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否认任何名目的优先地位，消解一切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解构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手法、一门艺术，它教人如何在区分之处找到混同，在边缘的位置发现中心。”——引自某处
无意间看到这么一段话，意指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一种“手法”、“艺术”，仿佛只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发现所谓“中心”的手段、工具，解构，应该有着更大的应用领域。甚是不满，遂成此文。
说实话这是篇很难写的文，在利奥塔那篇文里面就深有体会，这种文章根本容不得笔者插入任何一句自己的话。而我一方面出于参考的德里达的传记必须考虑避免把它写成浓缩的“传记”，另一方面在“忠诚”于传记的前提下突出“秘密”时，我又必须考虑在传记的内容中分辨筛选适合的材料。这种游走在传记与“秘密”之间的困境，同时又希图借德里达本人的口说出“秘密”的困难，让人寸步难行。借用德里达的“论敌”拉康的个性理论，希望对这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有所帮助。
“对德里达，秘密是一个重要主题”。他始终是擅长埋藏秘密的：“我热爱秘密，这显然是因为没有归属感。比如，面对一种政治空间，一种不给秘密留下位置的政治空间，我会感到害怕或恐惧。对我，要求每个人将一切置于公共位置，没有内心世界，这马上就是民主向集权的演变。……如果不保留秘密的权利，就等于处在集权空间”。
德里达有一个近乎成癖的特别的“偏执”。“我从未丢掉或毁弃任何东西，哪怕是布尔迪厄或巴里巴尔（Balibar）放在我门口的小纸条……我保存着一切最重要的和似乎最无足轻重的东西。”“最美妙的幻想，就是所有这些纸张、书籍、文章或软盘早已超越我的生命而存在。它们早已是见证。我不断地想到这些，想着谁会在我死后前来，看看譬如这本我在1953年读过的书并发出疑问：‘他为什么在这儿做个记号，又在那儿画个箭头？’这每一张纸片、每一处踪迹的余存的质构萦绕着我”。作为“解构主义”的缔造者，他的这种对个人“踪迹”的偏执，岂不与他的“解构”的大视角相背？在他决定将“杰基”改名“德里达”时曾说：“我选择了一个半假名，它的确同真名很接近，但变得十分法国化和基督教化，而且简单，我这么做必定抹去了比我用两句话能说出来的要多得多的东西”。而这个“假名”恰恰是在出版他《几何学的起源》开始用的。而这部著作是他走上“德里达”的开始。这其中的“分裂”耐人寻味。
当谈到有关传记时哲学家似乎在指示什么。他说：
“我们不再认为一名‘哲学家’的传记只是经验性事件的汇集，只在一种体系之外留下一个签名和一个标记，而只有这体系才供人们进行真正哲学的解读，才被认为是哲学意义上的合理存在”。
“我想听他们（康德、黑格尔或海德格尔）说说他们的性生活。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因为这是他们从不谈论的事。我想听他们说说他们从来不说的东西。为什么哲学家在其作品中表现的如同无性人？为什么他们将私生活从作品中抹去？为什么他们从不提及私事？我并不是说应该拍一部关于黑格尔或海德格尔的色情片。我是想听他们讲述爱情在其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我是少数几个对此（传记）不断提起关注的人之一：我们非常需要（而且需要很好地）重新展示哲学家的生活及其以真实身份介入的社会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黑格尔，弗洛伊德还是尼采，萨特还是布朗肖，等等”。
这三段引文暗示了这样三种含义：其一，传记对于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相较于其思想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其二，德里达以略带调侃的反问其实暗示的是自己不像另外三人，在其作品中是无“私生活”的“无性人”。换言之，德里达想要表示的是生活是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其三，德里达指出对哲学家更为重要的是对其“特别是政治活动”的“重新展示”。也即是说，有时候实际生活的意义更优于思想。种种迹象表明，德里达在其作品以外以隐喻的形式给我们勾勒着一条由其思想到其更宏大的个人生活的解释学轨迹。而这条轨迹才是理解这个哲学家的正常路线。
