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朱天心的强悍使她更像一个勇士，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

朱天心，祖籍山东临朐。1958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凤山市。父亲朱西宁是随国民党来台的军人，也是出色的小说家。母亲刘慕沙是苗栗客家人，日本文学翻译家。姐姐朱天文是著名作家，也是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

作家阿城谈起朱家：“一门两代三人都是好作家，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我有时在朱家坐着，看着他们老少男女，真是目瞪口呆。如果以为朱家有一股子傲气（他们实在有傲气的本钱），就错了，朴素、幽默、随意、正直，是这一家子的迷人所在。”

朱天心高中就读于台北升学率最高的北一女，后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大学期间，她跟友人合办三三集刊。毕业之后，专事写作。

因不满于被政治人物带节奏，以及本着为弱势群体发声的初心，朱天心曾投身政治，着力于社会建设。

作家阿城评价朱天心：“是阳气的。阳气之难，难在纯阳。朱天心眼里有揉不得沙子的气质，这造成她一种强悍的敏感。敏感并非是阴柔的，所以朱天心的强悍类似玉石。”

朱天心的强悍使她更像一个勇士，有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对待写作，坚持初衷，无欲则刚。对不平之事，大声疾呼，对黑暗现状，奋笔疾书。

这是作家的良知，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感。

02、创作的自由里，一定包含着不写的自由

1977年，19岁的朱天心出版了《击壤歌——北一女三年记》，讲述了一群17岁高中生的生活。

这样一部青春洋溢的小说让朱天心一举成名，出版头五年在台湾销量便达到二三十万册，后多次再版。用她自己的话说，这部小说“卖得像印钞机”。

出版社看到了青春小说的巨大市场，鼓动朱天心继续写作此类题材的小说。但是朱天心对于重复自己毫无兴趣。

她说：“我宁愿冒写不出作品的险，也不愿去写那人人都会写、或前人已写过的重复（因此不免平庸）的作品。”

《击壤歌》出版后，读者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但是朱天心一般都不看、不拆、不回。她的好友杨照说：“她是我认识的作家中最铁石心肠的。”

对于朱天心来说，她也很难想象现在的作者在网络上跟读者互动，就像一个称职的厨师一样，问问做这个菜好不好，并把对方喜欢的元素都放进去，把读者伺候好。

朱天心在写作的时候，尽可能地背向读者，不愿意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也就不会让自己的创作产生波动。

她要做一个坚持主见、并有创见的厨师，从食材开始就自己上山下海地去找寻，寻找自己喜欢的材料，在厨房里做各种研发。

从十几岁执笔写作，至今四十多年，朱天心一直是这样的节奏，想写才写，完全不需要响应任何市场、评论或读者。她说：“我很珍惜我的写作题材能否达到初衷，我会为自己争取这样一个空间。”

朱天心从小看着父亲写作，什么都不为就那样一直写，给她的印象就是创作是不用去市场换回任何一碗饭、一文钱的。这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对待创作的身体力行，日复一日，因而才敢于选择这样一条路。

几十年来，朱天心一直把生活过得跟大学毕业时差不多。

他们一家三口没有自己的房屋，住在父母家的三楼，只有四五十平，女儿每天晚上都要打地铺。朱天心和身为文学评论家、自由写作者的先生唐诺，没有自己的书桌，每天到咖啡馆里写作，多年来，光他们亲眼见证倒闭的咖啡馆就有好几家。

“我尽量让自己过着比较简单的物质生活，来换取不必写作的自由，我想说的是我并非因为懒惰所以写得少，我还是希望作家能够真实认真地去面对种种困惑，不被外界的力量所迷惑，而是按着自己的节奏面对自己的写作。”

很多作家都会在写作当中遇到瓶颈或难关，也许是人生的也许是写作技术上的，可能三五年都写不出东西来。这时出版社在催逼，文学奖在招手，读者在期待，只好回过头去写熟悉的东西，硬着头皮炒冷饭，重复自己。

