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袁运甫先生的相关回忆，还停留在2014年。
那年，我连续参加了与袁运甫先生相关的两场展览，一场是“第三条路：袁运甫、袁运生绘画作品展”，另一场是袁运甫暨“清华美术学群”作品邀请展。这两次展览在中国美术界的影响不可小觑，以袁运甫先生为代表的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为我们回顾了一段历史，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现代绘画的记忆和思考。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延续民族传统和推崇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导着中国的主流绘画式样，这类思潮一直影响中国至今。
以袁运甫先生为代表，一批新中国培养起来的艺术家和他们自己的长者及同仁们——黄宾虹、林风眠、吴大羽、张光宇、董希文、卫天霖、庞熏琹、张仃、吴冠中等则提出了完全有别于所谓主流绘画风格的第三条路的思考：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吸收现代文明精髓，创造出有别于前人的、有自己独立思考的、体现时代精神的作品。
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珍贵、最有价值的独立见解和自由思想，同时也是以袁运甫先生为代表的“清华美术学群”的追求。
在清华美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六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在学术思想、人才聚集和艺术创新等各方面走在社会进步的前沿。学院创立伊始，就不断涌现新的思想和作品。从代表新中国新景象的十大建筑，到展示新中国新文化的中国对外博览会；从学术领域“装饰”概念的提出，到倡导“百花齐放”，以首都机场壁画群创作引领思想解放运动；从对“形式与内容”“民族化”问题的探讨到“大美术”“社会公共美术”的当代艺术研究等。这些与时代紧扣的先锋话题，总是让“清华美术学群”在社会进步的波澜中昂首领航，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
“清华美术学群”的先驱们，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有着清晰的判断和主见。这里首开先河的是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张先生就主张艺术与现代传媒积极互动，直接推进艺术的社会化、现代化。为此，他办杂志，做出版，以最时尚的形式来拓展艺术对社会的影响力。在艺术风格上，他将现代、民族、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法巧搭融汇，成就了现代中国艺术真正的先声。他的思想深深影响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张仃和袁运甫先生。
他们将“装饰”作为“现代”的代名词，在那个特别的时代，艰辛地探索着绘画的民族性和独立性，虽然他们的主张和实践没有得到更应该多的关注。
作为“清华美术学群”中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袁运甫先生通过69年的创作实践，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卓越的艺术个体是如何与一个先进的思想群体，乃至一个伟大的时代关联与互动，进而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的。
袁运甫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艺术家。他1949年起即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绘画，1952年随校迁至北京，1954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伊始即受聘任教，由此开启他长达六十余年的执教生涯。
袁运甫先生对于中国美术发展的最主要贡献在于，他通过探索和实践，为当代中国绘画找到了方向。
几十年来，困扰近现代中国画家的一大难题就是中国现代绘画究竟是以西方方式，还是以中国方式来观察、表现对象的态度上。
中西方绘画的差异，最主要表现在西画重对现实世界的表象及内在规律的准确解读，中国艺术重现实世界与艺术家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唯心情感。在今天，这两种艺术方式在这个越来越小的地球里不期而遇，擦出了一连串美艳的火花。许多人提出了各自的对应之法，其中就有“固守说”和“分离说”。而袁运甫先生一直坚信，文化的融合和交结所创作出的新形式，将是每一种成熟之文化线下变革的动力。中国现代艺术更是如此。“有容乃大，‘容’将是我们能否成就一个大过文化观的关键所在。”
袁运甫先生的西画创作始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从科学的光影入手，融合了中国年画、敦煌壁画式的以主观色彩为特征的表现方法，展现了他对中国色彩学的特殊理解和表达，是中国传统色彩审美经验、中国现代生活和西方印象主义绘画的自然融合。他还潜心于水墨、彩墨画的研究。他以墨为基础，彩为载体，将他对西画创作实践中得到的色彩学经验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笔墨技巧和现代艺术的表现方法相结合，展现了风格独特的中国彩墨画艺术，推进了中国现代水墨画艺术的现代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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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运甫先生的艺术生涯中，不同时期留下了不同特点的作品，这些作品有些是为社会之需而创作的，如壁画、雕塑，皆属于公共艺术范畴；有些是抒发个人生命理想的，如水墨荷花、枯笔松柏等；还有些作品与教学相关，如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水粉风景作品，题材多为阳光下的田野、集市、马棚、夏收、秋场，还有参军、婚嫁、上学等，表现出了生机勃勃的新农村景象。从色调和光影上看，袁运甫先生的作品大都是在早上八九点钟开始，他渴望表现阳光，这也许是艺术家的个人选择；而表现阳光下的劳动人民，那才是时代的重大主题。袁运甫先生本能地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如实地表现农村的生活状态，如同人类学者那样一次次地做勤劳的田野调查，使得这些劳动写生在今天看来如此的清新、生动、亲切。