由此我们明白哲学家如此不厌其烦甚至不惜与自己哲学“内核”相抵触地对个人“传记”进行强调，其用意实质上在于标明一个方向，“对我来说，哲学，或至少学术性的哲学，一直服务于回忆的这一自传性蓝图”，这条以他的哲学理论为钥匙，从而开启他一生所指示的一种更为宏大的“解构”叙事。我把它称之为“德里达的秘密”：解构不是一门所谓艺术，其实是一种最深切的关怀。
杰基与“想象”
想象：通过“镜像阶段”把有意识地、无意识地所知觉到的和想象到的东西记录下来，形成世界的图像。
德里达出生于1930年，在那个以法国为“首都”的国家——阿尔及利亚，“正大张旗鼓庆祝法国征服一百周年”，“我出生于阿尔及尔郊区埃尔—比亚一个已归化的犹太小资产家庭”，“这些年里德里达一家人的关系很紧张，特别是杰基和比他大五岁的哥哥勒内之间。杰基感到哥哥在体育和智力上都比自己优越。”对于这个哥哥，德里达常常感到一种“受伤的嫉妒”。“他无法忍受勒内想要对自己施加权威，特别是他们在许多方面，尤其在政治上意见相左：勒内愿意表明自己的右派立场，而杰基不放过任何机会声明自己是左派”。在德里达之前还有一个叫保罗.莫伊斯的孩子，可惜的是仅三个月大时就夭折了，这件事对敏感的德里达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他在《割礼忏悔录》中写道，他是“珍贵而如此脆弱的闯入者，多余的人，在他人的位置被爱着的埃里”。埃里是他“出生第七日时取的秘密名字”。《克雷米厄法令》使得犹太人的德里达家族“放在隐秘的地位”，使得这个家族的犹太色彩变得极为淡化。他将自己看作“一个变了质的阿尔及利亚人”。在一张寄给米歇尔的照片后面他写道：“瞧，我变成了庞然大物。我同‘自己’再无共同点，我为此而悲哀”。直到他在试图描绘他的自传时说到他的童年，“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对我，也许没有什么伤害不是在某个地方同种族主义和/或反犹主义的经验相关联的”。即使他找到了心爱的妻子玛格丽特，却因她的“异教”身份，“问题的关键在于宗教问题：萨法尔家族同德里达家族一样，认为族内通婚天经地义，有甚于规矩”。
甚至后来到了巴黎，他依然难掩自己在“结构”中的两难境地。他写信给保罗.德.曼：“‘巴黎的舞台’（我这么说是为了简单便捷）和所有让我卷入其中的东西使我疲倦失望——直至绝望，使我无法工作，我梦想着不知何样的割裂、转变、退隐”，对亨利.博肖也说“‘巴黎的舞台’令人窒息——而且虚荣”。最后他不得不做出决定，“为了继续或集中于自己正在尝试做的事，我尤其需要更大的距离和自由，特别是尽可能地退离这个我比任何时候都感陌生的巴黎舞台”。一个重要的原因，如他所说“我十分厌恶共同体，也无法忍受帮派”。这一方面表明了德里达对“共同体”的厌恶，另一方面也预示着他即将开始的“解构”事业。
这些童年阶段或是偶然或是必然对敏感如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留下的影响，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相印证，在德里达个性中对“结构（共同体）”的厌恶与“解构”欲望的萌生具有着决定作用。这种戏剧化的冲突将在现实阶段得以显现。
德里达与“象征”
象征：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所说的“能指者”，它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结构、图腾制度和神话结构一样，是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双元对立关系而构造出来的
在一次对梦的记述中，德里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梦。参加全国政治会议，我发言，控诉所有的人。［同往常一样，我从不与人结盟，而是向四面八方开火——独自一人。让人恐惧的是结盟，是维持结盟的安全感。我对之真正感到恐惧，这让我的孤独毫无英雄气，倒不如说是某种胆怯和懦弱：‘人们赢不了我’——寻找‘逃离结盟’的一边，还有对‘共同体’（communauté）的厌恶。这个词本身就让我作呕。］”出于这样的因素，哲学家需要做些什么。
“我从童年起就能够以固执的沉默来表示反抗，任何折磨都不会使我让步，只要有谁让我觉得配不上我的答复。沉默是我最高、最和平也是最绝对的斗争方式，或表示轻蔑的宣言”。然而直到遇见胡塞尔，他的沉默开始被打破，或许用一个弗洛伊德化的词，“升华”。这就是《几何学的起源》的成书，“他出人意料地将埃蒙德.胡塞尔和詹姆斯.乔伊斯联系起来。他用好几页篇幅将‘胡塞尔追求的单义性（univocation）与乔伊斯广泛的模糊性’进行对比。前者意欲‘系统地将经验语言简化或贫乏化至透明’，后者则在文字中显示出‘在每个语言因子的灵魂里埋葬、积累和混合着的意向的最强大力量’，这文字‘同时在所有语言中穿行，累积其力量，显示其最秘密的和音’”。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前面说过，他用了“德里达”这个名字。为了服务本文，我更倾向于德里达在此开始埋藏秘密的工作。
