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
这一句写在书籍正文的最后，轻轻巧巧地为这一年历史中，现实背后的纠结与平静之下的暗涌下了结论。黄仁宇，这位以“大历史观”而闻名的史学家，在这本书中，只以一个“无事可记”的年份作为切口，与琐碎中探寻晚明社会的真实面目。
这将死未死的大明帝国，正在它自身背负的悲运中越走越远，有人身陷泥潭而不自知，有人明知大难临头却无路可走。
一本书读罢，除感慨国运外，略有感触。
皇帝——金字塔顶的孤家寡人
封建社会等级分明，如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只是一层层垒起来的不是石块和泥沙，而是几亿人口。最下一层的，是命由天定的佃农和小自耕农，上面有坐拥良田的地主层层垒砌——普通的乡间豪绅、身负功名的官宦小族、庞大的迅速更新的官僚集团，他们按照体量和等级依次向上垒砌，权力渐大，人数减少。
这座巨大的金字塔最顶尖的位置，唯有一人可立，是为皇帝。
他能看见的只有身边寥寥数人，他能够接受的一切信息，都来自大伴（宦官）和京中的高级官员。他的视野是封闭的，他得到的信息是残缺的，也是不对等的。而他的行为经过巨大金字塔迟钝的传导，扭曲成了自己永远不会知道的结果。
当万历皇帝作为幼童时，首辅张居正是他的眼睛，他所见到的节俭明智，背后都是张狂奢侈与矛盾重重。
当万历皇帝成人亲政，朝臣们反张的浪潮袭来，他无力去分辨，下达克制的命令，被官僚系统自动扭曲，使得十年新政一败涂地。
由此想来，君主与官僚系统信息上的不对称，恐怕正是宦官当权的原因。
在高中的历史课本中，明清两代封建君主专制达到新高度，然而在《万历十五年》中，我看见君主专制的枷锁偏偏反制了君主自己。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在帝国系统运行中最大的意义只是对礼仪的遵行。愈发僵死的帝国需要的只是一个稳定执中的君主，泯灭一切性格的特色与人性常有的“阴”。皇帝没有被架空，但极致的掌控也正是真正的反制，皇帝被人供奉在高台上，成为了活着的祖宗。
官僚——被过去拖垮的低效机器
守旧的思想，前代的成规和东方温吞的政治智慧——三者成就了晚明官僚体系的未来。
中国儒家思想以道德为准绳，凭借宗法制的遗存，在已然不合适的现实情况下占据着官僚体系的主流思想位置。
明初时定下的陈规成矩，如短运输的收税制，如重文轻武的政治传统，在百年后的帝国，已然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然而因为习惯，因为传统，因为温水煮青蛙的舒适使大多数人不去思考……他们只能不知不觉地任由过去渐渐拖垮了整个国家。
而作为文官系统的代表——内阁首辅，前任张居正与现任申时行正是两类文官领袖的代表。
张居正锐意改革，他深知这盛世下蕴藏的危机，他改税制，量土地，铸万里长城，立考成法……朝野震荡，被侵犯的既得利益者群情激奋，在张居正夺情后借道德的理由大加指摘。而为了推进改革，张居正的急躁使许多手段不免难看。在伟大目标的指引下，个人的道德与手段似乎不值一提……如果万历新政能够成功，史书对他恐怕又是另一种说法。
而作为后来人的申时行，在张居正的前车之鉴下步步瑟缩，他玩弄着官场上的“阴阳调和”，把握着文官系统的平衡与稳定，他给了官僚们所需要的平稳，最终得到一个“和稀泥”的注脚。
而帝国战车的车轮飞速旋转，步步滑向深渊。
后来，国家危难关头，人们想起那位“旧时宰相”。
然而世间再无张居正。
他曾说：“顾娟流徒烦注于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
很多时候，一个系统内部无法革新，便只能毁灭。
原来破而后立，才是真正的结局。
只是代价昂贵，只是朝代兴亡，百姓皆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