在数十年的水粉风景写生中，阳光是他的快乐，也是劳动人民的快乐，而快乐本是人的一种基因原码，一种本能。“在父亲的画中，我从未见过有设计流行的革命或领袖题材。”袁运甫之子、著名画家袁加说。
其实人人都明白这个世界永远是阳光与阴影同在。清华美院教授包林先生说：“这不禁让我想起两种当代中国文人的类型：林语堂和鲁迅。前者认为不管环境如何变化，快乐与幽默都属于人生，而后者却一生直面人性中的‘阴影’，拿起笔作刀枪，有着厮杀的对立面。我不曾问过袁运甫先生，我想他们这一代经历了‘文革’磨难的人应该最清楚阴影意味着什么，但袁运甫先生自始至终都选择了阳光。他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个具体的形象与阳光邂逅是所产生的魅力，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艺术家的朴素和真诚，这就足够了。”
的确，我们不需要对阴影来自何处作出科学的判断和解释，否则我们的观看毫无审美价值。当年莫奈等人并没有像狄更斯那样去揭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城市贫困化的悲惨状态，杜米埃有关街头革命的漫画艺术在历史上也仅仅是一笔带过。只有那些逃离城市，沉溺于乡村田野写生的印象派画家在今天看来是幸运的，值得反复书写：他们在与阳光和空气对话，他们没有敌人，而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在本质上是利益的较量。因此印象就是印象本身，那些19世纪的艺术家就像闲云野鹤一样，有意不去触及另一种真挚：艺术就是艺术自身，既然存在就得享有尊严，只有自守本体的价值，才可不会沦为理性批判的工具。
袁运甫先生不仅寄情于荷的高洁，也寄情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新天地，他认为艺术应该“成教化，助人伦”，为大多数人服务。我想这种选择一定与他有容乃大的信念有关。
袁运甫先生的彩墨画创作，显示出了他强大的绘画驾驭能力与试图革新传统中国画的强烈诉求。在他的画作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他实践过程中的矛盾与困惑。例如，怎样将西方艺术传统中对具体情境的描绘融入到中国艺术对个人内心情思的关照中去。在这里，袁运甫先生从多个层面，尝试着予以突破。从色彩上，他运用现代色彩学的知识，娴熟地运用冷暖、明度的色彩经验的把握来丰富中国画的表现力。在造型上，用以线造型的手段，去升华对具象情景的描摹而产生的对艺术创造力的制约。另外，最重要的是用心去赞美、捕捉一切美的事物和心性。美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非任何现实政治及经济行为的附庸。袁运甫先生以此来重新界定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即创造性、心性、科学、美，并将这些理念发散到他力所能及的地方去。
袁运甫先生不仅是一位精力过人的架上画家，他还是一位公共艺术家，中国现代壁画艺术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他自20世纪50年代在工艺美院任教时起，即从事壁画专业的教学工作。1973年他为了创作北京饭店巨幅壁画《长江万里图》，曾沿长江万里写生，历时数月。后因“极左”思潮的干扰而仅止于画稿。2012年，《长江万里图》原稿被故宫博物院珍藏，与先贤大家共叙中国绘画的辉煌。40年后的2013年，以当年《长江万里图》为蓝本的新《长江万里图》壁画，终于天随人愿呈现于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大厅。2014年，《长江万里图》作为我国第一幅九连张长卷邮票于9月份在全国发行。
1977年，袁运甫先生曾参加毛主席纪念堂的壁画与装饰艺术创作工作。1979年，他作为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巴山蜀水》的主要创作者之一和重要组织者。首都机场壁画群是1949年以来我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的壁画创作，被视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里程碑。而《巴山蜀水》则是壁画群中最耀眼的一抹，因之也是袁运甫艺术生涯的重要里程碑。近40年来，袁运甫分别为毛主席纪念堂、邓小平故居陈列馆、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全国政协文史馆、最高法院、最高监察院、中华世纪坛、北京地铁、桂林七星公园等地创作大型共工笔画艺术作品，他试图以现代审美精神来改造社会。
自20世纪80年代起，袁运甫先生创作了几十处大型公共艺术作品。从领袖的纪念馆到城市广场；从国家驻外使领馆到国内地方机场、车站、航运楼；从政府机关、部委到大学校园、公园；他用自己的作品践行着艺术为大众服务的宗旨和理想。
上世纪90年代初，袁运甫先生提出了“大美术”的思想。这是他力图以艺术来改造社会、改造国民性的宏愿。这是华夏礼乐文化在当代思想中的艺术传承，是“成教化，助人伦”精神的现代解读。
袁运甫先生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带动并推进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教学和创新。如果说绘画是袁运甫先生的生命，那么教育则是他的使命。他主持期间的装饰艺术系，它曾是全国艺术类莘莘学子们心中最向往的学苑圣地。常年不懈的精英教学为后来改革开放事业中艺术人才的储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袁运甫先生一生的四分之三都与教育相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56年，年仅23岁的袁运甫，进入刚成立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
