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生以来，从来都没有那么备受煎熬，包括去年我妈被诊断为乳腺恶性肿瘤前后：去接诊断证明的战栗，面对复杂治疗方案的恐惧，巨大经济压力的沉重，对妈妈生命不可掌控的无力。如今，妈妈的病情已好转，她宛如后山一株刚强的翠竹，暴风雪压顶，她倔强地挺起身躯，抖落身上的积雪，顽强地直立。妈妈熬过来了，那么还有什么比妈妈的病痛让我更受煎熬呢？
对的，是我爸。
我边择菜边唱歌时，接到我妈的这通不幸的消息。她在电话里故意装得很镇静地跟我说：“人这一生，活着真没多大意思。”我知道我妈话里有话，忙问:“怎么了?”“你爸的病可能比我的更严重，今天我们去了县人民医院……”妈妈语气平静，连颤音也没有，但我揣摩着电话另一头的妈妈是心神不宁的。我的心是颤抖的，如果找一面镜子在我的身前，镜子里一定是张惊惶失措的脸。
看惯了生死的我妈，在电话那端的语气和语速平淡无奇:“B超单上写着左肺占位性病变，医生怕我不懂，说是怀疑长了瘤子。你爸手腕痛了两个月才去医院的，莫不是淋巴转移了?最近几天，你爸吃蔬菜都反胃，呕吐。如果真是这样，最多是半年的客。”我妈根据县人民医院的诊断结果，我爸的反应，以及她自身的经验臆断。
“B超或许检查有误，医生给开了CT单，说要作进一步检查。上午下班了，下午再去预约。”
“妈，你先别着急。CT检查结果出来了再作打算。”我安慰我妈，随后便挂断了电话。我把妈妈的话仔细过滤了一番，心一下子堵住了，透不过气，眼泪汪汪地坠落。
去年，妈妈检查身体出了问题后，我动员弟弟齐劝爸爸戒烟，烟好说歹说是戒了，但爸爸死活不愿意去医院做体检。他生怕身体出问题，出了问题，不但得戒烟，还得戒酒。烟酒是爸爸的命，对爸爸来说，吸烟喝酒比吃饭重要得多。不吞云吐雾，不觥筹交错，生命就了无生趣。我以为爸爸戒了烟后就万事大吉了，心里一遍遍翻腾，自责和懊悔挟持着我，一顿饭菜心不在焉地做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心思嚼两口。
“为什么不在爸爸戒烟时硬拉他去医院做检查?就算是连推带拽也要拖他去。爸爸戒断烟有八九个月了一一如果真是那种病一一早几个月断然会有更大的希望。
虽然，自我出生以来，我与爸爸的父女关系都不甚亲密。但他始终是我父亲，是我生命中最亲近的男性。脑海里突然蹦出我二十岁患宫血时，经期来了一个月的那桩往事。当时无知者无畏，现在想来都簌簌发抖。灌进去三十多剂中药后，停经就不来了。医生开了黄体酮后月经来了，一来就是山崩地裂，波涛汹涌。十几分钟换一块姨妈巾。我当时觉得我身上的血可能快要掏空了，快要死了。是半夜里，我妈唤醒我爸，在银白的月色中，我爸骑着摩托车载着我和妈敲开医生家的门。
记忆落在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上，泪又簌簌地下。
妈妈生病近一年的时间，一日三餐全赖爸爸照顾。听病友们说患“癌”要多吃鸭，爸爸特地为妈妈养了四十多只水鸭，三十多只鸡。高价买来，自己再喂养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才吃。鸡鸭的食物除了野草，就是苞谷、吃不完的蔬菜、稻谷，、剩饭，一粒饲料也没喂过。
爸爸是电黄鳝和泥鳅的高手。爸爸的打鱼机简单，好用。一个装着36安电瓶的白酒壶，山上砍来两根大拇指粗的细竹，一条四五米长的电线，一个小网，弄一根粗铁丝，电线分别固定在小电瓶的正负两极，很快，一个简易打鱼机便制成了。打鱼机出去，在农田里或是渠沟里转悠一两个小时，爸爸回来时，灰褐色的泥鳅和黄鳝在鱼篓里蹿动，一过秤，足有两三斤重，幸运时，有四五斤。听说野生泥鳅和黄鳝最是补血。这些一般人弄不到，或者是懒得去弄的罕物，忌口森严的我妈几乎是天天吃的。
如果我爸病倒了，我妈怎么办呢？事后，我妈跟我说，假如你爸也得了那恶病，那我只得跟着他去死。前脚一个，后脚一个。不病死，也得生生地急死。
“妈妈，你怎么啦？你的眼睛红了。”八岁的女儿穗穗好奇地问从厨房走出的我。
我吸溜着鼻子，手背抹了下眼睛，故意装得若无其事:“没什么呢！”
下午，我拨通妈妈的电话，问需不需要我去医院。妈妈说不用，CT预约的时间是后天下午。现在医生怀疑我爸的左肺长了瘤子，我和家人有点方寸大乱，成了一群惊弓之鸟。我尽量克制住心中的恐慌，不敢多想，只能等待检查结果。恐惧、担忧，还有眼泪并不会因为我的克制而走远，它们如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攥住我的大脑，企图全盘操控着我的思维。
我只有分散注意力，心里才不会那么难受。但注意力是不能分散的，如果怀疑变成确诊，作为爸爸唯一的女儿，他唯一的儿子——我弟又不在家，照顾家里的重任自然全部落在我肩上，为了不生后悔，我得提前做些准备才行。
