资源上。铜矿和高岭土是“东江南丘陵”对江西的两项重要馈赠。这两项资源，为身处山麓的德兴与景德镇两地，赢得了“铜都”与“瓷都”的美誉。
尤其是后者对高岭土的发现和利用，更是使之影响力上升到了文明高度。所谓“高岭”，是景德镇东北约40公里的一道山岭，同时也是一个村名。狭义的“高岭土”，指向的是这道山岭上所出产的一种洁白细腻，具备良好可塑性和耐火性粘土。这种粘土最著名的用处就是用来烧制瓷器，以至于几乎成为了“瓷土”的代名词（瓷土的英文名kaolin，即为“高岭”二字的音译）。
高岭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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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高岭土并非只产于景德镇地区，亦非唯一能够烧制瓷器的粘土（却是质量最好的）。这种为中国创造世界声誉的粘土，在中国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观音土。
是的，你没有看错，就是那种在灾荒年月，被饥不择食的灾民视为面粉替代品的粘土。可以肯定的是，不管你把这种粘土叫什么名字，也不管它变成瓷器后能够为华夏文明增色多少，其本身都不具备任何营养价值。它食用价值仅仅体现在可以缓解饥饿感，过量食用的话，还会因无法排出而造成死亡。只是对于别无选择的饥民来说，即使了解这些知识也无法改变最终的结果。
然而在三国时代，无论是“东江南丘陵”所出产铜矿还是高岭土，都还没有机会为整个鄱阳湖流域的地缘权重加分。它们的发现和利用，要等于唐宋第二帝国时期。那些有机会开发成农田的河谷低地，才是整个地区的地缘重心。下一节，我们将继承从山形入手，去探究下除了鄱阳湖平原以外，当年深耕于此的东吴政权，究竟还能够在豫章故郡发掘出哪些潜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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