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招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也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正值壮年的袁运甫也开始为自己的学生安排课程。在全国还在继续延用过去那一套教学体系时，袁运甫先生就开始有意识地做出改变。
“1979年我们上水粉课时，袁先生允许我们用一整张的高丽纸写生，正面画完可以背面画，你可以用线画，也可以用面画，甚至可以用很粗的油画笔像塞尚那样画。此外，他还安排我们去故宫，趴在玻璃柜前临摹青铜器上的纹样。这些课程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可以用开放式的方法进行无边界的艺术尝试，另一方面又可以深入研究和理解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而这些课程，不仅对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对当时的美术界也是有益的。”在2018年1月22日的袁运甫追思座谈会上，他的学生吴晞这样回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记得是一个冬天，布朗先生请了两个模特，还准备了很大的画布，一边放音乐，一边让模特裸体走动，他一边舞蹈一边画，那个画的结果我感觉像杜尚的《楼梯上的裸女》，都是曲线重叠的痕迹。这种艺术教育在其他院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学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现代艺术的教育基地。” 刘巨德回忆到。
那时，袁运甫先生就开始用“大美术观”来摒弃传统学术近亲繁殖的艺术教育旧模式，强调素质教育、通才教育，要求打破专业壁垒。
课堂上，袁运甫先生邀请民间艺人为学生上课，也邀世界名师来讲学，其中有来自台湾的美籍画家姚庆章、刘国松、李茂宗等，还有彼德·思超德、托尼·尼克力、茹斯·高、弗雷德里克·布朗等著名艺术家、教授。
“他将许多西方艺术大师介绍到学院，希望大家拥有一双看世界的眼睛。但他从来不是用西方的教育形式改造中国的艺术教育，而是以此丰富中国的艺术教育。”白明在《国家文房中的玉质笔架山——袁运甫先生》一文中写到。
20世纪90 年代中期，袁运甫先生发现学习艺术专业的同学存在文化知识储备相对不足的状况，就呼吁相关机构开设以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相结合的博士学位学制。1998 年，袁运甫先生开始在全国美术学科中率先招收“公共艺术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作为袁运甫的首位博士，北京大学教授翁剑青向我们分享了袁先生曾经对他的期待：“如果你能考上我的学生，我希望你能好好做一下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我这里不缺艺术家，不缺设计家，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好好研究下艺术史。”翁剑青说，先生跟他说过多次，历史上很多画论的作者都是画家，只有具备那样的理论高度，才能出现有深度的艺术家啊！
而清华美院招收中国第一届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博士生，也成为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的一个事件，标志着我国艺术教育的新开端。
2012年，袁运甫先生以稿费百万捐资助学，学校特设立“清华大学袁运甫艺术奖学励学金”，圆了先生永远为学生服务的心愿。
2017年12月，袁运甫先生与世长辞。他没留下任何遗憾，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中国艺术发展的“第三条路”，他也用尽了一生培养了中国艺术的下一代接班人。感谢袁运甫先生这一生的奉献，以及他留给我们的那些可以流传千古的经典作品。
艺术家简介
袁运甫，1933年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市。1949年至1952年在杭州国立艺专（今中国美术学院）学习。1954年8月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毕业。1956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成立即在该院任教，直至合并清华大学。曾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公共艺术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壁画协会副会长。2012年清华大学设立“清华大学袁运甫艺术奖、励学基金”。并于2013年起，每年向全国艺术院校在校生颁发奖、励学金。
袁运甫壁画作品：北京太庙国家礼器《中华和钟》、人民大会堂壁画《千里江山图》、全国政协壁画《晨曦》、香港厅《荷塘香远》、山东厅壁画《泰山》、中国驻香港特派专员公署大楼壁画《祖国大地》、最高法院大楼壁画《高山仰止》、最高检察院壁画《江山胜揽》、中华世纪坛大厅壁画《中华千秋颂》与环境设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壁画《巴山蜀水》《万里长城》、北京建国饭店壁画《长江万里图》、四川邓小平纪念馆壁画《峰》等。
袁运甫出版了四本论文集《怎样画水粉画》《装饰绘画散论》《袁运甫悟艺集》《有容乃大》。以及《袁运甫画集》《袁运甫线描》《袁运甫彩墨画》《向世界博物馆推荐丛书——袁运甫》等各种画册画集。主编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建院40年来的《艺术设计》《中国当代装饰艺术》《中国现代美术全集》（部分卷目）等重要的学术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