县人民医院的技术和设备，判断治疗重病，我是不放心的。第二天，早晨八点前我就守在手机旁，“掌上湘雅”APP 是八点准时放号的。刚好我妈去湘雅复查的时间也到了。火速给妈妈挂好“乳腺科”的预约号，也才五六分钟的时间，“呼吸内科”的预约号被一抢而空。疫情期间，医院的预约号紧张。真不知，天下的重病，不得不跑大医院治疗的病人为什么就那么多?我颓然地拨通了妈妈的电话。第三天早上八点，我专为爸爸挂号，一开始无论是专家、主任医生，还是普通门诊，每位医生都有号。我想替爸爸找位呼吸科的专家，抢了三分钟，专家的号子没抢到，只能挂主任医生号。主任医师的号也一抢而空，待我去挂普通门诊号时，一个号也没有了。
我父母还这么年轻，才五十多岁，我的祖辈们都活到了八十多。难道父母亲都要这么短命。母亲长吁短叹，自怨自艾，悔不当初，责怪自己在病中对父亲责怪和埋怨，嫁祸太多。
第二天是周日，下午，我姑给我打电话，叫我带上完网课的孩子到楼下的体育馆去打羽毛球。我欣然答应。闷在房子里我的思绪就像一匹野马，拉不住缰绳，不如出去透透气，解解压。
到体育场，我姑的脸色也是沉重的。发球，接球，谈话。话题绕不过我爸，我妈。姑姑的侧重点除了我爸，还有我耄耋之年的奶奶。奶奶只有两个女儿，我妈和我姑，我爸是上门女婿。我父母一齐得病的话，赡养奶奶的胆子就会转落在姑姑肩上，姑姑身体也不是很好。姑姑听我奶奶说，我爸手腕痛，吃蔬菜都吐，加上医生的怀疑。我和姑姑越聊越绝望，越聊越害怕。只得转开话题，聊点愉快的事情。
天湛蓝湛蓝的，空气清新沁人。体育馆场地开阔，我们在绿铁丝网围成长方形的排球场打羽毛球。疫情期间，人少。空旷的天与地立即将笼罩在我和姑姑头上的阴霾一扫而去，顿时豁然开朗。至少，比闷在家，胡思乱想好多了。
好不容易熬到了第三日下午，天压着地，雨如过去老电视的雪花点般飘落，一个个水洼里溅起一朵朵小水花，像鱼儿吐出的气泡。我骑电动车到人民医院，裤腿和衣袖被雨水打湿了一大截，可顾不得那么多，立即打我妈电话，拨了三四遍，都无人接听。
我在放射科和门诊大楼来回寻了好几遍，终于我妈接通了电话。她急呼呼地说忘记戴口罩了，现在正在买口罩，小超市只有防尘口罩。电话里还听见爸爸大嚷催促的声音。我说我特地多带了两只医用口罩给他们备用的。
爸爸看见我，板着脸问：“你来干什么？”“我来陪陪你们。”我陪着笑回答。预约单交给医生后，我问妈妈要看B 超单，一个字也不漏过。“妈，你看这左肺占位性病变打了个‘?’呢,你却说得那么肯定，吓死个人。别担心，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我坐在妈妈身旁轻声安慰。
我爸站在一旁，我细心打量着他，57岁的农村大汉，墨黑粗壮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黑红的脸膛，皱纹却是找不出几条，腰也挺得笔直，说话声音洪亮，一副往日气势凌人的样貌。我悄悄地对我妈说：“你看我爸一点都不比同年人显衰老，不像得重病的人。”
“你爸这几天在家里，还天天晚上唱歌。他是装的，怕我着急。”
等检查结果的时候，怕坐着干着急，我特地让我妈跟我去逛超市，不一会儿，我爸也跟来了。我东一句西一句地扯开话题，待我们仨回到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了。
每次接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妈都故意坐着不动。我提着心，吊着胆去接。这滋味没尝过的人，是理解不了的。妈妈的小肠和盲肠点状糜烂的那次，在广西医科大一附院领检查报告单时，我的声音哆嗦，说不圆话。幸亏那次肠子是虫伤，是一种叫钩虫和芽襄原虫的作怪。年岁渐长，几次三番的，我的胆儿也被吓大了。
妈妈只管凝视我的脸，在我脸上寻找，我的脸是图纸，我妈按图索骥，就可知晓他们的病轻病重。
我在检查单领取处翻到爸爸的名字，心“咯噔”了一下，抽出来纸，瞥了一眼上面的内容，太好了，没有让人触目惊心的“ca”那样恐怖的字眼。
后来仔细过目时，发现单上写着“肺部有少许炎症，肝多发性囊肿。”感觉都不是大问题。趁这次好机会，给医生看结果时，我请求医生给我爸开全身检查的单子。执拗的我爸反复向医生解释：“我手痛，是来看手的。怎么要检查肺，检查肝?”最终爸爸的固执在我和妈妈还有医生的劝说下瓦解。“头痛医头，手痛医手，”这还了得。我妈就是因为手痛难举，检查到了重病。
“爸，你得戒酒了，你看你的肝多发囊肿。”我陪着笑，试探着劝爸爸。
“戒了烟，你们又让我戒酒，那我就要重吸烟。”爸爸板着脸，一副怒不可遏的凶狠相，孩子似的二选一。
老天爷慈悲，只是给我们通个信，提个醒，并不想夺我爸的命。我一家人都成了惊弓之鸟，禁不起吓。而立之后，爸妈岁渐长体渐衰，我才懂得，父母的健康是我们子女最大的福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