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小说家言:“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治有乱是天道恒定之理。
古人很早就在思考,这其中所蕴藏的道理,为什么久治必定会生乱呢,能不能真正的做到长治久安,能不能“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事实证明,这只能是一个美好而不切实际的愿望,从秦始皇开始就想尽了一切办法,头颅滚滚,法网森森,终究还是无济于事。
李卓吾说:“一治一乱若循环”,有国者就像是一头推磨的驴子,使劲浑身解数,总也绕不出一治一乱的怪圈。
来百度APP畅享高清图片
李贽认为,治乱只是表象,其内核在于文、质二字。“文”代表秩序、礼节、享乐,“质”代表无序、简单、质朴。
当国家草创之时,创业者因为有过艰苦的经历,知道民间百姓的疾苦,所以往往是比较简朴亲民的。
比如刘邦建立汉朝之时,堂堂大汉朝,竟然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找不出来,而将相大臣出行只能乘坐牛车——“天子不能具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这也倒不是他们不想奢侈,而是国家刚刚脱离战乱,百废待兴,实在是没有奢侈的资本。
再加上像刘邦、朱元璋这些创业者,本身都是出身寒微,饱受了人间疾苦,知道老百姓过的是什么生活,所以也不好意思太奢侈。所以他们在位的时候,可以说是宵衣旰食,想尽办法增加国家财富,与民休养生息。
所以,历朝历代的草根创业者,在开国皇帝去世以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所谓“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汉武盛世,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
经过了“盛世”之后的国家,府库充盈,贯朽粟腐,其后世之君可以说是在脂膏堆里长大的,早不知道艰苦为何物。
比如据司马迁记载,在汉景帝、武帝年间,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因为长时间用不到,串铜钱的麻绳都烂断了。仓库里的粮食,多的堆不下,只能堆到外面,因为长时间不食用,很多粮食都腐烂发霉了。
在这种盛世背景下,上到王公大臣,下到地方豪强,无不在想尽办法的享乐,根本不知道底层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晋初石崇和王恺斗富,史书间记录的文字,我们现在读来还是令人发指。
可以说,每个强大的王朝都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社会风气浮华,贵族阶层贪图享乐,贫富差距渐渐拉开,这也就是李卓吾说的“文”。
然而盛极必衰,一个王朝一旦到了这个阶段,其中的贪腐荒淫数不胜数、制无可制,这就预示着国家要走下坡路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的汉朝,在汉武帝时盛极一时,也正是在汉武帝时盛极而衰;历史上的唐朝,在唐玄宗时盛极一时,而唐玄宗险些亡了国,自此唐朝一蹶不振;历史上的清朝,在乾隆皇帝时达到极盛,而老百姓也早已苦不堪言,乾隆一死就有百姓揭竿而起了。
所以经历了盛世的极“文”之后,社会风气将开始进入“质”的阶段,而这个阶段首先是从老百姓开始的。贪墨横行,乱象横生,上行下效,官逼民反,最先感到日子过不下去的,一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
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贫富不均到了极点,社会的不安也就随之产生了。
于是,就开始了新一轮的战乱,老百姓为了寻一条活路,跟着某些潮流揭竿而起。在战乱中,很多过往的繁华都被粉碎,民生更加艰涩,老百姓艰难度日、温饱难求。
造反者忍饥挨饿,也要为公平而奋斗。曾经的那些富人们,往往成为老百姓仇恨的对象,在战乱中首先被驱逐,从而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质”的氛围当中。
乱到了一定程度,治也就来了,国家再次得到了统一,财富利益得到了重新的分配,人们期待的公平终于降临了。
可驴子转了一圈,却又回到了原点,“文”又回来了。
开国的刘邦、朱元璋们,张良、刘伯温们,知道创业的不容易,知道老百姓的不容易,所以衣食朴素,想办法休养生息、与民谋利。
到了他们的儿子、孙子们,那些吃肉都嫌肥的孝子贤孙,早已经不知道老百姓过得是什么日子。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老百姓已经吃不上饭了,他们会说:“吃不上饭,为什么不吃肉丸子呢?”
肉丸子?还特么红烧铁狮子头呢!
庄子曰:“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初创时期官衙精简,老百姓想找官府办事也简单。到大厦将倾之时,机构官僚冗杂,规矩秩序繁多,老百姓反而连个“官”都见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