每个有过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自由对于写作或思索的人是多么重要，身为创作者，一定要勇敢地直面创作中的困境，抵御外界的喧嚣。创作的自由里，一定包含着不写的自由。

03、用手中的笔将外省人丧失的话语权夺回来

朱天心的父亲是1949年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外省人”。在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尽管生活方式有差异，但这种差异不像美国当年的种族问题一样壁垒分明，他们可以正常地交友、结婚、生活。

朱天心从小生活在眷村，那是国民党政府为迁徙至台湾的军人及其眷属兴建的房舍。眷村一般建在市郊边缘，居住的都是外省人的底层，生活非常艰苦。

最初不准许军人在当地结婚，因为随时准备回去，结婚就会有牵扯。韩战之后允许结婚，老兵们年纪都大了，薪水微薄，只能娶到穷人、残疾或者山里的原住民、东南亚新娘。

穷人跟穷人结合的结果通常是永世不得翻身。你可能看到一个五六十岁的外省老兵，在眷村含饴弄孙，其实那是他的儿子。

从眷村出来的孩子一般只有两种出路，要么凭自己的实力读书读出个名堂来，要么就是跑差，比如像邓丽君一样当歌星。

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在台湾政坛变动的时候，被看作是国民党的帮凶，既得利益者。

李登辉主政后不断操弄族群议题，企图以族群为工具打击政敌，解决党内纷争。后来这种操弄逐渐弥漫到了社会上，将那些当初跟着国民党一起来的外省人，打压成加害者、有权势的既得利益者，要求他们把得到的一切还回去。

朱天心年少时所受的教育一直是忠党爱国，因为政治变动，忽然变成了一场笑话，甚至是污点，让她感到很不平，也产生了很大的困惑。

为什么外省人从没有占过任何身份的便宜，却被本省人那么痛恨？还打着民主的旗号，民主怎么会是这样激烈残暴的方式，民主不是应该更宽容、更多元吗？怎么会是“外省人滚回去”这样的排他？

为了解决这个困惑，朱天心找了很多党外杂志、禁书去看，发现原来台湾人也有很多伤心事，他们的生命史、家族史充满各种各样的苦痛。

以前被日本人、后来被外省人压制和剥削。普及国语的时候，那些说了一辈子日语或台语的人，就像失语一样，看不懂电视，听不懂广播，对国民党怎么会感激呢？

通过阅读，朱天心修补了很多台湾学分，开始重新看待自己出生、成长、生活的这片土地。

同时，对于外省人遭受的冤屈和不平，她觉得自己也有义务去发声、去正名，就像那个时代勇敢地记录下本省人遭遇的文章一样，她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为外省人呐喊。

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时期，朱天心写了《想我眷村的兄弟》。后来台湾本土化最热的时候，朱天心又写了《古都》。

当时本省人对外省人的排挤和仇恨愈演愈烈，虽然明知不讨好，她也决心把真相说出来，不让当局者继续丑化外省人，用悖离叙事真相的方式抹黑这个群体，她要用手中的笔将外省人丧失的话语权夺回来。

04、在大家高唱认同的时候，有不认同的自由

朱天心不只一次被问过：“你认为自己是台湾人吗?”当时她的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像空气像家人。可是一旦被贴上“外省人”的标签，别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质疑你。

她说：“容忍各式各样的人、各种语汇、各种追求幸福的方式，这才是我真正认为的理想之地，而不是要呼同一种口号，说同一种声音。”

于是她敢于撰文阐述“不爱台湾的理由”：“我交税、从来不违法，我就可以生活在这里，你管我心里想什么，多爱或多不爱。”

