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主要讨论1960年代的纪录片历史，这个年代的纪录片历史，如同1950年代的纪录片历史，依然头绪繁多。但是没有关系，梳理1960年代的纪录片历史，我们只要抓住一个重要概念即“真实电影”，纷乱的头绪就会变得清晰明了。我曾经在上一章《影视争端》中指出，二战后是电视纪录片兴起的年代，电视纪录片的兴起引发了影视争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到1960年才形成“真实电影”运动。
汉语中所说的“真实电影”，是对二战后西方出现的两种纪录电影即“直接电影”和“真理电影”的统称。“直接电影”是由美国电影团体德鲁小组创立的一个纪录电影流派，“真理电影”是由法国电影导演让·鲁什创立的一个纪录电影流派。在英语中“直接电影”有时被称为“真理电影”，在汉语中“真理电影”有时被翻译为“真实电影”，这种情况导致了理解上的混乱，既有概念方面的混乱，也有翻译方面的混乱。由于“真理电影（cinéma-vérité）”这个名称取自苏联电影导演在1920年代创立的“电影真理报（kino-pravda）”，所以我坚持将之译为“真理电影”。
我可以坚持将cinéma-vérité翻译成“真理电影”，但我不能保证别人也这样翻译，更不能阻止英语学者将direct cinema称为cinéma-vérité（虽然有时也用英语cinema-truth，但是经常直接使用法语）。那么，如何鉴别这两种电影呢？“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相同点与不同点在哪里呢？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巴尔诺在《世界纪录电影史》第5章指出：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只有一个相同点：二者都是从同期录音的实践中产生出来的，而在其他方面是互不相关的。
具体来说，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区别在于：（一）直接电影的纪录电影工作者手持摄影机处于紧张状态，等待非常事件发生，真理电影试图促成非常事件发生；（二）直接电影的艺术家不希望出头露面，真理电影的艺术家往往公开参与影片中的活动；（三）直接电影的艺术家扮演的是不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真理电影的艺术家都担任了挑动者的任务；（四）直接电影作者认为事物的真实可以随时收入摄影机，真理电影是以人为的环境能使隐蔽的真实浮现出来这个论点为依据的。
总体来说，直接电影与真理电影的区别在于：直接电影是“观察型纪录片”，拍摄者不参与拍摄对象的活动；真理电影是“参与型纪录片”，拍摄者参与拍摄对象的活动。问题在于，拍摄者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参与”或“不参与”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有人甚至指出，无论直接电影还是真理电影，拍摄活动本身就已经“参与”了拍摄对象的活动，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而已，而且大多数拍摄对象都会有镜头意识，会在镜头面前表演自己，这个问题我会在后面详述（参见本书第7章《独立精神》第？节“基氏悖论与纪录片的独特角色”）。
更为复杂的是，真理电影创始人让·鲁什在1978年倡议创办的“巴黎真实电影节”没有以“cinema-vérité”而是以“cinéma du réel”作为名称（相当于英语cinema of real），汉语直译为“真实电影”，似乎可以理解为是“真理电影”与“直接电影”的折中，这种情况使得“真实电影”这个概念变得更难理解了。没关系，我们将以后继续探讨（参见本书第9章《新纪录片》）。毕竟，纪录片真实问题每隔十年都会被拿出来进行一次大讨论，尽管不会有明确结论，但是以后还会被继续讨论。
二战硝烟散，热战转冷战；影视起争端，自由变垄断。无论“直接电影”，还是“真理电影”，或者“真实电影”，这些名称中都有一个对立面（“真实”对“虚假”，“真理”对“谎言”，“直接”对“间接”），这些名称无不表明，二战后的纪录片工作者继承二战前的先驱探索真实的优秀传统，继续探索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态环境的真实，这个生态环境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个地球，两大阵营，三个世界”。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真实电影”，我想说：“真实电影”是“为自由和真理而直接战斗”的纪录电影。这句话中包含着四个关键词，这四个关键词也代表着二战以来的纪录片领域被继承以及新出现的四种美学理想：自由电影、真理电影、直接电影、战斗电影。
直接电影被称为“观察式纪录片（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真理电影被称为“参与式纪录片（participatory documentary）”，这种区别是以纪录片叙事模式划分的，二者都是相对于此前已经盛行半个世纪之久的“陈述式纪录片（expository documentary）”而言，这种叙事模式又称“格里尔逊式纪录片”，是以“上帝之声”和“第三人称”为特征的“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20世纪的纪录片历史被分为“格里尔逊时代”和“后格里尔逊时代”，分水岭是1950年代中期发生在英国的“自由电影”运动，就让我们从这场运动开始讲述真实电影的历史吧。
