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在“启蒙理性”大潮席卷下，中国文学界处处为一股炽热、躁动、激进的气息所弥漫。阿城的《棋王》无疑是这个时代里的“另类”，它植根于道家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展开了一次“启蒙”之外的叙事，营造出与时代精神大异其趣的一派宁静、平和、悠远的境界。由于《棋王》特定的故事背景，传统的老庄哲学在书中映现为一种当代经验：远离红色风暴，远离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心，凭借恬退自守、以柔克刚的处世之道而得以保全自身。小说主人公“棋王”王一生便是阿城在现代语境中对道家精神倾力张扬的产物。
王一生的生命核心由“吃”与“棋”两部分构成。先来看“吃”。《棋王》里多处经典段落都不吝笔墨地描摹了王一生的“吃相”，在此不一一赘述；从他对“吃”近乎偏执的关注中，透露出的不仅仅是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所滋生的畸形心理，其实质更是一种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理性行为——当小说中的“我”抱怨得不到书籍和电影的精神滋养时，王一生不以为然道：“人要知足，顿顿饱就是福。”在他看来，“书和电影儿这种可有可无的东西”是“超出基准线上的”，“他不会为这些烦闷”。“知足常乐”是道家的主要精神之一；道家主张人应该满足于最低的物质条件，追求多余的欲望将使人丧失自然的本性与人生的自由。王一生身上正体现着这种精神，自觉消灭多余的欲望，把对生活的要求降低到保障基本生存条件的层级上，以此回归生命原始、自然、淳朴的状态。而这种回归又暗示了他对外在世界的纷繁复杂与功利价值的摒弃，这就引出其生命的另一方面——“棋”。
下棋可以说是王一生的精神支柱，也是他赖以逃逸出“社会”的通道与自我构建起的一方心灵天地。他曾说：“何以解不痛快？唯有下象棋”；又说“我迷象棋，一下棋，就什么都忘了。呆在棋里舒服。就是没有棋盘，棋子儿，我在心里就能下，碍谁的事儿啦？”他的生命在象棋中完成了一种价值重估：把目光从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中转投向自我的心灵世界，由“外在的我”回归于“内在的我”，摒弃并超脱了对现世关怀的价值取向，追求回到非价值的状态中个体精神的怡悦。这种怡悦既不会妨碍别人，也不会被别人妨碍，因而正是道家所崇尚的“无待于外”的自得之乐。“无待于外”意味着不受外部世界的扰乱，只有精神从纷杂躁动的现实桎梏中超脱出来，个体心灵才能在自由自适中以一份疏离感来观照外部世界。小说开篇就写道：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当所有人都乱作一团时，王一生却独踞一隅，对周围一切漠然无动于衷，甚至还向我提出“下一盘棋”。外部世界虽然自顾自地喧嚣扰攘，他却能闹中取静，独自保持心灵的宁静平和，而使他的内心与外界隔离开的，正是“下棋”。
王一生醉心下棋，不单是借此摆脱尘纷、愉悦性灵，更把它由一种普通娱乐活动引入了形而上的哲学层面——“道”的层面。他的“棋道”得自一位捡烂纸的民间异人：
“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在化的同时，造成克势。柔不是弱，是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道，也就是棋运之大不可变……棋运不可悖，但每局的势要自己造。棋运和势既有，那可就无所不为了。”
下棋之道即为人处世之道，其中包含了道家顺天随运、以柔克刚、韬晦自守、含锋藏芒等生存智慧。王一生领悟并实践着这种“无为”之道，最终达到了“体道”的最高境界，即“九局连环车轮大战”这一幕大气磅礴而又惊心动魄的场景：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
这是一种游心于玄、得道忘形的境界，一种物我界限消融、主体与客体会通交感、相互泯合的境界，一种遗忘了世界也遗忘了自我存在、惟有生命气息弥漫洇润的境界。虽然它纯粹是某一瞬间产生的直觉性的内在经验，既无法复述也无法与人交流，但凭借着源自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而释放出的感人光彩，却使其给人带来一种触及灵魂的吸引力与震慑力。至此，王一生的“棋道”与“生命之道”的魅力同时达到了高潮，标志着他最终超脱于外在客观世界而回归于内在主观世界，生命在圆融自足之境中实现了自我完成。
