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巷给我留下了太多的记忆，经常想起，光影流转于脑海笔端，我甚至会怀疑自己在过度消费彼时的时光与记忆。
可尽管如此，我仍乐此不疲。
我写过常青电影院门口发生的故事一二，也讲过常青巷里的美食二三，可前前后后终归觉着不够透彻，于是便有了今日的洋洋洒洒。
权当是幼稚的缅怀罢！
大概95，96年左右，我搬到了常青巷，对于巷口的那家电影院，也愈发迷恋。那时县城的电影市场相当繁荣，每个月基本上会有十多部的排片。每到月底，售票窗口的旁边便会挂出一张手写的海报，上面用行楷工工整整的写着下个月的排片，倘若有进口片或是国产大片，也会特别用红色的油彩标出，当然，票价也会相对贵一些，基本上普通国产片的票价是一块五，进口片三元，如果赶上《泰坦尼克号》这样的片子，价格也必定是水涨船高，五、六左右，票量充足，没有黄牛，故也不会高的离谱，因为水涨的再高，也阻挡不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
于是我便十分期待每个月月底的到来。出了常青巷，一眼便能看到售票窗口旁边的海报，倘若海报换了颜色，那必定是即将变了月份。每每至此我便背着重重的书包屁颠屁颠跑到海报的下面，先数一数下个月有几部片子，再看一看有几抹红色，最后算一算排片的星期礼拜，一切熟稔于心，而后欢快的奔向学校。那时吃的鱼籽、鸡蛋没有令我记住简单的算式汉字，却反而把长长短短的电影名称记个烂熟通透。而那些片名，我会在心中反复捉摸，久而久之还练就了一番通过片名来臆想猜测电影情节的神通，当然，不过是那年月的孩子无聊透顶发神经的产物。
每个月的月初最令人兴奋，原因很简单——新片上映了。
那时的电影院没有购票厅，没有LED屏幕，除了进口大片，也很少有电影宣传海报。于是电影院不知从何处弄来一个（或几个）神人，他们或是把小海报上的图画临摹到两三米高的绘板上，或是直接把电影中的主演描画到售票窗口上方的宣传栏中。绘画手法不限，或写实或抽象，意境各有千秋，看上去又简洁明了。偶有宣传画会配上几句宣传语，如：“彩色遮幅故事片XXX”，“好莱坞最新大片XXX”，虽然直白，但却直接。当巩俐的头像出现在影院的上方时，人们便知道几天过后张艺谋的电影就要上映了；当“好莱坞”三个大字席卷所有宣传版时，没过几日外星人、肌肉男、机枪核弹大灾难便要登陆县城了；当“请一定带着手帕前来观看”的字样出现时，人们未及观影便已自我催眠到热泪盈眶。
影院每天的排片量不多，周一至周五一般是每天三场，上午九点，下午两点，晚上七点各一场。一般来讲，上午和下午的场次是为寒暑假闲散小学生准备的，这小小的县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所谓手机电脑倒不能说是罕有，但对于我们来说其也必属于“天外飞仙”之流。学校在每个寒暑假之前都会发给我们学生票，当然并非免费，大概是一元一张，交十元钱可以领到十五张，按照电影院一个月十部左右的排片量计算，这些票刚好可以让我们看一个半月——也就是一个假期的电影。那时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电影院和学校之间存在着什么秘密的交易或者不可告人的古怪，单纯的想着只要有电影看就好，哪怕是学校强制我们买上十块钱的电影票。
我们很快乐。
电影院的早场和午场比较安静，售票处的喇叭一般也不会发出什么声响。你只要拿着票，在检票员的面前晃一晃，即可入场。电影院门前的广场上确实是有一位卖五香瓜子的老奶奶，只不过早场的时候她一般不出现，许是正在家中炒着五香。
待到下午场的时候，电影院门前人群便逐渐增多了起来，这里面有吃过午饭打发时间的学生，也有下午逃班的青年，有时赶上《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离开雷锋的日子》这样的影片，还能看到不少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身影。卖五香瓜子的老奶奶也出现了，只不过她坐在影院门前不吆喝，就看着这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的观众。来买五香瓜子的一般都是逃班儿的青年，五毛钱的毛票儿往装瓜子的竹筐中一放，老奶奶便笑盈盈的舀起一杯瓜子放入纸筒。年轻人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向放映厅走去，老奶奶便又眯起了眼。我最初以为她是在打盹儿或者打发时光，后来才知道她那是在为晚场的疯狂养精蓄锐，妄图再铸五香瓜子的辉煌。
晚场是最热闹的时候了。售票处里的售票员一边从半圆的窗口中接过零钞，一边从票夹上撕下一张一张窄窄的影票，时不时记得找零，嘴里还得用稍显夸张的口吻简述今晚这场电影的故事梗概及燃点爆点泪点尿点，每隔几分钟还要提醒一下观众，别光顾着买瓜子，错过七点。卖瓜子的老奶奶这时候也是火力全开，那一摞纸筒不多时便没有了，于是她就狡猾的开始出售袋装五香瓜子，价格相对较贵，要一块钱一袋，有人急着入场占个好座位，便入了圈套，有的人则精明，撑开衣兜，把那一杯五香瓜子一股脑倒了进去。老奶奶倒也不恼，毕竟五毛和一块，都是赚。