1965到1966年发表于《批评》的两期刊登的《字母之前的文字》对德里达来说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正是这篇文章，也即后来的《论文字学》一书第一部分的雏形，被后来德里达承认奠定了他研究重心的“子宫”。更为重要的是，这里出现了一个词，他基本上成了德里达的另一个名字，déconstruction，中文译为解构。动词的déconstruction，Littré（利特雷）这样解释：“1.将整体分解成部分。2.语法用词。进行分解。3.自我解构。失去其结构。”在《书写与差异》里，德里达更喜欢这样理解并应用：
“人们一直认为……中心是独一无二的，它构成了结构中的每个东西，而且一方面支配着结构，另一方面却避开了结构。这就是为什么古典思想涉及到结构时能够说，中心是矛盾的，它既在结构之中，又逸出结构之外。中心是整体的中心，然而，因为中心不属于整体（不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则另有中心。这样中心就不是中心了”。“有必要开始考虑：并不存在中心，……中心亦无自然的位置。它不是一个固定的点，而是一种作用，一种不定点（non-locus），在其间一定量的符号替换转入了游戏状态。……超验所指的非在无限地拓展了意义（signification）范围和游戏”。
这就是德里达的工作重心，在后来被福柯怀着迫切的心情等待的“文章中的文章”《丧钟》更是把这种方法运用的淋漓尽致。
“首先，两栏。从上到下被截断，从侧面被剪切：插入，文身，镶嵌。第一次阅读似乎是这样的，两篇文章相互对立，或彼此无关，之间没有交流。在某种方式上，不错，这都是故意的：前文，物体，语言，文体，节奏，法则。一边是辩证法，另一边是银河系，天差地远，效果难以分辨，直到有时令人晕眩”。
这是《丧钟》的排版，但却已经构成了“对传统规范的挑衅性登峰造极”。按德里达的说法，这种“对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巨制的诠释和对热内这样一位出格的诗人——作家的重新书写”其实是“唤醒了一种古老的传统，即页面在其文字整体、诠释及内部边缘中别样的分布，亦即别一种空间，别一种阅读、书写、解释的实践”。
与他在学术中的这一举动相应，不久之后经历了布拉格事件使得德里达开始重新审视或者更恰当地说是面对一些使他无法回避的东西。“对德里达，布拉格事件始终是抹不去的回忆，在某种意义上回应着1942年10月他从本.阿克努中学被逐出的那个阴郁的日子。仿佛他整个一生‘被嵌在两重栅栏——两个沉重的金属禁令之间’：‘无论被逐出学校还是被投入监狱，我一直相信他人有足够的理由指控我’。这次被捕将他很不情愿地置于舞台前景，但这无疑是让他在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暴露自己的事件之一”。不仅如此，让他开始有了法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觉悟，并“向他们致敬”。
作为反击，德里达“用这种（《丧钟》的）方式践行着《论文字学》里的一些命题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命题涉及书籍和文字的线性”，“哲学素材对他而言毫无特权，其他素材亦然：‘文学’，‘戏剧’。身份不明的文本（叙事？传记？歌？诗？）的不确定场域是研究语言文字的场所。然而，解构方法到处同虚构相遇”。写作和政治之间并不分裂，“只有节奏、言论方式、背景的不同”。
雅克-德里达与“现实”
现实：自我想象中的欲望与象征的东西所提出来的善恶原则和行为准则相结合的实在存在的东西。
德里达在谈到旅行对他的意义时，曾把旅行看作是追随他父亲的踪迹，并说：“我会像他那样吗，出于偶然，在用一生反抗他的奴役生活之后？难道我的巡回讲演就是一个被侮辱的父亲的翻版，只不过加以戏剧化，更高雅，更升华？”事实上，他已经给出了答案。“是的，我的书是政治的”。
德里达还在巴黎高师时，遇到过新任国家教育部长勒内.阿比的改革，改革内容其中有一条，跟德里达有直接关系，是大幅缩减哲学课时。这激起了德里达强烈的不满，由他发起并成立的哲学教育研究小组于1975年1月15日正式成立，“德里达拒绝单纯的行会式的防卫。他发起的斗争具有明确的政治性。”斗争的结果是“哈比的改革不再可能，毕业班的哲学教育也将长期得到保护”。这件事对德里达的启示是“讨论过哲学文本的边缘及框架问题之后，德里达认为迫切需要关注这些‘体制的边界’，即教学实践、师生关系、哲学家之间的交流形式和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印记。他就此与一小群同道投身于‘体制解构实践’”。这经常表现为他“对总监察，特别是对教师资格考试评委会，德里达表现出相当大的挑衅性”，他“代表着对体制的独立”。“他无法容忍对体制的顺从超越思想，用规则战胜精神上的严格要求”。
