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其后》这本书，其实内心有很多感触，唏嘘不已的同时，也在感叹自己的人生。
这一次，不想多说关于邱妙津（以下简称邱）和赖香吟（以下简称赖）的故事，说的人已经太多，包括我自己。这次，就聊聊《其后》本身吧。
这是一本独白式的作品。赖香吟的写作角度很特别，她并不是以当事人的角度八卦邱的人生，而是从一个逃离者——太宰治所谓的“零馀者”出发，带着忏悔的心，想要得到救赎。
在爱情关系里，不，应该说在这样的爱情关系里，最终的结果只有两种：不是背叛，就是被遗弃。
赖并非“背叛者”，更非“被遗弃者”，她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逃离者”。
然而她的逃离没有结果，没有终点，既没有辩解的可能，亦没有承担的机会，因为斯人已去，一切无从确认。
大多数人总是喜欢听“被遗弃者”的故事，而“背叛者”或“逃离者”的心声，又有谁愿意去理解呢？
我不知道《其后》是否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它的确是一部个性强烈的作品，热情满怀、不可替代。
写作并不难，难的是那些“如此不稳定又如此难以描述的现象”，那些“永远不会以同样方式再出现的独特事件”。
如作者所说，她的确找到了一种语言，并有能力向我们说明发生的一切。即便这是“生手的天真”，也是独特而珍贵的生命体验，它不会再发生第二次。
听读过邱妙津的《蒙马特遗书》或《鳄鱼手记》的人说，在读这本《其后》时，不会觉得陌生。故事重叠交错，场景似曾相识，邱与赖故事的脉络也越发清晰。
然而这本书的焦点并不在于邱妙津，而是以邱作为起点，回溯赖的过去，借邱的故事，撰写赖自己的人生。
“也许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是不可测度的深渊，但是大多数人情愿将其掩埋于日常生活的表面。执意地探究真相恰恰可能把生活毁掉。”
面对自己是危险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逃避。但作为作家，赖只能面对，只能正视，只能怀着那些伤害的故事继续成长下去。
削弱了感觉，或许就不再痛苦，但失去了敏锐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她还如何继续写作？
如同蜥蜴断尾般痛苦，想要忘记，却又不能忘记，想要摆脱，却又无法逃避。因为那伤害的故事对她来说既美丽又丑陋，将一个人最好的可能、最坏的黑影展演到极限，它们已然成为她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一生都难以逃离。
她只能反复叩问，反复书写，反复确认，不仅仅是在确认这份难以表述的感情，更是对自我的深入探究。
《其后》是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自我探求和自我确认历程，内容包括对五月（邱妙津）的点滴回忆、对五月之死的忏悔、心理咨询之后的自我叩问和反思、以及对写作、对生活的新的理解和认识。
回忆、书写、叩问、确认，在文字中，将破碎的自我拾起、梳理并重建。与其说是书写疗愈了赖，不如说是书写重新构建了她。
在现实中飘荡、在精神里奔逃的灵魂，终于找到了一小方属于自己的坚实的绿地。
我想，她终是得到了解脱吧。
生命中的经验，无论痛苦、快乐或是平静，它们都再不会重复，或者说，它们只是生命中一个又一个瞬间，它们无可替代，也不可重返。它们是“你”，又好像不是“你”。
在短暂的人生中，探寻真相和逃离真相，究竟哪一种活法比较好？
答案或许就在我们心中。
谈及文青之死，不将其视为一种隐喻，则总是难免联想到真正的文青及其真实的死亡——无论是在蒙马特以刀刺入心脏留下遗书的五月，还是到西方亲戚家参加露营活动体验度外的东方少年，抑或是在寂寞的游戏中渴望躲藏与消失却不知如何面对自己的司马光，这些“文青之死”何尝不是“灵敏之心与现实一触即碎”？对于内向型创作者来说，时刻面对内心、面对自我，是生命的母题，亦是原罪。以致于有时候难免在自我之外有盲点，这是一种天赋，也是宿命。而当其将生命中某种隐秘的苦痛不断对话与反抗，正如牡蛎含砂育珠，完全可以写出极其细腻且动情的作品，但同时因为这种黑暗的反噬，又必须不断寻求出口才得以生存，因其幽暗的文心正蕴含着毁灭的力量，丰富往往也是一种负担。文青似乎非死不可了。
当然，赖香吟的《文青之死》并非悼亡之作，幸存者的独白已在《其后》言尽。诚如作者所言“九则故事，尽管角色、情节有异，但大抵是内在生命与现实相互牵制或漠视的故事，症状表现为错误的情感，志业的彷徨——多数文青人生正是在这两者病去了大半。”《文青之死》写的实为文青人到中年的哀况。
《在幕间：一则伪评论或伪小说》与其称之为“伪小说”，不如视为局部真实的传记，亦是青春的挽歌。与隐晦不明的青春期相对的，是凝结的心灵与冷峻忧伤的背影，雷与妮亚这同一躯体的两个自我如何不至于坠入忧郁的深渊，尽力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紧张的完美平衡，以后见之明，矛盾、拧巴的自我撕扯带来的痛苦恰恰预示着写作作为疗愈的方法的不可能。挥别青春的迷梦，无处不是清醒的现实。《暮色将至》写从前夫林桑的视角阿君罹患癌症生命弥留之际的境况，阿君的父亲、丈夫无不是被动地走进病房，从不能让人有所指望，却最终在病房里“为女儿、为妻子，为一段他们从来没有负责过的关系收场，送行”，岁月的残忍往往在于即便个体想要拒绝成长与责任，反而是被岁月与现实冷酷而无余地地拒绝，徒劳一场。《约会》则跨度到老年人被漠视的情欲，年轻时错过的情感竟然在暮年是因为医院日复一日的照看而有了相濡以沫的温情。
然而，文青人到中年的哀况并非总是如此具有传奇性的，反之是平淡，无可避免地应对日常生活种种繁琐、俗腻、反复、顽固。《天竺鼠》里苏菲不得不承认，日常生活才是根本现实，“无论喜不喜欢注定无法踢开的现实，每个人出生、入学、兵役、结婚、离婚、死亡，一生在户籍里不过被誊写成制式几个字，日常生活却是每天每天都充满疑难杂症。”颇有“短的是人生，长的是磨难”的韵味。其实，文青并非被中年的现实杀死，相反，近乎自戕。
文青之死所指代的是内在生命的消亡。作为理想主义者，或言之或多或少还保有理想主义的人，是不免要感到抑郁与痛苦的，尤其是面对理想与现实的落差。这种基于事实的表述自然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但总会好奇是否有解决之道，或者不免会要寻求对此的阐释。如果意识到置身于荒谬尚不足以形容的世界，并且无可逃离，然而无法割舍所在乎的道义与价值，那么难言的却可以彼此确认的痛苦几乎成为一种宿命。某些灵敏之心恰恰无可忍受厚着脸皮铁着心肠以便无伤度日，忧郁是精神底色。“人生点点滴滴埋藏着忧郁的种子，只要不至于使它发芽，不至于魔豆般瞬间爆长，人生或可走到尽头。”然而为了规避伤害，潜意识地自我规训，灵敏之心逐渐钝化，直至泯然众人，何尝不悲哀、不惋惜呢？
我想，每个理想主义者都不免要或多或少经历某一时刻或时间段的精神危机，可能是暴烈的，也可能悄无声息，但无论如何内在的肌理总会因为精神危机而被深刻地改变，至于如何妥善处理精神危机，人皆有异，这是自己的功课了，无可逃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