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孙传庭，后人有一句通用的说法：“传庭死，明朝亡”，他是大明朝最后的希望。

这个希望的破灭，其实是被崇祯自己掐灭的。

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和卢象升相似的是，史书上说他“性沉毅，多筹略”，是个性格内向多谋的人物。他也是在天启年间就入京为官，担任过吏部主事，魏忠贤当权时，孙传庭干脆辞官回家，此后十多年一直在家闲住。崇祯年间农民军大起，清军入寇不断，与孙传庭交好的京中陕西、山西籍官员不断有人举荐孙传庭出山，于是崇祯八年，孙传庭得到启用，先调为顺天知府，次年又擢升为陕西巡抚。而当时的他，面对的状况，甚至比卢象升早期还困难，此时的陕西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更严重的是，卢象升早期练兵，崇祯尚能保障物资军饷。到孙传庭这里，却穷的叮当，最多只给十万两白银，其他要啥都没有。但孙传庭很淡定，只给朝廷提一个要求：不给钱我认了，但我要干什么，朝廷也别管。

孙传庭要干的，其实就是俩事：筹饷，练兵。到任后先通过强力手段，收回大量军屯土地，部队有了保障，然后恩威并施，逼迫陕西当地的大户与富商分担军饷。硬是从这些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身上，源源不断的敲出银子。上上下下的权贵，也就给得罪个遍。但孙传庭却不怕，因为他手中也练出了一支强兵：秦军。比起卢象升有充足时间练兵，孙传庭干脆在实战中锻炼：他的兵源主要来自陕西北部，多是“兵户”家庭的子弟，当地民风尚武凶悍，战斗力本身不差，孙传庭到任后严明纪律，保障军饷，上上下下士气大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凶悍的秦兵，从饷银到粮食，大多都依靠孙传庭收回的军屯以及陕西当地富户的供应，极少让朝廷买单。性价比极高。

有了这样一支性价比极高的军队，孙传庭大展拳脚，崇祯九年七月，孙传庭经过数战，多次击败农民军高迎祥部，终在子午谷设伏，将高迎祥部全歼。高迎祥，这个一度是明末农民起义最强领袖的“闯王”束手就擒。崇祯十一年一月，孙传庭率部在陕西宝鸡击败农民军，并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陕西潼关重创李自成，打得李自成只带8人仓皇逃窜。孙传庭乘胜追击，又南进河南，在河南灵宝大败农民军“十三家联军”。眼见就要取得全胜，又是那个坑死卢象升的杨嗣昌，向崇祯提出“招安”，结果张献忠等农民军残部被招安，彻底全歼农民军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杨嗣昌之所以和孙传庭过不去，也是因为“路线问题”。作为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剿灭农民军计划，孙传庭同意这一方略，却坚决反对借此方略增兵加饷。对“招安”的农民军，孙传庭更不放心，建议留部队在当地监视，以防他们造反。就这俩事，把杨嗣昌给惹怒了。

崇祯十一年的清军入寇事件里，孙传庭也奉命入京救援，但杨嗣昌怕他立功，竟严令不许孙传庭部出战，战后又主张将孙传庭本人调离，留孙传庭的部队拱卫京城。如此“下山摘桃子”，把孙传庭气得急火攻心，竟致耳聋，但灾祸还没完，得病的孙传庭请求告假，崇祯竟认为孙传庭在推卸责任，一纸诏书把孙传庭下狱。

就在孙传庭下牢狱期间，诚如孙传庭所预料的，农民起义叛而复起，当年因杨嗣昌阻挠而逃生的张献忠部再次扯旗造反，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恶果也凸显，被租税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纷纷响应，李自成也再次出山，声势浩大。崇祯十五年五月，李自成横扫河南，二围开封，明王朝岌岌可危，无奈之下，崇祯只得再次启用孙传庭。

但此时，孙传庭苦心打造的精锐秦兵，已多被裁撤解散，重回陕西的他，手中只有1万多新招募士兵，毫无作战经验。面对如此烂摊子，孙传庭尽心竭力，死守潼关，他认为，只要潼关不丢，保住陕西，明王朝就能保住平定农民起义的机会。但崇祯却瞎指挥，是年五月，崇祯连发诏书，催促孙传庭进兵。带着这支毫无作战经验的军队，孙传庭在河南遭到败仗，不得不退回陕西。他深知李自成下一步的目标必定是入陕，因此在潼关整顿城防，制造火器，意图坚守。然而崇祯十六年五月，明王朝再次严令孙传庭主动出击，和李自成决战，明知必死的孙传庭，开始了他人生最后一战，八月十二日，在襄城之战中，面对李自成的50万大军，孙传庭再度战败，全军覆没下，孙传庭单骑冲入敌阵，壮烈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