王一生这个人物是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映射和积淀，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面对乱世中艰险叵测的命运而不得不寻求的一种自保之道。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体价值，避免被统治者所利用，沦为时代和社会的“工具”，他漠视一切俗世价值，刻意与主流文化、主流政治拉开内心距离，因此得以在权力结构的笼罩下保持其人格独立，超越了统治阶级厘定的社会罗网之外，求得自身心灵的自适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王一生对苦难的体认以及从苦难世界中所作的精神提升，实际上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与价值取向，成为“知青文学”中一个独一无二的形象，一个脱俗的、以卓绝的精神力量超越了时代和环境、在内心寻找到平衡和宁静的典范人物。
历来研究者提到《棋王》时，无不称它是对传统道家哲学的复归，无不把讨论的重心放在主人公王一生身上而忽视了作品的叙事者“我”。其实，“我”不仅仅是王一生的陪衬，在对王一生洋洋洒洒的大段铺叙之中，始终若隐若现地贯穿着“我”的感悟和思考，两者构成的潜在的对应关系显示了在同样命运下两种不同的人生追求。
“我”与王一生最大的区别在于，对“顿顿饱就是福”的知足常乐心理并不能完全接受。除了“吃”的生理需求之外，“我”所期待的还有读书、看电影等精神需求。小说中如此描述“我”感受到的巨大的生命缺失：
“可是我常常烦闷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就那么想看看随便什么一本书呢？电影儿这种东西，灯一亮就全醒过来了，图个什么呢？可我隐隐有一种欲望在心里，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
由此可见，“我”的内心追求着的不是王一生那种道家式的无欲无求，而是一种更为丰富完满的人生，它有赖于一个健全社会本应当为个体提供的物质条件和精神养料。然而，在那物质与精神双重贫瘠、消灭一切欲望的年代里，我能够做的，唯有懵懵懂懂地“烦闷”而已。
“我”不擅象棋，无法像王一生那样找到一个心灵的“避难所”，最初也并不完全认同王一生的生存方式，但随着交往和了解的加深，“我”渐渐开始被他的“棋道”和“生命之道”所吸引，开始重新思考底层民众的生存哲学并重新建构自己的人生观念和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念转换的关键在于对平常人生的肯定。在观看九局连环大战过程中，
“我的心里忽然有一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一张地折书页。”
此时，项羽、刘邦所代表的功业理想已退到了内心的远处，“我”开始意识到，正是那些被历史遮蔽了光芒的“黑脸士兵”、“樵夫”组成了平凡人生的真正本质。而在连环大战之后的小说末尾，“我”临睡前的思考更证明了“我”与王一生已对人生达成了基本一致的认识：
“不做俗人，哪儿会知道这般乐趣？家破人亡，平了头每日荷锄，却自有真人生在里面，识到了，即是幸，即是福。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
“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这是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话往往为论者忽略，实际上点明了全书自始至终在求索着的一个关乎“人”的命题：人如何才能够活得更“像人”？王一生的存在方式未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依靠逃避和忘却或许带来了一己的心灵自由，但它却显然不足以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群体行为。阿城没有将王一生的存在方式理想化，也没有将苦难淡化，将“伤痕”遮盖。一个健全的人本应该拥有的生活，一种有书籍和电影、有理想的、更“像人”的生活，突然被时代与社会的巨手无情剥夺，这何尝不是苦难？而眼见世不可为，只能退避于个体心灵的狭小天地中，以象棋自我排遣，这又何尝不是看不见的“伤痕”？
《棋王》不单纯是一部“寻根”小说，它并没有试图以传统道家哲学来医治一代人的心理创伤，解决一代人的生存难题，而是通过王一生来表现作者认同和向往的一种超脱自适、质朴平实的人生，又通过“我”隐晦地传达了人的价值、理想、欲望在特殊年代里受到贬抑和消灭的悲哀。因此，与其说《棋王》是在寻民族文化的“根”，倒不如说它是对一代人苦难记忆的含蓄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