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砍头的象征意义，东、西方有较大差异。大约是因为中国人自古便注重完整性的特点，一般皇族成员或重要大臣的赐死方式对为白绫或毒药，意在留全尸。而西方则截然相反，对他们来说断头是一种“高贵”的死法。
本书虽名为《人类砍头小史》，实则更多讲的是西方砍头的历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关于“干缩人头”的描述。牛津大学皮特河博物馆陈列着200余颗干缩人头，当参观者看到这些人头时，都会有“很吓人”、“很酷”、“令人作呕”或“十分可怕”的反应。这些干缩人头全部来自于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的热带丛林里和厄瓜多尔及秘鲁的亚马逊低地地区的苏阿尔人。阿苏尔人认为被砍头者汇集在头颅里的灵魂里存在着异乎寻常的力量，而通过某种复杂的仪式后，其头颅里的灵魂力量便会转移到猎头者家人身上，继而保佑转年农作物的丰收。阿苏尔人制作干缩头颅的方法是：先把颅骨及所有的脂肪和肌肉组织与皮分离开来，然后反复填充滚烫的卵石和沙子，直至他只比人的拳头大那么一点点。
而类似的猎头风俗也存在于毛利人中，他们在部落冲突中猎取人头，对猎取的战利品并不是进行干缩处理，而是让颅骨依然在头皮之内加以保存。他们会取出脑髓，用亚麻填充鼻孔和额骨，然后用滚烫的石头埋起来，以便逐渐把它蒸干或腌干。毛利人有纹面的习俗，正是这些人头纹面的“考究和精确”，以及带有螺旋线和漩涡的精美纹理，神似老雕工刻在金银器上的叶饰，让它们成为当时欧洲人的重要收藏品。
战争是人类的罪恶之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役期间，不难找到被展览的人头。在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的一些岛屿上，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关于骷髅或者被砍人头的故事。骷髅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吉祥物，被悬挂在公告牌上，被拴在美国坦克和重型卡车的前面。战争将士兵们笼罩在随时可能“死亡”的阴影里，这种心态，让所有参与其中的人的人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参战的很多士兵都会把日军的头颅或手臂砍下来，并收集敌方死者的牙齿作为纪念品珍藏。战争的单调乏味导致人们把死人的骨骼用于娱乐。士兵们为了打发时间而用刀子削骨头，把它们雕刻成小装饰品，或者在上面刻自己的名字，据说在战场上，最受欢迎的是大腿骨，因为在上面可以镌刻更多文字。据一份法医报告估计，1984年从马里亚纳群岛被送回本国的日本战死者当中，有60%的尸体丢失了头颅。一位日本神父在战后几十年里定期探访硫磺岛，举行纪念死者的仪式，据他报告，很多遗骸的头骨都被人拿走了。可见在战争中，“猎获纪念品”和“战场剥夺”无处不在。
在欧洲古代刑罚系统中，斩首是一个重要事件。在英国，这种刑罚在传统上是专门保留给富人的，似乎由于他们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因此当他们被判死刑的时候，政府方面需要展示同样令人生畏的力量。在很多欧洲国家，斩首被理解为一种可敬的、不那么痛苦和羞辱的死亡方式。但如果追溯的18世纪之前，被斩首者死亡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罪行、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刽子手的技艺。很多罪犯在最终斩首前会被拉直、痛打、焚烧、肢解，或者在轮子上被碾得支离破碎（相关内容在之前推荐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种全新的、更人道的斩首方式——断头台，出现并取代了之前的残忍方式。
我们很难想象，砍头会和艺术创造产生关联。但事实并非如此，西方很多著名的艺术品，特别是美术作品，很多都与砍头有关。19世纪曾盛行一时的制作死亡面具的传统，便是其中之一，死亡面具支持了这样一个观念：死亡的瞬间揭示了最纯粹的主题，一个人不再被对生的关怀所妨碍。从亚伯拉罕•林肯到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从威廉•华兹华斯到詹姆斯•迪安，数不清的作家、政治家、作曲家和名流要人，都在他们死后的几个小时内，让人把一层层石膏浇在他们的脸上，以便让他们面孔的准确印象永久性地留下来。死亡面具提供了这个人的身体痕迹。尽管他们有权声称其真实性没有受到艺术家的影响，但这项工作还是有相当的艺术性。被塑者的脸先要涂上油，然后才覆盖一层层的石膏，每一层只有几毫米厚，敷上并嵌进细线，以便干燥之后可以拿下来，不至于损害印痕。尽可能在死后第一时间着手制作死亡面具被认为至关重要，为的是在血液冷却、五官变硬之前捕捉到最逼真的外貌。除了死亡面具，西方很多著名的油画，也与砍头有关，比如泰奥多尔的油画《被砍下的人头》、卡拉瓦乔的《朱迪思斩首何乐弗尼》等。
人类对头颅的崇拜也是由来已久。比如，为了纪念圣徒奥利弗•普伦基特1681年的死去，主教，红衣主教和教皇骑士，市长和市议会议员，他们全都穿着色彩鲜艳的礼袍。一支管乐队陪伴着他们，本地宗教组织和世俗组织的成员，连同参加纪念活动的朝圣者和公众，他们一路上都举着旗子。稍后，在圣彼得教堂举行弥撒期间，他们与圣奥利弗•普伦基特的头颅并排坐在一起祈祷，这颗头颅保存在一个精工制作的黄铜和玻璃圣坛上。普伦基特的头颅已经有330多年的历史，保存得非常好。他的皮肤呈褐色，很干燥，双眼紧闭而深陷，鼻子被掐过，但头上和下巴上依然有少量毛发，他有一副很好的牙齿，可以从开裂的嘴唇后面看到。在过去，普伦基特头颅的良好状况被视为它的奇迹品质之一，这可能是因为这颗头颅在他刚刚死后便进行了防腐处理，更近一些的时候，圣约翰教堂投入了一些时间和金钱，来维持它修复后的良好状态。
随着人类文明，尤其是医学的发展，头颅已经慢慢失去了之前的象征意义，但一些新的课题也应运而生，比如头颅移植术， 1908年5月，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格思里成功地把一只狗的头移植到另一只狗的颈部底面。他把血管嫁接到一起，这样一来，一只狗的血从另一只狗的头部流过。这颗被移植的头显示出了基本反射：瞳孔收缩，鼻孔抽搐，舌头活动。手术7小时之后，并发症出现，他们对这两只狗实施了安乐死。1971年，在超过十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怀特和他的团队成功地把一只恒河猴的头移植到了另一只被砍头的恒河猴的身体上。手术用了8个小时。当猴子（们）恢复意识的时候，怀特把他的患者（们）描述为“危险，好斗，非常快乐”。移植的猴头（实施了麻醉，好让它感觉不到痛苦）依然有意识，而且很警觉。它满屋子追着人和物跑，它咬人的手指，咀嚼并试图吞下食物。这些，也许预示着人类头颅的移植终会成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