1987年到1988年，对德里达来说是令人难忘的两年。从海德格尔事件到海.曼事件。前者是有缘无份的比肩的大师，因为对其政治立场的争议，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争论，而德里达是为其辩护的一方。后者是德里达的好友，同样因政治因素，同样是德里达为其辩护。这一切似乎都在显现出这样一种趋势，“许多人已远离政治领域，他则愈益直接地面对政治”。就像后来阿兰.巴迪乌对德里达做出的完美总结：“德里达始终忠实于自己的哲学姿态，始终想要解开长久以来形成的对立，‘打散已归类的事件’：‘在犹太/阿拉伯对立中，在巴勒斯坦冲突中，德里达采取了解构二元性的立场’”。不过，“无论怎样，德里达这两年不间断的斗争标志着一个决裂点。随后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联盟，还出现了一个更加平和的德里达。好像为了对指责作出回应，伦理和政治问题很快走向前台”。
在他的解构的领地里。他开始关注曼德拉，赞成他的行为是一种“行动中的解构”；也开始论及神学与宗教问题，谈论他很少提及的他的“出生所能够给予我的最密切的东西：犹太人，阿拉伯人”；他还涉及美学领域，涉足莎士比亚的研究，并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有天成为“莎士比亚专家”；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他还与两名建筑师合作，并且很是为他们的“保守”感到恼火，“我提个建议：在我们的合作中，就当您是梦想家，而我是建筑师和技师。您将是理论家，我来负责实际效果”。这一切并不仅仅是表面现象，尤其在政治方面，正如多米尼克.德.维勒潘对德里达的强调，“德里达的‘方法论’与大量涉足公共领域是相一致的：‘反对前捷克斯洛伐克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或美国监狱制度’。……他反对不公正，反对犹太主义的‘不倦的警惕性’。多米尼克.德.维勒潘总结道：‘您跻身于热爱普世价值的光荣的知识人之列，在伏尔泰、贝尔纳诺斯（Bernanos）、左拉或萨特开启的道路上’。”
对于德里达来说，解构不仅是一种“在其对象考验下的小心审慎的”思考哲学的方式，“拆解，永不摧毁，为了走的更远”，它更是一种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史谱系，分析“其概念、假设、命题，不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而且考问其体制、其社会和政治实践，简言之，考问整个西方的政治文化”。
这大概就是德里达的秘密，这是一种讽刺，他同拉康持不同意见，却只有用拉康的“意见”才能揭示这些秘密。这是“结构”的报复，他终身致力于“解构”，自身却自成结构。不过，就像某神所说，重要的不是认识世界，而是改造世界。以潜结构代替结构的解构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心，给予了“非中心”的因素应有的位置，它是一种最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是对人的最真切关怀。
最后，以德里达似是对自己的谶言的一段话致所有爱德里达的人，那是写给他的阁楼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我把这间阁楼（它给了我，让我，让我登上去，让我居住、工作，将我分割，哄骗我，界定我）称为我的绝顶。
凌绝的，天空之下，我升华之境的工作室和出发点，我接受的分离，我热爱的弃绝，灾难的安宁。已然渴望在此死去。于是，关上拉门。人们尊敬地把我关起来，因为不懂或不能触摸我，为了我所是的和我所可能是的而爱我”。
附：读到结尾，是德里达离我们而去，忽然被深深感动。我想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一类人会像哲学家死的那么美。从几千年前在雅典法庭上坦然陈述的苏格拉底，“已到了我们要分开的时刻了——我将死，而你们还活下去，但也唯有上帝知道我们大家中谁会走向更好的国度”；以及几千年之间的耶稣，“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到几千年后遗赠“微笑，生命，爱”的德里达，“对我微笑吧，就像我会对你们微笑，直到最后。永远热爱生命，不断证实生命的续存……我爱你们，对你们微笑，无论我在何处”。哲学，再一次给了我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