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立林
梁漱溟先生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无法忽略的人物。从梁漱溟先生切入了解近现代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由梁漱溟先生认识儒学和中国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之能够亲近儒学，正是受到梁漱溟、钱宾四、冯友兰诸先生著述的接引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梁漱溟先生是我学思道路上的引路人。大学一年级时，受到学长的指点，先买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二版的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简史》，读了马上就被吸引住了。到了大二的时候，接触到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文字读起来不如冯著畅白，但是反复咀嚼之后，感觉梁先生的思考力之大，深受震撼。梁先生的文字非常有个性，耐读。梁先生对中国文化那种深切的关怀，尤其令我赞佩。身处五四反传统狂飙之中，能够挺身而出，“替释家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可谓具有极大勇气，极大自信。这种道德的勇气贯穿于梁先生一生，未尝少歇。再后来读到美国学者艾恺先生的《最后的儒家》。这样的研究性传记作品，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梁先生。我们这一代人读书，都是先受五四传统的影响，从小在教科书里读鲁迅，学着鲁迅的强调写作文，从五四先贤那里得到的对中国文化的印象自然多是负面的。一旦有从正面来谈论中国文化者，自然颇感惊异，终于明白思想界原来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在新文化派内部也有极大的张力和分歧，比如胡适之和鲁迅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进路。进而更觉知到并不是所有鲁迅、五四的对立面都是反动的。从此，我越来越亲近文化保守主义群体，逐渐“发现”了钱宾四、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王国维、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等前辈学者，在图书馆翻阅他们的书，我从这些学者的著述和人格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唤起了我对中国文化的巨大信念。目前寒斋已经收集齐全已出版的这些先生的全集、文集等，根据自我规划划，对学衡派、新儒家诸贤的研究将会是我未来的重要学术领域。我之所以感受到文化保守主义群体的巨大价值，一方面是出于对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命运的关切，他们的“挺身而出”，使得中华文脉得以不绝，厥功至伟；另一方面是他们对民族文化那种“温情与敬意”又不失平允的态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近十几年来，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方兴未艾，但是不管是官方、学界还是民间，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对孔子，还有太多的成见、误解。研究儒学的人，就有责任进行“正本清源”的工作。“替孔子说个明白”，至今仍是值得继续担负的使命。
梁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极其深刻，现在读来仍然具有极大启示。尽管我们未必完全同意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所有观点，但却无法绕开梁先生的思考而进行再思考。因此，当我准备在“泰山学者青年专家”的五年任期内举办系列以新儒家为主题的洙泗论坛时，林存光老师就建议第一次研讨会就以梁漱溟为主题。我对此深表赞同，当即决定2017年5月举行第一次洙泗论坛即以“梁漱溟与孔学重光——追随梁漱溟”为题目。这个会议得到了学界前辈和同辈好友的支持，尤其是很多年轻的朋友投稿参会，令我格外振奋。业师郭齐勇先生因故未能与会，但是他提交了论文，并且慨允了我进行访谈的要求。郭老师是国内最早研究梁漱溟哲学的学人之一，他和梁先生的交往令我们后辈向往不已。杭州的邓新文老师带着他几位弟子与会，邓老师和他的学生门都学习梁先生茹素，而且对梁先生的佛学思想多有体悟和研析，令人敬佩。梁钦元先生，作为梁先生的裔孙亲临论坛，讲述了他对梁先生的理解。他作为家人后辈的解说，是我们学者所无法替代的视角。尤其令人兴奋的是，在廖晓义老师的亲自关怀下，我们获得了梁先生长子陪宽先生的视频贺词，在会场上播放之后，大家都颇受鼓舞。同时感谢来自全国各地的旧雨新知，各位“梁粉”，让我深感“德不孤，必有邻”。感谢我的同门及门弟子们的无私奉献，使得会议得以圆满举行。这本集子所收的就是会议的大部分论文。2018年是梁先生逝世30周年，也是我进入不惑之年的开始。本来希望能够用这本《梁漱溟与孔学重光》的集子做个纪念，但是由于客观原因未克及时出版，少有遗憾，不过，我们对梁先生的“敬意”不曾少减，对梁先生的“追随”不会改变。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济先生临终前这一“大哉问”，直接刺激了梁漱溟先生一生的思考，也逼迫着我们后人不断地为此而继续思考。
“追随梁漱溟”而思考，将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这个不断思考的过程，是“接着”思考，而不是“照着”思考。我相信，我们都会在这样的学思历程中获益、更加成熟。
2019年4月18日于逸民小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