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如此富含教育真谛的话语，一直以来都深深激励着我这样一个小学教师。因为我也是教育人，也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大师的成长做好铺垫。

        当读完《大师与大学——梅贻琦传》，更加深刻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内涵。

      首先梅贻琦自己就是一个大师。梅贻琦字月涵，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参加考试以全国第六名的成绩成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一所理工学院学成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归国，进入清华学堂担任屋里教师。梅贻琦从私塾里成长，又接受了西式教育，可谓饱读诗书，学贯中西。他自己的学识使他成为大师级的人物。“他来自于儒家，又颇具庄子遗风，当然亦有欧风美雨的浸润，可谓中西文化的一个凝结精华。”但是让他成为大师级人物的主要原因还是他的高洁的人格。翁文灏就这样评价他：“洁身自好，磊落光明，学识渊博，温和实干”。无论是在求学时代，还是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对待家庭，还是对待同事，他都能以一颗宽容之心、平和之心处之，其人品博得了师生、同事、家人的一致好评。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中国学者的完美典型”。在抗战及其艰苦的岁月里他依然坚守“君子固穷，无恒产，有恒心”的人格和信念，等待着光明的到来。

        正是这样一个大师，用自己独特的教育眼光缔造了清华这样一所大学。梅贻琦留学回国在清华任教，于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那时一个特殊的时代，，当时的清华大学内部也是一团糟，梅贻琦的上任真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但是作为一个有教育情怀的教育人，梅先生没有惧怕时势带来的困难，也没有惧怕校园内部的纷争，毅然决然开始了自己的缔造“大大学”的梦想。在任校长的就职演讲中，他就清醒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梦想：“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该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梅校长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达到相生而不害，相制而不克的境界。尤其重视“通识教育”，因为他觉得以单纯的学术或事业追求而言，不具备通才的基础和知识结构，过于专一，很难成为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唯大师始克通专备具，唯大师能启沃未来之大师，此清华精神之所以为大也。”尤其是在八年抗战阶段，他根据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提出在清华大学建立航空等工科，并且积极奔走筹款，建成了比西方的名牌大学的工科更先进的实验室。有人称“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为了建设一流的大学，他对教师的培养也是极为重视的。为了加快师资队伍的建设，他提出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针，制定了教授、助教、教员等一体化的教师聘用方式。鼓励教授们积极深造学习，学校规定凡是连续工作满五年的教授，即可申请从楚国深造。学校给予一半的工资并给一定的补贴。在这样一个学术自由，管理自主的条件下，清华大学很快成长为当时世界上一流的大学。到台湾后，他依然致力于台湾“新竹清华”的建设中。可以说，为了缔造清华大学这样一所“大大学”，梅贻琦先生倾尽了自己毕生的经历，直至生命的终结。

      一位大师，投身与建设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又为社会培养了许多的大师。清华大学在梅贻琦先生执掌校务期间，特别重视学生的培养。他强调体育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体育可以成就高尚的人格，体现在团体精神，急公好义，遵守纪律之中，借团体运动，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此为培养人格的重要手段”。他还极为重视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积极建设学生社团。例如在学校南迁昆明后，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建立了“清华服务社”。学校的教授和师生利用自己的学术能力，“在生活和必需品方面为美军提供服务”，既锻炼了自己的实践能力，又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正是在这样的教育情怀中，在梅校长执掌校务期间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大师级的学生，其代表人物应该是杨振宁、李政道和198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李远哲。试想这该是怎样的成就呢？

      大师已经远去，但是大师的精神却能永远启迪着我们每一个教育人，激励我们在教育的路上为培养大师而努力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