七点过后，电影院门前的人便少了许多，售票处那半圆的窗口里会在七点半准时竖起一块小木板，以示今天的售票工作结束了。可偏偏有人在七点半甚至八点以后过来，无非是迫切的想一睹巩俐或施瓦辛格的风采却又在什么地方耽搁了行程。没问题，放映厅的检票员会示意你不用买票了，然后看似熟络的一把把你拽进去，倘若赶上售票员在白天遇上了顺意的事儿，他还会甩给你一颗烟，让你在烟雾缭绕的黑暗中没头没尾、云山雾罩的敞开了看。
因为他知道，你错过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内容，看了也是白看。
去常青电影院看电影，我一般都是非常准时的。
吃晚饭时，父亲母亲常会聊着白日光景中的新鲜事儿，我也惬意，一边填饱肚子一边听着那些零散的小城小事。不多时，影院的喧闹便乘着夏日的晚风沿着阳台的铁窗溜了进来。父亲母亲便会默契的临时结束饭桌上的话题，貌似低头扒饭实则六只耳朵悄然竖起将窗外种种听得真切。
如若是诸如“彩色惊险枪战片”，“好莱坞科幻大片”等等，父亲便隐隐乱了心神却来了精神，他侧首仔细听着常青电影院的售票员在高音喇叭中夸张介绍的故事梗概，仿佛在脑补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场景，母亲对此倒不是特别受用，便和我聊起学校的欢喜冷暖。
其实我耳朵也早已长草，恨不得端着饭碗把脑袋塞进常青电影院的售票口。
而一旦喇叭里传来诸如“国产故事片”之类的字眼，母亲便起了兴致。父亲对此类影片嗤之以鼻，他看着母亲沉浸在聒噪的故事梗概中便有种“救人于水火，恨铁不成钢”的冲动。父亲随即便放下碗筷，然后貌似义正言辞却实则小心翼翼的低声说着诸如“同样是买票看电影当然要看美国大片”，“一个半小时光家长里短，一个外星怪物也没有，连颗子弹都没打出来”之类等等，边说边用余光瞟着我，意欲笼络一个临时但忠实的拥趸。
我对此倒并不是抱有统一的原则——虽中意爆裂逆天的美式大片，但对于家长里短的故事也并不排斥。对我而言只要能在常青电影院那散发着胶皮味道的海绵座椅上挥霍上一个半小时的时光，便是一件欣欣然的美事。
通常，晚饭结束后新闻联播开始前，决定便做了出来。如若父亲赢了，他便会迅速套上衣服然后拽着母亲说：“走走，我领你看看好莱坞的施瓦辛格去。”母亲一边面露不悦的说着“外国人都长得一个熊样儿”，一边穿上一件朴素却整洁的衣裳；要是母亲赢了，她就把碗筷拣到厨房那铺着一条条窄窄方砖的台面上，淡然告诉父亲怎样才能把碗筷洗的清洁透亮。父亲挠挠头思忖几秒，便缓缓穿上衣服然后信誓旦旦的说：“咱们看完电影回来我定会刷他娘个通透！”
走出常青巷便是常青电影院，无非一两分钟的路程。这一路经常会遇到父母的熟人朋友，想必也定是奔向常青电影院的一路人。在这短暂的一路上他们会用更短暂的时间互相寒暄一下，而后用相对较长的光景来交流和猜测今天电影的梗概和结局，有时竟起了深深的共鸣，彼此惺惺相惜唏嘘不已，尽管影片结局与他们的慨叹差之千里乘三仍有余。
一般到达影院门口时，小小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方才与父母共同臆想影片桥段的朋友或同事，忽然加了速，一个健步用堵抢眼的气势牢牢堵住售票处的窗口。售票员对此情此景早已见怪不怪，心想一会儿定是又免不了一番撕扯。果然，父亲见朋友替我们买了三张影票后颇为不悦，二话不说亦奔向售票窗口，不多时便气鼓鼓的将四张影票揣进朋友的衣兜，朋友也毫不示弱，变换着各种姿势意欲将影票丢进父亲的口袋中，怎料夏日的夜晚父亲习惯穿着宽松的短裤和舒适的棉背心——统统都是屏蔽了衣兜的行头。最终二人红了脸却没红了眼，只能各自把影票收好准备入场。检票员对大汗淋漓的我们倒是熟络的很，她一边打着趣一边说没关系这剩下的票下次看电影也能用。父亲听罢便将影票塞进了我的手中，为下一次常青电影院之旅埋下希望的种子。
大家纷纷落座，影院的顶棚昏黄的灯泡逐盏点亮。彼时的电影没有贴片广告，等待开场的短暂时光，通常都是用一首接一首的流行歌曲供大家来消磨。如若响起《大花轿》，就有好事者大吼“嘿呦嘿呦嘿”；《月亮代表我的心》，便有人低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大中国》开奏，众人齐唱“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那个“也”字还必须整齐划一的甩一个花腔，有时也会响起《Hotel California》这类英文歌，大家便齐刷刷噼里啪啦的开嗑瓜子以作为回应。
马上七点。
售票员那声嘶力竭的声音透过破了音的老旧喇叭传出来，宛如耄耋老人站在百年危楼的天台一般令人胆颤心悬，这安逸的夏夜也被这嘈杂的声波和廉价的霓虹搞得吵闹与杂乱。但没有人觉着不妥，因为常青电影院的风格便是如此，
我称其为一种小城独有的“风骨”，也未尝不可。
转眼二十年过去了，电影银幕，座椅小食依然在这个城市存在，影城光影闪烁华丽夸张之势相比往昔亦不可同日而语，我已能看懂银幕上发生的所有故事，却总会在电影的某个时间节点昏昏欲睡。
小城变大了，常青电影院的招牌却早已消失。
也许常青的同义词，就是不朽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