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那天是2013年2月15日，大年初六。
当摩的司机骤然将车子刹住，通知我目的地到了的时候，从他嘴里蹦出的第一句话是：嗬~这酒店还真大。
他的眼神也并没有第一时间转向我，而是抬起头来瞻仰眼前的这座宏伟建筑。或许他一开始并没有想到，除夕过后第六天夜里，自己在从广州开往东莞长安北站一趟末班车的寥寥落客里，捡到一个需要去五星级酒店的乘客。
我是去东莞看望一位朋友。他为一家省级电视台工作，此次专门被从长沙被派遣过来，为的是完成一次例行的采访任务：跟随浩浩荡荡的返工大潮南下，希冀能够在这座产业重镇中寻找些有价值的信息。
为避开春运期间车站里到处是蠕动人体的高峰期，我选择了当天的末班车，车上散落坐着四五人，都跟我一样背着便携式的背包，没有大包小包行李的返工大军。
虽然早在买票时售票窗口的小伙就跟我说末班车是客满即走，但常年跑在这条线上的客运司机，却对每个时间段的客运流量都会有经验上的精准评估。时间点差不多的时候，他深吸一口呷在嘴角的香烟，然后就果断掐掉，上车、关门、发动，缓缓驶出了出发车站。急于返回打工地点讨生活的人们，不会像车里面的几个人一样轻装上阵，更不会选一趟到达时段并不好的末班车。
到达长安北站的时候已近十点，出站口已经成为黑车和摩的竞相拉客的守望地。一位摩的司机找上我问目的地，听完之后他夹杂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喷出一个价码：二十。我上了他的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他不时回头告诉我：过了十二点同一个地方我就得四十了，那些小车子现在都是这个价哩。我只是问他还有多远，他答说：不远，一会就到。
的确不远，他这一路上开得飞快，因为入夜后行驶得车辆并不多，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行驶过一条尽是夜宵小吃的路，尽管灯光明亮，但能从空椅子的数量看出门庭惨淡。在回乡过年的打工人群重新回到这里之前，这座城镇就像是一具被抽干了血的尸体一样毫无生气。
我给朋友打去电话询问房间号，然后穿过装修得富丽堂皇的酒店大厅，接着伴随电梯里回荡的舒缓音乐上到14楼，当房门被打开之后，如之前的多次见面一样，我俩都并没有显得格外兴奋和见外。
熟练地点燃一根烟，他开始躺卧在那张五星级酒店硕大的床上，跟我讲述这一天多来他的收获：从湖南一路过来的长途客车上，他和负责摄像的同事邂逅了一名90后的“打工妹”，虽然已经在长安跟着自己的亲哥哥呆了两年之久，但这名从怀化农村里走出来的女孩还是逐渐有了不安分的想法，在过年之前辞去了为期两年的流水线上的工作，准备重新找一份“不那么单调”的活儿。刚刚从兄妹俩租住的十平米居所里奔忙回来的两位新闻民工，准备将这几天的镜头就对准这个比我们小不了多少的“新城市人”，记录下她在寻找新活计过程中的点滴。
闲聊中，他顺便用随身携带的电脑给我看了看之前用镜头记录下的女孩，并询问我明天是否愿意一起去拍摄，我欣然答应。
当我带着不可思议的口气，开始谈论起他们出差的标准居然是五星级酒店时，他悠然地吐了一口烟圈，说：“出来的标准都是我定，只要预算管够，发票能回去全部报销就没问题。”这俨然已经成为了他例行的生活习惯。
我的朋友，出身商贾之家，高中与我同桌时虽并不是老师眼中的拔尖学生，但却凭着相貌堂堂和一口标准的播音式普通话去读了播音主持，毕业后先去省级电台干出镜记者，再到省级卫视出镜也算一路顺利。殷实的家庭早已给其添置的住房和用车，免去了同龄人之间必经的顾虑之忧，拥有了一段不错的婚姻和一份不错的工作，生活在四平八稳中前行。这在我的朋友圈中，25岁的他显然已经成为了为数不多的被艳羡对象。对于这自然而然的一切，他也不会另作他想。
那一晚，因为第二天还有拍摄和采访的工作，我们并未像久别再见的老友那样彻谈整夜。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我俩在几瓶啤酒酒精的催眠下，昏昏睡去。
贰
拉开遮住阳光的厚厚窗帘，透过酒店硕大的整体落地窗，从14楼的视角向前平望远方，没有一座建筑能阻挡住视线。向下俯瞰，马路上车辆和行人三三两两，春节气息给这座因为外来打工人口的城镇带来的萧索氛围并未尽快散去。
