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说如果需要上升为经济科学的话，首先就要有一个正确的起点、正确的方向。古典经济学从人类协作分工入手，把握住了探寻自由市场这个正确的基础和方向，这就为经济学说最终可能成为经济科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就如同牛顿学说因为以力的研究为起点才最终导致经典物理学大厦得以构建一样。经济学说如果蹈循重商主义方向，或以历史学派的国家主义为基础，则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科学，只能是贻害人间的谬种流传。

经济学说如果能够上升为经济科学，一定是遵循了科学的认识论方法，从而产生了本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只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才有可能得到科学的理论及其体系。这就如同只有产生了光子的波粒二象性学说就才可能有实物粒子的德布罗意波理论的道理一样。经济学说如果总是从现象到现象，坚持以经验、历史和统计数据的归纳为方法，则经济学说必然永远呈现为一堆支离破碎不成体统的理论乱麻。

门格尔认为经济学知识来源于先验论断和命题，而不是历史现象的简单归纳。经济现象是有规律的，理论的任务是提供超出直接经验以上的认识，建立永久性的、一般性的、普遍性的原则，因而经济学研究只能应用抽象演绎法。古典经济学说之所以能够作为进阶经济科学的基础，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之所以是进阶经济科学的正确方向，就在于古典经济学说认为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经济规律，这种规律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并且同自然规律一样是永恒的不会改变的，而且古典经济理论体系在试图揭示这些规律时确定了只有逻辑演绎的方法才是唯一正确的方法这一原则。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在处于最高位置的认识论方法论层面必然有共同之处，奥地利经济学派开创者门格尔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以非凡的敏锐和和深刻洞察并揭示了这一点。奥地利经济学派在奠基之时，就将学说理论之关注焦点指向了经济学方法论，这就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开启了经济科学殿堂之门。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其他先驱大师们在一个统一的根本的正确起点上，各自对先验演绎的经济科学体系，作出了不同角度的发现、构建和完善工作。

边际革命带来的无与伦比的主观效用价值学说对古典经济体系的劳动价值论给予了彻底的否定和修正，从根基上给予了这个古老体系最完美的修缮，边际分析的方法和范式的引入，更是给予了经济理论研究的肌体中注入了鲜血及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个类似于牛顿完成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的伟大机遇中，经济科学原本或者说理应像自然科学一样在万众瞩目中如火燎原般地诞生、成长和壮大，但历史和现实却往往并非如人们情愿般地那样发展。边际革命三杰之一的瓦尔拉斯一头扎进了用数学工具揭示人类活动规律的执迷之中，完全扭曲了边际革命所产生的意义；杰文斯则是创新动力不足，坐失了成为社会经济领域的牛顿的机遇；雄心勃勃的马歇尔则完全不得要领，构筑出一个八面玲珑的体系，却忽视了科学的根本。这些响当当的该领域里的杰出人物或佼佼者，吸引了人们足够的注意力，于是本该有的经济科学盛宴就这样流产了。经济科学只是以一种不见经传的某个学派群体的样貌，以一种春雨潜入夜的姿态悄然诞生，至今不被众人所知晓。

为什么可以说奥地利经济学派并非是一个普通的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学说学派有不同地位的特殊学派体系，凭什么能够说经济科学已经立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体系之中了呢？当一门科学理论体系一旦成型并完备之后，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对该领域中的一切过去、现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学说、理论中的谬误，都构成了无形的自动的批判，而且也能抵御以后可能产生的各种谬误的进攻。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理论体系在经济学领域中，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地位态势。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体系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就是基础牢固，无懈可击的。它的整个体系发展至今因体系全面而解释力广泛、因概念周延而理论兼容性强，因逻辑严谨而自洽缜密，它批判了重商主义、历史主义和凯恩斯主义，批判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比如对眼下“大数据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的谬误，在奥地利学派范式的分析下就是不堪一击的。

但这并非是说奥地利学派一定要与其他的学派为敌，奥地利学派理论体系与其他学说学派理论体系的关系并非是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修正、完善、补充或提升的关系。当然，那些很出格的非主流的怪诞学说则要另当别论，比如历史学派、马克思学说和当今所谓的“行为经济学”，这些学说连逻辑尚不能自洽，“理论”二字对它们来说是一种奢华的套装，若欲使用科学体系的方法和结论想不与之对立都很难。其实，很多学说都是因为要对另一种学说进行修正而出现的，比如新古典是对古典的修正，制度学派是对新古典的修正，货币主义是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等等，它们相互之间的确是一种前者对后者的修正关系。但修正的学说未必就能够实现纠偏而达到正确的结果。多数情况往往是修而不正，是以一种错误去对抗另一种错误。比如以“动物精神”或“人都是非理性的”结论去校正“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错误，结果只能是错上加错，错得更离谱。而唯有奥地利经济学派理论体系在探寻创建之初就不是为了只对某一种学说进行修正而产生的，它在一开始就是为自己设立了构建一种经济科学理论体系的目标，并为之奠基了方法论的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