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和卢梭【上】

伏尔泰全身心投人了反抗教会暴虐的斗争中，在他的晚年，他甚至被迫退出了反抗政治腐败和压迫的斗争。

伏尔泰说，“政治不是我的本行，我总是尽己所能使人变得更智慧和更有尊严。”

他知道政治哲学可以变得很复杂，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一点他深信不疑。

“我厌倦了那些坐在他们自己的阁楼里统治国家的人”,“这些立法者草率地统治世界……他们没法管好自己的妻子或家务,却很享受管理整个世界”。

这些问题不可能通过简单和通用的公式解决，或者将傻瓜和无赖分在一边，我们自己分在另一边的方式解决。

“真理和派别没有关系,”他给沃夫纳格的信中写道,“像你这样的人的职责就是有所偏好，但不排他。”

由于富有，他倾向于保守，就像那些饥饿的人迫切希望改变。

他的灵丹妙药就是广散钱财:财产可以给予人人格尊严，使人自信。

“拥有财产可以使人备感力量。拥有财产的人管理自己的产业肯定比管理别人的要好。”

他对政府的形式不感兴趣，理论上，他倾向于共和制，但是他知道，共和制也有其问题:共和制允许的党派之争，如果不造成内战，至少也会损害国家的统一;这只适合那些被地理环境保护的小国家，那里还没有被财富破坏和腐蚀;总之，“人很少能管好自己”。

共和制最多只是个过渡，是社会的初级形式，来自家庭的统一。

美洲印第安人就生活在部落共和国里，非洲也遍布这样的民主。但是经济地位的差异结束了这种政府平均主义，而这种经济差异又是发展的必然产物。

“哪个更好，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他回答道:“这是个讨论了四千年的问题。问富人，他们希望是贵族制，问大众，他们希望是民主制，只有君主自己希望是君主制。那为什么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君主统治呢?问问老鼠吧，它们提议在猫脖子上挂一个铃铛。”

当有人争辩说君主制是政体的最佳形式时，“还是让马可·奥勒留当君主吧，对穷人而言，被一只狮子吃掉和被一百只老鼠吃掉有什么区别呢?”

同样，伏尔泰对国籍也非常淡然，就像一个四海为家的人，他没有字面意义上的爱国主义。

他说，爱国意味着一个人除了自己的国家之外仇恨其他所有国家。

如果一个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富强，但是又不牺牲他国，他就是一位理性的爱国者和世界公民。

因此，伏尔泰是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他在法国还与英国、普鲁士打仗时，赞美英国文学和普鲁士国王。

他说，只要国家之间存在战争，他们中间就没什么好选的。

他最痛恨的就是战争。

“战争是万恶之首，所有侵略者都会修饰自己的罪行,冠之以正义的头衔。”

“禁止杀人!所有杀人犯都应受到惩罚,除非他们是在号角中大规模地屠杀。”

他写了一篇《关于人的整体思考》,在《哲学辞典》关于“人”的末尾写道:

一个人由籽苗，也就是还在母体内的时候，变为动物状态，也就是婴儿的时候，再变为自己能感受到具有成熟理性的状态，这个过程需要二十年。要认识哪怕是人体结构很小的一部分，也需要三十个世纪。要了解灵魂,则需要永恒的时间。但是,杀掉一个人,只要一瞬间。

那么他是否认为革命是补救之道呢?

不。首先，他不信任民众:“民众根据理性行动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大多数人都急于寻求真理，直到改变使真理变成谬误，他们认识的历史不过是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

“当旧的错误成立时，政治就利用它，让民众把它当作佳肴吞下肚子，直到另一个迷信错误取而代之，政治就从第二个当中获益，正如他们在第一个中获益那样。”

然后又一次,不平等被写进社会结构,只要人还是人，生活还是挣扎，那么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

“那些说人人平等的人，如果他们指的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力、享受自由、拥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么他们就说出了最大的真理。”

但是“平等是世界上最自然也是最异想天开的事:自然是当它仅指权利的时候，不自然是当它企图平分物资和权力的时候”。

“不是所有的公民都是一样的强壮,但是他们可以拥有同等的自由。英国人做到了……自由是指除了法律外不受任何约束。”

这是杜尔哥、孔多塞和米拉波及其他追随伏尔泰的自由分子的观念，他们希望拥有和平的改革。

但不能使被压迫者感到满足，他们更期待的是平等而不是自由，甚至愿意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获得平等。

卢梭代表的是普通民众的声音，对阶级划分十分敏感，这种划分在他看来随处可见，他赞成平均分配。

当大革命落入他的随从马拉和罗伯斯庇尔手中时,平等是有了，自由却上了断头台。

伏尔泰对完全出于想象而建立的新世界乌托邦表示怀疑，但它被立法者推崇。

社会是时间的产物,不是简单的哲学三段论。

当过去被关在门外时，它还会从窗户跳进来。

问题是什么样的改变能消除这个真实世界中的种种痛苦和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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