街道两旁，则是一片低矮稍显破旧的自建房区，这是珠三角地区城中村的标志。常年潮湿不见阳光的握手楼，被楼距空置出来的肮脏而逼仄的小道，遍身脏兮兮眼神呆滞或躺或卧或不紧不慢行走的杂交狗，以及操着湖南话和四川话大声叫骂自家小孩的家庭主妇，都是走在这种建筑群中随处可见的景象。
一家五星级酒店坐落地的马路对面，不到20米的距离外，就是珠三角这颇有特色的建筑群。目及所处，甚至是这一大片的城中村自建房将30多层的酒店高楼包围。我们站立的地方，像是茫茫海面上唯一突出的孤岛。
这种难以理解的街道布局，放在长安镇来说并不算意外。这座行政区域总面积达到97.87平方公里的古老镇区，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以及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实惠，近十年来成为以生产机械五金模具和电子信息产业飞速发展而闻名的重镇。
从70年代“逃港潮”重灾区到如今手工业经济的前沿地带的转变，让长安成为内陆地区讨生活的谋生希望之地。外来人口的涌入，弥补了当地经济生产的人力需求，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剧增之后的生息问题。而这些出自当地人在自家宅基地上建造的自建房，则是那些刚刚外出来此谋求生活改变希望的人们落脚之处。在常住户籍人口4万多人、非户籍人口100多万人的长安镇，这里形成了最原始的社居群落。居住在这里的人是那些被叫做打工仔的谋生者，从老家农村走出来的他们在寻求到命运改变的转折点之前，只能先寄居于此。
这其中，包括昨天晚上我在视频中看见的那个90后女孩，以及长她两岁已经来到长安五年的哥哥。他们俩安居于此的那个十平米的小房间，或许此刻就隐藏在我眼前这片庞大社居群落的某个角落里。
叁
朋友用手机给昨天的女孩打了个电话，向她询问准备什么时候出门去寻找下一个落脚地，电话那头的声音微弱而慵懒，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来电并未做好充足的心理预期，她或许认为昨晚那两个分别扛着摄像机和拿着电视台话筒的人也只是匆匆过客，跟她之前在流水线上所遇见的部分面孔一样，还未等熟识就已经消失了。更不会想到，只是相隔了一晚上的时间，她就即将被动地既定为今天镜头前的主角人物。
朋友挂电话之前说了声“那好吧，我们在XX酒店等你”，然后转头对我说：“收拾东西吧，准备出发，她一会到。”
十几分钟后，朋友的电话响了，女孩说她已经在酒店门口了，正忙着将不需要设备塞进包里的朋友说，要不你上来吧，穿过大堂坐电梯到14楼，我们一起下去。电话最后，他将房间号告诉了她。门铃在五分钟后被摁响，还在检查拍摄设备的朋友让我去开门。
我将房门打开后，看见的是一个略显青涩的面庞，但眼神所迸射出来的光芒却没有这个年龄段应有的色彩。眼前的这个女孩，个子并不高，在生涩脸孔下，是一件相当成人化的红色仿皮夹克，发皱的牛仔裤和一双看上去穿起来并不那么顺当的高跟鞋。
可能开门的是陌生人的缘故，她有点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外，或许认为是走错了房间。四目相对，我先用“你好”化解了初次见面的尴尬，而她并未给出回应，仍是怯怯地看着我。
直到朋友在里面说了句“进来吧，那是我朋友，马上收拾好了我们就下去”，她才像放松了警惕似的慢步走进来。行至落地窗边的沙发前时她仍站着，双眼便开始直勾勾地盯着挂在墙上的电视机，虽然里面播放的是体育直播比赛。
“坐吧，别站着。”我说。
她在沙发上坐下了，但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机屏幕，一言不发，我能看出她置身于两个陌生人的尴尬和紧张，尤其还是在一间酒店的房间里。我决定缓和这种不利于沟通的沉闷气氛，便开始趁着摄像来房间与我们会和的间隙，主动开始有一句没一句地搭腔。她对我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有一句答一句，绝不多说一个字。收拾完设备整装待发的朋友，则躺在大床上又点燃了一根烟，换了个比较舒服的姿势。