为了争取不被贴标签的自由，在大家都高唱认同的时候，有不认同的自由，朱天心勇敢跳出来，扮演一个吹哨者的角色。

除了用手中的笔去写作、呐喊，朱天心觉得必须要出来多做些什么，因而投身政治活动。她把重心放在台湾的社会建设上，在她看来，政治和政党都是一时，社会才是永久的。

在工作中，朱天心接触到很多边缘又弱势的社会群体。比如台湾有大量外籍劳工，他们没有选票，在法律、社会福利方面的状况都很糟糕。

台湾是很现实的社会，虽然知道他们的处境，也没有一个政治人物愿意帮他们说话。朱天心就很急迫想出一份力，帮他们摇旗呐喊，争取权益。

台湾有一句俚语“狗吠火车”，狗对着火车大叫，但火车还是轰轰然驶过，这是非常徒劳的。

可是朱天心说：“我就不信我的写作不会有一点影响，这是支撑我在写的一个动力。我是一个生命，有感情有想法有个性，有自己对现实的关心。有的人可能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生活在自己的小空间里，但是我不行。”

05、我除了是小说作者外，也是一个公民，有责任发声

在朱天心小的时候，家里就一直在不断地收养流浪动物。童年的照片里，都是妈妈怀抱着猫或狗，旁边是同样怀抱猫狗的朱家姊妹。那些猫狗原本在世间浪荡讨生活，路过然后留下了。

“这与我们好像，我们不也是从哪个乌何有之乡来世间浪荡，被父母收留？”

朱天心长大后，几十年如一日地做着照护流浪动物的工作，结识了很多同道之人，他们倡导“街猫TNR”，即Trap（捕捉）, Neuter（绝育）, Release（置回）。

同时也说服了政府主管部门，取缔现行的“捕捉扑杀”政策，代以TNR。如今台北市已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街区，流浪猫是以绝育取代捕杀的。

很多长年在做TNR的义工都知道，T和N并非最困难的，最难的是R。绝育、除蚤、打狂犬疫苗的流浪猫放回原领域地后，如何能让那些不喜欢或不了解的居民接受？

这看似很简单，但是听听那些人的话吧：

“我可是缴了管理费，它们有缴吗？”

“你们不要喂，它们也会自我了断啊！”

“你们有什么权利要它们活着？”

那些不喜欢、不了解猫的人，不断阻止、甚至羞辱那些义工。有些义工到后来也变成像流浪猫狗或疯子，把自己弄得很边缘，生活都有困难。

看到这些，朱天心感到很难过。她意识到，必须在做TNR外，同时营造猫文化，用文字、形象等让一般市民习惯生活环境中有其他物种族类。

后来，朱天心出了一本散文随笔集《猎人们》，描述了她们一家人与猫共处的生活。作者笔下的猫不是专业卖萌的宠物，而是独立自在的“猎人”。

这本书可以说是全家人合力完成的生活志和生命史。“我意识到自己除了是小说作者外，也是一个公民、台北市民或小区居民，觉得有责任替他们发声。”

06、保护弱势群体，是一个文明人该有的慷慨温暖

朱天心在《猎人们》书前题辞写着：“献给不了解猫和不喜欢猫的人”。

朱天心说：“你可以保持你的不喜欢，可是你不要去断它们的生路。我当然不是期待人人都能喜欢猫、去领养一只猫，而是希望大众能给予在做的人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少一些困难。”

也许有人会疑惑，保护流浪动物真有这么重要急切吗？

朱天心说：“我更愿意正名为‘保护弱势运动’，流浪动物不会说话声张权益，也没有选票，它们真是弱势中的弱势，如骨牌的第一张，整个社会不以生命而以垃圾视之，早晚，我们也会同样对待外劳、独居老人、残疾……各种弱势和少数，但，若守住了第一张骨牌，意即，我们会闻声救苦对待一只流浪猫，怎会不善待其他受苦的物种（包括人族）？”

有一位天津大学的读者给朱天心写信，信中说：“台湾的民主我不羡慕，台湾的富有我也不羡慕，但如你猫书中所言所努力的善待其他物种，那样一个友善包容的地方，是我向往的……”

所以，保护流浪动物不单纯关乎猫狗，正如同关怀非洲饥饿儿童，无关乎爱不爱他们，而是身为一个文明人该有的慷慨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