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追溯到十年前的2010年，一名纪录片导演扛着摄像机记录着湘西南的边陲小镇上一群尘肺病患者的现实悲剧。在中国大陆之上，饱受尘肺病折磨的人群高达900万，每年尘肺病给国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这些都已演变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牵涉着是一个又一个家庭成为悲剧。尘肺病所带来的痛苦与折磨除了患者，无人得知。这几乎无可治愈的病情，让他们遭受着粉尘慢慢蚕食肺内的氧气，肺部功能衰弱而枯竭。这一切的源由是现实生活的无情压迫，身处贫脊的农村之中，为了养家糊口惟有偷偷进山采矿，而形成的恶性循环便是一边挖矿赚钱，一边却要去承担高昂治疗费用，因没有员工医保的身份，漫长的日子里只能认命等死。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导演蒋能杰看到了这群被城市化抛弃的苦难人，也看到了中国社会之下对尘肺病患者的漠视，所以他用十年的时间去记录下尘肺病患者的真实故事。

    ＂作为创作者，我的任务基本完成，公益题材，只有传播才有价值，才能更好发声＂导演蒋能杰用镜头记录述说着他的故事，故事的核心便是用影像的语言去呼吁社会公众去关注社会底层的尘肺病患者，这个无力改变现状的社会群体，这个无法安置的社会群体，他用摄像机替社会记录着、关注着这个群体。正如蒋能杰导演所说，保持愤怒，保持清醒，要去行动，为社会底层群众发声，做自己能做的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位属于自己的光。即便作为一名独立电影创作者，无法得到影片公映的机会，他也用自己笨拙的方式发出一条条私信，用现实社会下个体的命运去唤起大众的共鸣。在纪录片之中导演用自己创作的尖锐目光与犀利的现实题材相结合，向观众展示了一幅社会之下尘肺病患者黯然的社会现状。以现实的原罪刺痛着观者的内心，牢牢牵动着观者去重视这一社会群体的心，更完成了他创作者的为公益发声的初衷。

                            超越现实题材的情感表达

    现实主义题材电影从30年代的意大利兴起，一批罗西里尼为代表的电影人为发起者，以现实社会生活为标志，批判社会黑暗现状，用简单的电影语言，还原着最本真的世界，但一路走来却不太受观众喜爱。著名导演戚健曾经说过：＂我们想更关注宏观的社会问题，而不是一种灰色的自我表达。＂在蒋能杰导演的影片中用真实的记录式摄影风格，完成着对现实主义题材的诠释，严酷的社会现实体现在矿工的生活贫困。但导演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却远远超越于现实题材的意义，导演以现实题材为喻体，抒发着对尘肺病这一底层群体的关心，以随处可见的农村事例诠释着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影片中矿工生活的脏乱的衣着面貌、浓烈的地方方言导演都未曾改动过，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让观众看到尘肺病这一群体的悲哀人生。世界上远远不止诗和远方的风景，其实在你我所看不到的角落有的是无数人想活着的渴望，想活着，成为他们最大的奢望。这也正是导演想通过现实题材所给我们传达的心声。

                            独具匠心的场景设计

    ‘一部好的电影永远也离不开创作者用心设计的镜头场景’。在拍摄如此类型的一部电影前导演明白该用怎样的场景去打动人心，调动观众情绪点的起伏，所以才让观众对这部影片称赞不绝。在影片《矿夫，马工，尘肺病》中，导演多使用跟镜头或移镜头来展现赶路与劳作时的状态，乡间贫脊的小道上，夜色尚在，矿夫与马赶着路，平淡的述说着他人的逝世，似乎在这样的环境下，生与死最为常态，不加修饰的场景安排也往往带来了更为憾动人心的力量。在影片中，当扶贫的广播以画外音的形式传出来的时候，女孩的父亲扶着栏杆艰难的往上爬，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赤裸裸的展现在观众眼前，机位的俯拍视角，更让他显得格外渺小，好像社会之下生命可有可无。在最后一场戏中，导演选择用固定镜头完成对亲人逝世，哀嚎不断的叙述，在将下葬时，众人围着馆材下跪哭泣，无尽的悲伤溢出场景之外，述说着尘肺病患者生命的短暂与悲哀，重重的感染着观众应该去关注这一群体的情绪。

    安德烈·巴赞曾经说过：＂电影是生活的渐近线＂。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讲述，不止是单纯的复制与粘贴。这部影片于我个人而言，应该多加入蒙太奇的运用与剪辑技巧，才能使主题思想立体化深化发展，用剪辑创造新的创新表达，让电影来源于生活而远高于生活。对于影片节奏的把握应当精确有度，拍摄部分的时间应掌握恰当，在观众厌倦点时给予新奇的起伏变化，用简单事件的记录去震憾人心，

使影片的情感表达得到集中的体现，更具人文关怀与艺术价值。

    大千世界之下，像尘肺病患者的群体无处不在，他们遍布在农村各个角落，在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日，农村的发展显得格外艰难，笼罩在幸福之下的城市似乎看不见悲惨的农村，农村被淹没在现代化的洪波之中，城市的眼里满是诗和远方，却不知农村眼里只有活着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