从有限的问答中，女孩的信息逐渐被拼凑完整。来自湖南怀化农村的她，像大部分同村的同龄人一样，书读到职高便不再继续，因为家中有早已在南方发达城镇“发展”的哥哥，年龄一到伴随着走出农村强烈愿望，外出前往与亲人会和便成为了唯一愿意的选择。
两年前来到长安镇，跟大多数初来乍到的打工者经历相似，因为学历门槛和年龄优势，以及廉价的人力成本，工厂流水线成为她的第一站，那里需要像她一样初出涉世的年轻人。工资按照计件算，进入工厂的头两个月工资被当做押金扣留，正因如此，渴望加班成为了她和工友们最大的愿望。但因为世界经济这两年的日渐式微，作为“世界工厂”的东莞多数工厂也不得不面临倒闭的危机，订单的减少直接威胁的就是以计件工资换取生活资源的流水线年轻工人们。在没有加班的日子里，她只能和在工厂里结交的仅有的几个朋友——并且还是以同乡为前提——去长安镇上压马路，或者去逛廉价的服装批发市场，购买小摊贩上所兜售发光的小配饰。这些小玩意儿，这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女孩儿来说的确是个硬需求。
低廉的工资，加上城镇对年轻群体的消费刺激，两年里能够让她存下来的积蓄几乎没有。工厂流水线的单调乏味和屈指可数的工钱，显然已经超过了她忍受的极限。没有变化，没有转折，从流水线的一头可以直接看到另一头，就像看到了自己的既定命运一样一眼到头。改变，已经是有了两年“工龄”的她所追寻另一个起点的关键词。
学习化妆是她考虑过的梦想，但这似乎不能划入短期的计划之中，因为一笔不菲的培训费用是首先考虑的问题。于是，果断辞了之前流水线工作的她不得已又回到这个曾经一开始走出农村就踏入的地方，一来她坦承只对这里熟悉，也觉得长安不错，虽然有不少一同出来的同乡们已经转战长三角；二来她始终认为这里能够实现自己的那个愿望。一无所长让她一方面害怕再次回到重复不断地流水线操作中去，另一方面也让她开始为这样的自己能够从事什么感到忧虑。她想到了去做销售，无非是首饰精品店收货员、手机通讯店推销员、以及饭店服务员，这些在她看来都远远强于一名不知疲倦永远重复的流水线工人强。她说，这只需要交流和沟通，不需要再多的特殊技能。
她这番言语不多的讲述，很容易与张彤禾在《东莞女工》那本书里关于主人公的只言片语联系起来。她们都是从决定离开家乡的那一刻开始，就面临着行动上同样的主题：不停地出走，从农村走到城镇，从这个工厂走到那个工厂，从旧的岗位走到另一个新的岗位，这些举动并非完全出自在不知所措后的慌乱，这种艰难并且充满冒险的决定，无一都是让她们让自己相信能够在城市里留下来而采取的行动。
如果失败，那么再回到老家的农村便会颜面无光。她们需要的是，一次能够完全改变的机会，像这样的机会也只能在眼前的这座城市遇到。书里面用文字精雕细琢的那个女孩，从文本中跳了出来，跃然身前。
我问她，你认识的同乡之中，有没有最后真混出名堂的？
“没有。”她回答地斩钉截铁，没有丝毫地犹豫，以至于完全没意识到这个答案对自己的残酷性。
我没有时间再将这个问题进行下去。出门之前，我瞥了瞥躺在床上叼着烟的朋友，以及他那刚带着摄像机走进来的同事，环顾一圈之后，终于把最后的问题抛给了她：你理想中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像他们这样过日子吗？
她笑了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拒绝回答我，只是低声说了句“我不知道”，然后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我们准备出发，去拍摄她重新寻找工作的过程。
肆
街上的人并不多，从走出酒店开始，她就成为了摄像机唯一跟踪的角色，甚至一度引来不小的回头率。对此，她也显得不太自然，虽然朋友和摄像多次告诉她，就当是没有摄像机跟着那样该怎样还是怎样，但这样的叮嘱多了，这样的不自然反而倾露得越发明显。
她需要一份销售的工作，于是我们打着一辆车去了乌沙，当地比较热闹的商业区。街头的红色昭示着节日的味道尚未散去，尽管如此，多家商铺的门口也已经挂出了“招工”的牌子。两年以来，经济的不景气让外出打工的人们面临是否还继续留下的考虑，他们要么带着几年下来积攒的继续回到老家做起小生意，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要么将打拼的目光瞄准了与之相比范围更大待遇也更好的长三角经济圈。
