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既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

                    ——蔡元培

上面这段话出自《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说》，是1917年蔡元培先生的演说作品，距离今天刚好一百年。

熟悉历史的朋友应该知道，1917年为民国六年，彼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剧烈变革，政治上还处于强烈的变动期，旧制度与新思潮在社会的每个角落暗流涌动。民主宪政的国家虽已建立，但人们的思想终究难以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尤其是在教育界，读书为做官，当官为发财的想法普遍影响中国的底层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读书人的这种想法其实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国要由延续了五千年的农业社会转向近代工商业社会，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毕竟那个时候的读书人对于工业，科学，法律，政治，哲学，经济，这些近代才出现的词汇的理解还很粗浅，没有办法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自然也想象不到读书除了能够做官以外的其他出路。

没有了科举考试，这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有人就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比如鲁迅，比如胡适。

历史仿佛是一串无限循环的小数……

一百年过去了，当年蔡元培先生的那段关于大学的评述依然掷地有声。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我看来更像是高中应试教育的延续，早已丧失了培养独立人格，塑造自我的初衷。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应该以促进社会发展为目标，学生在中学时代被压抑了多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大学阶段应该被认可并得以释放，老师应该要善于引导，尊重每一个学生的思想，而不是用考试的大棒去恐吓学生。

在大学学习本身就不应该是一种负担，因为多元化的选择和学习对学生而言应该是一种对于自我世界的探索，事实上这应该是一种乐趣。

一百年前的蔡元培先生就在倡导大学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如今一百年后过去了还是难觅踪影。在权力的层层压迫下，大学里的师生还能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可以想象在一个大学有限的行政空间内，如果向上和向四周扩展的通道都被封死，那么老师就只能向权力看齐，学生就只能向市场看齐，这是最典型的体制对教育的异化，这一点在中国的大学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也就无外乎总有人说我们的大学培养出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人要和父辈的历史连接在一起，他的命运才能获得上游来水。

我们这一代人的父辈，虽然早年生活艰难，但也赶上了国家改革调整，阶层上升通道最大的一次开口期，他们的勤劳肯干，奠定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

及至我们这一代人，社会阶层已经基本形成。社会阶级的固化和社会流通渠道的狭窄与硬化，都将会给我们带来空前的压力。

前些天在朋友圈被刷屏的有关社会阶级固化的文章，似乎压迫着每个人的神经，文中的分析可谓有理有据，也非常符合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但是作者忽略了一个读者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活在放下的普通大学生，未来努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究竟怎样才能突破自身的局限，实现对于自身阶层的跨越。

可能是作者觉得这个话题太大，不敢去触碰，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标准答案。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偏向后者，并尝试着给出我的一家之言。

我更愿意相信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需要通过不断获取信息来更新个人对于世界的感知，这个信息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取，也可以通过工作实践，总之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对于信息的掌握搞明白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行的，捋顺自我和世界的关系，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网络，明确自我价值。再次，年轻人在大学阶段要学会向内思考，发现自我，确立自我价值，不要轻易的被主流价值观绑架并进行自我修剪，拥有独立的思想和价值判断是我们干事创业的基础，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我从来不相信毫无理由的坚持能够获得成功，但凡能够坚持到底的人都并非源于对自我强制性约束，而是对自我价值观的笃信。

今天，即便我已经离开校园，踏入职场，仍时常反思，大学究竟给我带来了什么，今天的大学生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究竟该如何解决。有时我会想青年们的苦闷与彷徨是时代所造就的，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突破这种环境的局限，亦或向现实妥协。这样的问题虽然很难回答，但我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思考……

一旦你开始思考，就将面临被思考主宰的人生，思想如同一颗种子，会一点点的长大，并改变你人生，踏上这条虚无之路，是无奈，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