人手短缺是长安镇工厂和铺面老板们必须应对的现实问题，幸好有像她一样执意留下来寻找那个转折点的人，解决了一部分燃眉之急。
她就这样在街上走着，我们的镜头和话筒就在后面紧紧跟着。每当遇到一个招工牌上写着“销售导购人员”的时候，她就走进店去，我们也紧随其后，一个不大的铺面里，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小饰品店、手机店、服装店、超市、以及招待所，都被我们用这样的节奏拍进了镜头。
她得到的结果，无一例外都是被拒绝，不是因为人手已经招够婉拒，就是老板在几句简单的问答后了解到她太内向的性格，用一句“要不你改天再来试试”敷衍话筒和镜头。
一个服装店柜台的姑娘在接过她的身份证后摇了摇头，说：“我们这里只招广东本地的，不好意思。”
这些回答，通常都代表着没戏。决心通过一份新的工作来实现转折的她，准备地确实唐突了点，出门的时候背了一个简易的挎包，拿上了那张二代身份证，没有一份简历，甚至没有带上一支笔。她知道在这里找这样的工作，只需要填写一张像简历一样的个人信息表格，商铺也会准备好原子笔，跟当年走进工厂的招工程序并无二致。
这是她两年来的经验之谈。
拍摄途中，为了让新闻看起来有更浓郁的纪录片味道，有时候需要适时适地有个临时台本。当遇到这部分需要纳入新闻采集的镜头，朋友和摄像会上前跟她去仔细描述，这个位置应该带着怎样的表情走过去，以表现出内心的渴望和焦虑；向商家询问是否招工之前应该注意什么问题，怎样的切入可能会收获到更好的戏剧效果。
当走到一座商场门口的招工布告栏前面的时候，摄像的哥们需要她有一个缓缓从玻璃隔窗外边走边向内寻找的镜头，直到看见里面的布告栏之后再从另一端的入口走进去。对于这样的“吩咐”，她并不会拒绝，只是默不作声地去服从。
她从商场里面走了出来，沿着玻璃隔窗将这样的细节“上演”一遍，之后又回到两分钟前她刚刚站立的地方，在近在咫尺的镜头前仔细阅读起布告栏上的招工信息来，看上去就像是一名能看出破绽的演员。
从年前辞工后分分钟都想操控和改变命运的女孩，在实现这个愿望的过程中，仍旧摆脱不了做一回提线木偶的角色。除了被拒绝和被摆弄，她鲜有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时刻。
终于，一家不大的手机通讯店决定对她进一步考察下去。店长递给她一张个人信息表格和一支笔，她比对着自己的身份证，一字一划地在店外临时摆放的电话卡销售桌上开始填写。面貌和蔼的店长甚至还问我们能不能介绍更多的销售人员过来，因为春节之前走掉的人并没有再回来的打算，以男店员为主的导购人员也需要一些女性来中和一下。
朋友拿着话筒的手直摆了摆，说我们不是干这个的。接着话题一转，问：老板，有没有空也来简单说两句？店长呵呵笑了起来，脸上的器官皱成一团：还上电视啊。
这个过程中，摄像机镜头一丝不苟地拍下了女孩写下的一笔一划，哪怕镜头快贴到了脸上，但她似乎没有感觉到这个冷冰冰的设备以及四周开始越聚越拢的围观人群。我瞥了一眼她在期望薪酬一栏写下的数字，2500块。
当朋友将话筒从店长的面前收回来之后，事情就算告一段落了。他们走到女孩前跟他告别，捎带嘱咐性地让她好好工作，然后我们便挥手道别。
我问他，这还会有回访吗？
他说，看情况吧。
整个小片子还缺少一个总结性的记者出镜总结，他们在这个所谓的闹市区找了一个十字路口，比对之后，选择了一个灰暗萧索的远方背景，重新架起摄像机，朋友娴熟地将话筒放在嘴边，一串儿总结词像流水一样从嘴里往外冒出来：因为缺少较高的学历和经验，现在她只能选择从事一些技术性并不强的基础工作……
坐在回程的车上，我问他：完了？他说：完了。回答的语气像流水线上稳扎扎的工人，通过熟练的一系列工序之后推出最后的产品之后，不夹杂任何喜怒哀乐。
这样的语气让我回想起在离开酒店之前朋友和他的同事寄存行李时，不甘心只听到“不知道”的我，又再一次将之前被搪塞的问题扔给女孩后得到的回答——
我压低了声音，问眼前仍然时刻保持拘谨的她：趁着他俩都不在，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想过理想中的生活是怎样的？
即将满22岁的她，并没有过多地陷入思考，而是直接告诉我：我能想到的，只是用目前找到的工作，去给自己讨个好一点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